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镑和美元一样，是全球硬通货。长期以来，英镑在全球具有极高的威望，“母凭子贵”，发行英镑的英格兰银行本身也就代表着繁荣和力量。可是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貌似强大无比的背后，就被索罗斯一眼看出了漏洞。于是，索罗斯准备给英镑一点颜色瞧瞧，动摇动摇这根在西方国家眼里坚强无比的金融支柱。

1991年2月9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经过两天辩论，会议通过并草签了《欧洲联盟条约》（包括《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史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共同体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一体化步伐在进一步加快。

根据该条约设想，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12个欧洲共同体联盟国，将在2000年前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而事实上，从1987年开始大多数欧洲货币就已经稳定在德国马克上了。建立单一货币是大势所趋，但这种做法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毕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要把各国货币硬性统一到某种货币上来，必定会“有人欢喜有人忧”。

以英镑为例。当时的英镑汇率为1英镑兑2.95马克，应该是很高的水平了。索罗斯认为，欧洲共同体联盟建立后，各成员国必须保持同一水平的汇率；如果汇率多样化，容易招致国际游资的冲击。而当时的英国经济正在衰退中，英镑以后要想长期保持这样的高汇率基本上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长期来看英镑必然要贬值。当然，这种情形不仅反映在英镑身上，同样也反映在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身上。也就是说，长期来看英国政府一定会被迫退出这种牵强附会的货币汇率机制，否则成本太高。

看准了这一点，索罗斯开始行动了。索罗斯想，凭他的崇高信誉，用10亿美元作抵押能借到100亿美元资金用于炒作。如果他大量抛售英镑，造成英镑贬值预期，必定会引发英国股市震**，连带影响到其它国家汇率发生变动，在这种天下大乱之际，他正可以乱中取胜大捞一把。

后来的事情经过正像他设想的那样进行。索罗斯在狙击英镑战役中，一共抛售70亿美元英镑，他用这些钱购买了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以及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少量的法国法郎。并且，正是索罗斯的这种大量抛售英镑，形成了市场对英镑的长期贬值预期，他从这种卖空中获利10亿美元。

由于索罗斯大量买入德国马克，这就使得市场形成了对德国马克的看涨预期。这种看涨预期对德国股票是不利的，可是对德国的债券投资却是有益的，所以这时候他开始长期投资德国债券市场。当然，不仅是德国债券市场，还包括法国债券市场。

容易看出，索罗斯把原来自己手中的英国英镑换成德国马克，这一漂亮转身不仅已经让他获得10亿美元的现实收入，而且还使得他手中拥有的德国马克成为一种非常坚挺的货币，索罗斯在这其中获益匪浅。

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金融“大跃进”运动，纷纷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希望以此来驱动经济快速增长。可是这些国家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主要是依靠外延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在要想通过金融开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抗衡，很容易被外力所打垮。

正如索罗斯2010年7月2日在《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假如德国退出欧元”的文章中所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正是当初欧元启动之初就存在的一个漏洞。因为当初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货币联盟（欧洲中央银行）时，并没有建立政治联盟（中央财政部）。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先天性缺陷：当涉及各国主权信用时，欧元区各成员国必定会各自为战，各打各的小算盘。

例如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希腊出现主权债务时，欧盟当局的反应就因为各成员国分歧太大而过于迟缓，主要是其中的德国对通货膨胀过于敏感，不愿意承担改变的风险。而这也难怪，因为德国在20世纪中曾经有过两次价格失控的惨痛经历，不会轻易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是这样一来，尽管法国和其它国家的意见都很一致，在最终推出救援方案时也会费力得多；甚至弄得不好，完全有可能把整个欧洲也拉下水，所以其他国家纷纷指责德国。

可是这时候的德国其实也很冤枉：一方面，德国具有最高的国家信用，自然不想因为希腊危机让自己蒙羞，它依然想追求坚挺的货币和财政预算平衡；另一方面，它的这种具有通货紧缩效应的政策会自觉不自觉地强加于欧元区其他国家，让别人难堪。

更要命的是，这时候的德国本来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退出欧盟，可是这样一来，德国马克必将会一路飙升、导致欧元直线下跌，从而因为货币快速升值大大削弱竞争力，其政治风险不可估量，所以它也有点不敢。

