所谓“亚洲四小龙”,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迅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地处亚洲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1]
亚洲四小龙全都位于亚洲东部或东南部,地理位置优越;幅员不大,工矿资源很少,但却都是亚洲强国或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关系;各自的政治中心首尔、新加坡、台北、香港是亚洲名列前茅的大都市。
东亚模式的实质,是以产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它最早是专门用来形容日本经济发展形态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高新技术,可是始终不肯用国外贷款来发展经济,它们觉得这样做会失去主权。20世纪初,面对没有外汇进口商品的窘境,日本开始尝试出口丝织品、陶瓷等轻工业产品来换取外汇;尝到甜头后,就继而出口钢铁、化学品等重化工业品并取得巨大成功。1914年时日本的纺织业从无到有,一半产量远销海外,占据全球1/4的纺织品出口市场,从而带动起了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腾飞。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照搬照抄日本开创的这种东亚模式,改变过去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重点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样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辉煌。如果再说近一点,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用经济特区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来大陆创办出口型加工企业,大体上也是借鉴的这一做法,最后同样取得了成功;及至后来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走的同样是这样一条以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东亚模式之路。
※主要历史回顾※
有人认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如香港主要受益于自由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则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所以“不存在”什么统一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但也应当看到,以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几乎是亚洲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尤其被西方国家赞赏。
不过,后来随着出口比重越来越大,整个国民经济完全仰仗出口市场拉动,事物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慢甚至出现衰退。当然,这并不能否定东亚模式的功劳,只能说再次证明了过犹不及的道理。
东亚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东亚模式在亚洲四小龙身上得到具体而突出的表现,是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分不开的。
从外部环境看
从外部因素看,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呈高速增长态势,这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政策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时,科技革命使得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样一来,就势必会给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相应缺口;而亚洲四小龙恰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所以两者可以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从1972年起逐步解封海上贸易,急需大量补充日用工业品,这也对亚洲四小龙的产品出口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地说,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长期繁荣都与中国大陆市场密不可分。
二是与西方价值观接近,经济容易融合。
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受美国的影响和援助很大,所以无论是价值体系还是经济体系都能很快地就与西方接轨起来;新加坡以前是英国殖民地,而当时的香港依然是英国殖民地,它们在法律、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深受前者影响。所有这些,都注定亚洲四小龙与西方国家实现经济接轨具有诸多天然的便利条件。
从内部环境看
从内部因素看,主要体现为四点:
一是各国政治高度稳定。当时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都处于威权政体之下,香港则是在殖民地政府(香港政府)的一手掌控之下。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地区环境,使得亚洲四小龙都能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并且所推行的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二是政策对头。具体地是指亚洲四小龙在这方面实行的政策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符合自己特点的正确道路。例如,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出口,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刺激居民储蓄来开辟投资渠道。韩国的做法与台湾大同小异,同样也是通过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措施来扩大出口规模的。香港和新加坡则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
三是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当局不但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出口,并且还积极参与投资,这就更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发展沿着既定轨道有序进行,不至于半途而废。
四是与儒家文化背景有关。亚洲四小龙同属华人地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优良的儒家文化品德,在推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方面不可或缺。
在这方面,韩国的“汉江奇迹”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可以说一塌糊涂。韩国首都汉城(2005年1月19日起中文名改为“首尔”)的基础设施在战争中几被摧毁殆尽,数百万韩国人在贫困和失业中挣扎。所以,李承晚1948年出任韩国总统后首先要抓的就是经济改革,包括土地分配。
但韩国真正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则是1961年朴正熙以政变方式推翻原政权出任总统后,直到1979年他遇刺身亡,连续执政18年。
朴正熙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在他看来,没有经济振兴也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所以全力以赴狠抓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他为此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针对国情开展“新乡村运动”和“五年计划”,使得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凝聚民族力量,提出“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使得韩国工人只用美国工人1/10的成本就创造出了2.5倍的生产率;大力扶持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成的财阀(企业集团),使之成为韩国政府经济振兴蓝图的实际执行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朴正熙虽然实行的是铁腕统治,但是他对韩国经济振兴的贡献功不可没,被认为是韩国东亚模式的最大功臣,至今依然有人认为他是韩国“最伟大的总统”。
由于韩国首都汉城市中心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汉江,所以韩国以首都首尔为代表的经济飞速发展成就也被称为“汉江奇迹”——其狭义概念是指1953至1996年间汉城的经济发展成就,广义概念则是指整个韩国飞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成就。
东亚模式有哪些基本特征
从上容易看出,所谓东亚模式也叫亚洲模式,确切地说是亚洲国家社会发展所普遍采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具体地说,东亚模式具有以下三大基本特征:
一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管理体制
亚洲国家或地区过去曾经普遍拥有较长时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又多为殖民地,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当时香港依然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一点除外)。所以,历史上缺乏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应基础,可是战时实行统制经济的惯性还在,并且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控制型指导下,更习惯于通过政府的理性干预来恢复和发展经济。正应如此,无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日本的经济兴起,都能从中看到美国扶植发展的影子。
除此以外,在战争废墟上发展经济,当然也会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以确保国家政策和制度更好地得到贯彻执行。
所有这些,都使得亚洲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更依赖于与政府管理相结合,从而形成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不太可能向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二是外向型经济导向机制
亚洲各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外向型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小,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看,其中多数情形是人多地少、内部市场狭小,可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海上运输也方便,而这些就决定了它们扬长避短的最好方式,就是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经济。
这种外向型经济,既可以是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来本国投资、生产产品后出口到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包括直接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生产基地。
从亚洲四小龙的情形看,前期主要是前者,因为这能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来带动经济发展;后期主要是后者,即通过对外投资来占领投资国市场,同时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三是雁行形态区域经济运行机制
东亚模式下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起步时间和发展水平普遍呈阶梯状,所以,产业循环会采用向下传递的方式,这样就方便了落后国家或地区的“依葫芦画瓢”。
这也是“雁行形态”理论中所指的通过“进口-自行生产-出口-逆进口”途径,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同时,把成熟产业或淘汰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结果又在客观上带动了后者的产业发展。
[1]亚洲四小龙在英文中通常译为“新兴工业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简称“NIEs”),只有很少情况下用直译,也有个别的译为“亚洲四小虎”(但在使用中文的亚洲地区,“亚洲四小虎”另有所指,具体地是指20世纪90年代经济像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的四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