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以落实宏观调控为标志，2004年成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元年”。2004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随后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一条红线。这表明，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根本指针。

那么，科学发展观和绿色发展观又有什么联系呢？简单地说，绿色科学观是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它们的目标和内容高度一致，那就是以人为本。

树立和贯彻实施绿色经济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文明发展，彻底转变发展模式

所谓文明发展，是相对于“野蛮发展”——不顾环境、粗放经营、竭泽而渔——而言的。关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人知道，其中一个变化非常明显的指标，就是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GDP指标，由过去的“总量”改成了“人均”，提出了人均GDP指标翻一番的目标；同时，第一次引入了单位GDP能耗指标，对资源利用率提出了强制、明确、量化的约束，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要降低20%左右。

这个指标的提出，体现了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既强调了要实现一定的发展速度，又强调要节约资源。而要完成这样的硬指标，除了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外别无他途。

坚持以人为本

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巨大发展变化之中。时过境迁，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用今天的眼光再次审视发展之路，可以发现，原来追求的那种快、大、高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没有错，可是在今天经济总量已经迈上一个新台阶、全社会已经积累了更多经济财富和发展经验、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有了新内涵之后，这种不惜破坏资源、牺牲环境、为发展而发展的代价实在太高，必须立刻转变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轨道上来。

2004年3月，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徐树正，引进一个从农副产品中提取天然色素等有用成分，用于生产食品、饮料、化妆品等产品添加剂的项目，并为此成立了杭州东远色素有限公司，准备在浙江省富阳市万市镇投资1200万元。

为了慎重起见，徐树正请浙江大学等高校科研人员对环保问题进行论证。专家们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源稀释，企业生产中的有机物污染长期沉淀，会使地下水变色，对周围农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而从企业投资规模看，要建造单个污染处理工程得不偿失。徐树正将这一信息主动、及时地反馈给该镇。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该镇毅然忍痛割舍了这个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项目，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1。

创新发展模式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九五”计划中就曾明确提出。总体上看，我国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不仅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例如，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总量4%，但资源消耗占全世界的比重却为：石油7.4%、原煤31%、钢铁27%、氧化铝25%、水泥40%。我国用水总量与美国相当，可是GDP仅为美国的1/8；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从近年来部分地区频繁发生的“电荒”、“油荒”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经济运行就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2。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具体地说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纠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变原来的“三高一低”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三低一高”转变；绿色生产、循环经济大行其道；把双赢互利的和谐理念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去　3。

提高发展质量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逐步加大。如果继续沿袭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长方式，所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例如，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东莞模式”堪称一大奇迹。通过吸引300亿美元外资，广东省东莞市从农业县走上了现代化城市的快车道，外贸出口额从1996年开始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以外源带动为主、以来料加工和劳务消耗为主、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摆脱不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历史局限。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该市提出了推进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创新，以科技进步、人才集聚、结构调整、优化配置、加强管理为突破口，努力创建“现代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文化新城。”可以说，该市面临的问题正是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东莞的转型之路就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有益探索　4。

生态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依存、开发、掠夺、和谐。由于各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同，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态度也不相同。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必然要求。那种掠夺式的开发，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性灾难，已经招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与惩罚，人类与大自然如果再不能和谐相处，这种开发就难以为继。

人与自然和谐成长

人与自然的和谐成长，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时，更要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因为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以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例。1999年11月6日，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第一次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2002年9月，他又作了题为“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和体制保障”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5。

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一种科学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开始成为各项水利工作的指导思想。不难看出，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利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高层领导的倡导和推动，以及在建设规划中的谨慎从事。

立法推行生态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成长，必须依靠立法保护。如果仅仅是领导重视、因人立言，即使一时一地生态建设搞得好，也非常令人担忧。领导调走了怎么办？领导讲话不灵了又怎么办？

在这方面，海南省的做法具有示范作用。1999年2月，海南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创建生态省议案”；同年3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就批准海南省作为我国第一个生态示范省进行试点。此后，该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使得该省创建生态省有法可依。

多年过去了，海南经济特区积极探索适合岛情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新路，不断探索欠发达地区如何在发展中摆脱“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闯出了一条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新型发展道路。

由于该省坚持以生态省战略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规划都以《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为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符合生态省建设的要求；并且修订和制定了一批地方法规，高层推动、统一协调；尤其是“纲要”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因换届和领导班子变动受影响，步伐迈得扎实而有力　6。

绿色城镇，环境经济并重发展

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小城镇建设步伐非常快，现在已经到了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就目前而言，绿色中国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绿色城镇上来，因为它不仅数量多，而且连接着农村与城市，是将来集聚主要人口的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今天的各种“城市病”届时就会卷土重来。党中央提出，要将小城镇建设作为加快中国城市化步伐的战略组成部分，其中就包含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含义。

