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录

祖望谨案：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学案》。

濂溪门人

纯公程明道先生颢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徙为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秀爽。叔祖母任抱之，钗坠不觉，后数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其处，得之。踰冠，中进士第，调鄠县主簿。南山有石佛，岁传其首放光，远近聚观。先生谓其僧曰：“吾有职事。俟复见，为吾取其首来观之。”自是光不复见。改上元县，盛夏堤决，法当言之府，府言之漕司，然后兴作。先生曰：“若是，苗槁久矣!”竟发民塞之，岁乃大熟。上元当水运之冲，设营以处病卒，至者辄死。先生曰：“病者给券而后得食。待食数日，奚而不死!”乃白漕司豫贮米营中，死者减半。仁宗登遐，遗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属吏将释服，先生进曰：“请尽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尔。”尹不从。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释也。”一府相视，无敢除者。茅山有龙池，其龙如蜥蜴而五色，自昔严奉，以为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时，见持竿以黏飞鸟者，取其竿折之，自是乡民子弟不敢复畜禽鸟。其不严而令行如此。移晋城令。河东财赋窘迫，官所科买，虽至贱之物，价必腾涌。先生度所需，使富室豫储以待，及期，定价买之，贫富咸利。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常借以补助民力。部使者至，则告之曰：“此钱令自用而不私，请一切不问。”先生视民如子。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先生从容理其曲直，无不释然。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涂者，疾病皆有所养。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童儿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年，民无强盗及鬬死者。秩满，吏夜叩门，称有杀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诚有之，必某村某人也。”问之，果然。或询其故，曰：“吾尝疑此人恶少之勿革者也。”熙宁初，用吕正献公分著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见，从容咨访。将退，则曰：“卿可频来求对。欲常相见耳。”一日，议论甚久，日官报午正，先生始退。中人相谓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务以诚意感动人主，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后进说，未有一语及于功利。尝极陈治道，神宗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媿屈。新法既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无事。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幸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职。安石本与之善，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点京西刑狱。先生固辞，改签书镇宁军判官。奄人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天方大寒而虐用之，众逃归。群僚畏昉，欲勿纳，先生曰：“彼逃死自归，勿纳必乱。”即亲往启门，约少休，三日后役，众驩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后过州，见先生，言甘而气慑。退而扬言于众曰：“澶卒之溃，程中允诱之，吾且诉于上。”先生闻之，笑曰：“彼方惮我，故为是言也。”果不敢诉。曹村埽决，先生谓郡守刘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请以厢兵见付，事或可集。”涣以镇印假之，先生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耳。先生募善泅者衔细绳以渡决口，得引大索，两岸并进，数日而合。迁太常丞、知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濒河恶子胁取行舟财货，岁必焚舟十数。先生捕得一人，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过者，其患始息。水灾，请发粟，司农遣使阅实，邻邑多自陈“谷且登，无贷可也”，先生请贷不已，得谷六千石，饥者用济。司农视贷籍，户同等而所贷不等，檄县杖主吏。先生言：“济饥当以口之众寡，不以户之高下。令实为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阅保甲，权宠张甚，诸邑供帐，唯恐得罪。至扶沟，主吏以告。先生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中正亦惮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盗者，先生谕而遣之。再发，盗谓其妻曰：“我与大丞约，不复为盗。今何面目见之邪!”遂自经。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复旧任。已坐逸狱，责监汝州酒税。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资性过人，而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正叔闻汝南周茂叔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文潞公采众议而为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明嘉靖中，祀称先儒程子。

百家谨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启文明之运。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朱子曰：“元公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广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孔、孟氏之传，焕然复明。”此定论也。顾二程子虽同受学濂溪，而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识仁篇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横渠《西铭》，旧名《订顽》），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刘蕺山曰：程子首识仁，不是教人悬空参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识得后，只须用葆任法，曰“诚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间，其真用力候也。盖天理微妙之中，着不得一毫意见伎俩，与之凑泊。才用纤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劳矣，安得有反身而诚之乐？诚者，自明而诚之谓；敬者，一于诚而不二之谓。诚只是诚此理，敬只是敬此诚，何力之有！后人不识仁，将天地间一种无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识诚敬，将本心中一点活泼之灵，滞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习心。向来不识此理，故种种本心为习心用；今来既识此理，故种种习心为本心转，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见道分明语也。乃先儒以为地位高者之事，非浅学可及，学者只合说克己复礼为仁。周海门先生深不然之，以为不识仁而能复礼者无有是处，极为有见。而顾泾阳先生则云：“学者极喜举程子识仁。但昔人是全提，后人只是半提。‘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后人只说得‘浑然与物同体’，而遗却下句，此半提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全提也。后人只说得‘不须’二句，而遗却上句，此半提也。”尤见卫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谓程子《识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录》遗之。然“诚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识仁》一篇，总只是状仁体合下来如此，当下认取，活泼泼地，不须着纤毫气力，所谓“我固有之”也。然诚敬为力，乃是无着力处。盖把持之存，终是人为；诚敬之存，乃为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诚敬，诚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检，克己是也；存正是穷索，择善是也。若泥不须防检穷索，则诚敬存之当在何处？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静专言此意，固有本哉！

顾泾阳曰：程伯子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只此一语已尽，何以又云“义礼智信皆仁”也？始颇疑其为赘。及观世之号识仁者，往往务为圆融活泼，以外媚流俗而内济其私，甚而蔑弃廉耻，决裂绳墨，闪铢回互，诳己诳人，曾不省义礼智信为何物，犹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后知伯子之意远矣！

宗羲案：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其披拂于人也，亦无所不入，庶乎“所过者化”矣！故其语言流转如弹丸，说“诚敬存之”，便说“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说“执事须敬”，便说“不可矜持太过”，惟恐稍有留滞，则与天不相似。此即孟子说勿忘，随以勿助长救之，同一埽迹法也。鸢飞鱼跃，千载旦暮。朱子谓：“明道说话浑沦，然太高，学者难看。”又谓:“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下稍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见上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谓程先生者，单指明道而言。其实不然，引而不发，以俟能者。若必鱼筌兔迹，以俟学人，则匠、羿有时而改变绳墨、毂率矣。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

定性书

百家谨案：横渠张子问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镜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百家谨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为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刘蕺山曰：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贯，不事更端，亦不烦诠解。今姑为之次第：首言动静合一之理，而归之常定，乃所以为静也。是内非外，非性也；离动言静，非静也。“天地之常”以下，即天地之道以明圣人之道不离物以求静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异于圣人而终失其照物之体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圣人之喜”以下，又即圣人应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恶。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极难下手处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见外物之不足恶也。合而观之，主静之学，性学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圣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实归于无欲，所以能尽其性也。常人离寂而事感，离感而求寂，故去欲而还以从欲，所以自汩其天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无疑。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

百家谨案：“性无内外”云者，罗整庵云：“内外只是一理也。”“情顺万物而无情”者，先遗献云：“此语须看得好。孔子之哭颜渊，尧、舜之忧，文王之怒，所谓‘情顺万物’也。若是无情，则内外两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无情’只是无私情，如下文圣人之喜怒，以物之当喜怒，而无自私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为太宰，疏解《定性书》，会讲于京师，分作四层：“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无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圣人之常，情顺物而无情，此是圣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观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圣人，圣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计吏俱在京，咸会于象房所，约五千余人。罗近溪、耿天台、周都峰，徐龙湾并参讲席，莫不饱饫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