从索罗斯的这篇回顾文章中可以看出，索罗斯可谓旁观者清。他根据自己过去对全球政治经济时局的观察发现，当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在到来。事后证明，他的这一判断非常正确，也由此在索罗斯身上造就了一系列神话故事，铸成了他投资事业的最高峰。

人算不如天算。事隔不久，同样的老虎打盹一幕又出现在东南亚。

那是进入1997年以后，东南亚金融市场一改过去的风平浪静显得动**不宁，1997年5月以后问题更严重，尤其以泰国泰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最为典型。这些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又连累到了印度尼西亚印尼盾、新加坡元等货币卷入其中。

这种金融动**首先出现在泰铢身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索罗斯选择首先攻击泰铢是有说法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是，泰铢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成为周边几个国家的硬通货；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便于索罗斯自由进出。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银行利率虽然都比泰国高，可是这两个国家的汇率有较多管制、经常受官方操控，就不太适合投机炒作。另一方面，泰铢汇率长期紧盯美元、相当稳定，这样就可以把投机泰铢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更不用说，这时候的泰国经济虚假繁荣表现得最突出，攻击泰铢最容易取得成功。

正是因为上述有利条件，索罗斯在谨慎选择之后首先从泰铢开刀。

而从时间上看，当时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国际热钱正在大踏步地进入亚洲新兴市场。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发出警告，可是并没有得到亚洲国家应有的响应，因为当时“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笼罩着整个亚洲。索罗斯想，既然这样，就该轮到他出手了，暗中加紧了把资金慢慢投入到东南亚市场的步伐。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有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的资产质量不高、流动资金不足，这被索罗斯看作是泰国金融体系将要出现大问题的先兆。

于是索罗斯立刻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引发储户在上述机构大量提款。与此同时，索罗斯联合西方对冲基金一起大量抛售泰铢，泰铢受此冲击一路下滑，1997年5月的最低点跌到1美元兑换26.7铢以下。

泰国中央银行慌乱之中连忙出手护盘，希望通过反围剿战争让索罗斯等知难而退，具体走了以下三步棋：一是泰国和新加坡联合投入120亿美元资金吸纳泰铢，企图彻底消化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抛出的筹码；二是借鉴1994年马来西亚的做法，严格禁止各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一方；三是大幅度提高利率，把隔夜拆借利率由原来的10厘迅猛拉至1000厘至1500厘。泰国政府认为，有这三管齐下索罗斯一方最终就会不得不败下阵来。

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对索罗斯来说确实是当头一棒，甚至是当头三棒。由于银根抽紧、利息猛增，措手不及的索罗斯一下子就损失了3亿美元，损失可谓是不大不小。

这时候的索罗斯当然可以知难而退，但他显然感到这点损失对他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更重要的是，此时索罗斯凭直觉感到泰国政府已经黔驴技穷，再也看不出下面有什么更好的杀手锏了，反而感到心安了许多。

稍事休息后，准备充足的索罗斯调整思路，于1997年6月紧锣密鼓地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用于攻击泰铢。几个回合下来，泰国政府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告用罄；而这时候的索罗斯却依然弹药充足。

1997年6月30日泰国总理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无论是重申也好发誓也罢，弹尽粮绝的泰国中央银行耍嘴皮子还可以，没有可以用来攻击索罗斯的金融子弹只能是干瞪眼。仅仅两天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就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放弃已经实行了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汇率。

泰国政府的这一招，目的本来是为了实行割肉补仓。可是没想到，这正好中了索罗斯的埋伏。索罗斯不仅对此早有安排，并且还准备了多套对付办法。就在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当天，泰铢就下跌20%，到7月24日时已经下跌到1美元兑换32.5的历史最低点。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宣布辞职；8月5日，泰国中央银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索罗斯宣告取得完胜。

有道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面对泰铢的杯盘狼藉，索罗斯的头脑清醒得很。他想，从泰铢开刀只是他的战略而不是目的，在打败泰铢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必定会大幅度贬值直至造成崩溃。不用说，接下来的东南亚各国看到泰铢一战已是心惊肉跳，纷纷进行殊死抵抗，但同样在索罗斯的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当然，这是后话，这里不提。

这表明，无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亚洲四小虎”，是“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遇到精明如索罗斯这样的国际炒家，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扎紧篱笆，才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