小城镇建设决定城市化水平

中国要发展、要走向富裕，就必须提高城市化水平。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关键，不是发展大城市，而是着力建设小城镇。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城镇建设决定了城市化水平高低，决定了国家发展。

我国原有的城市化水平很低。1949年，全球城市化水平是29%，我国是10.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个百分点。196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19.8%，1978年又下降到17.92%，18年间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近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共有城镇人口5.2376亿，占全国总人口40.3%，这说明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0%这条线。在全国城市人口中，建制镇非农业人口2.56亿，占49.2%。这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一半靠小城镇支撑着　7。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在全球排名第82位。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195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不但落后了45年，而且质量也不高：计入城市人口的人49.2%住在镇上；平均每个建制镇财政收入只有1136万元，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平均每个在镇人口年末存款只有2478元，说明富裕程度、消费水平都还很低；建制镇有59.7%的人口是农民，说明建制镇人口仍然以农民为主　8。

这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快发展小城镇，同时加快发展小城镇的二三产业，吸引周围农民进入小城镇。

我国经济发展取决于小城镇绿色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落后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很大因素取决于生态环境问题。

自然环境的发展演化，像一只无形的手，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活动及其文明进程。工业革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人类生存条件日益恶化、自然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威胁西部地区，同时也同样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道理很简单，因为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江河的源头。例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有黄河发源地，西部有长江上游干流，那里的冰川、森林、草地是国内主要江河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的安全阀，在全国生态平衡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这和绿色小城镇有什么关系呢？仍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这里平均海拔3305米，环境人口容量极其有限，生态环境恶化，部分地区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2003年该州人均纯收入不足625元的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州农牧民总人口的63%　9。

绿色小城镇，说穿了就是要由各级政府筹集资金，在这些不适应人类生存、需要对自然生态实行保护性恢复的地方，主动实施移民战略。通过城镇化来吸引和安置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人口，彻底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退耕还林，尊重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这种做法也叫生态移民。

在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类似于这样的情形很多很多。试想，如果这些地区通过生态移民、绿化小城镇，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又保护了自然环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作用该有多大？

正因如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西部开发要以生态优化为前提、基础设施为重点，争取10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可谓切中要害。

政绩考核，应当要有环保指标

绿色发展观的形成，除了主观意志外，客观上需要有监督、考核措施。通过监督、考核，让它成为各行各业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自觉行动。因此，在政绩考核中，应当要有环保指标。

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

“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这是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可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许多地方，这个结论被颠倒了过来。所以，政府部门要坚决转变管理职能，转变发展模式，坚定地走污染少、效益高的新型发展模式，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科学发展观来考核政府官员。既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红线，那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即绿色发展观来统帅、考核各级政府官员，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更何况，如今考核官员的环保责任已经成为国际趋势。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就强调了要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问责制”。官员们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不是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最佳理由吗？

政绩考核的环保标准

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标准，历来强调德、能、勤、绩、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官员“工作实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应当包括就业率、最低生活保障率、基尼系数、环境保护率、资源利用率等，以及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还应当包括当地政府对中央政府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

总之，一定要将环境成本从经济增长数值中扣除，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政绩考核标准；同时，要把它与政府官员的任免密切挂钩　10。

究其原因在于，单纯的GDP指标，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GDP增长就是执政党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唯一来源，这是不科学的。因为经济活动并不完全由政治支配，因此，政党不该成为所有经济后果的责任承担者。执政的根本合法性，在于保障人民有一个良好安全的社会秩序，有一个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

更何况，从绿色发展观看，环境权益是人民生存权的重要部分。我国既然已经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保护环境理所应当是各级政府管理者的职责，破坏环境就等同于违法犯罪。

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政绩考核标准的落实，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形成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中央有关部门分别于1999年、2002年和2003年，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为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环境保护是公共事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身心健康。因此，让人民群众知道、监督、参与那些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环境信息与公共项目，评价、监督、了解那些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就变得非常重要。

可以这么说，社会评议是完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树立绿色发展观的不二法宝。

1　《万市割舍污染项目，环保成为招商引资第一前置条件》，2004年6月23日中国环境报。

2　新华社评论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该终结了》，2005年10月18日新华社。

3　张玉玲：《科学发展观实践2005年：中国发展的历史新起点——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系列述评之一》，2005年12月2日光明日报。

4　同前。

5　《汪恕诚：再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2004年5月13日中国水利报。

6　《起步是最早，建设求最好》，2004年4月8日中国环境报。

7　姬业成：《关于小城镇建设的冷思考》，2004年4月5日农民日报。

8　同前。

9　龚益：《城镇化：西部生态移民的必由之路》，2004年7月8日中国建设报。

10　潘岳：《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考核》，2004年4月26日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