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后，钱玄同曾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概括他与鲁迅的交往：“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1

具体来说，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由疏转密，是以1917年8月9日为重要标志的；两个人之间的化友为敌，是以1929年5月25日为重要标志的。

查阅《鲁迅日记》，两个人之间最早的通信记录是1913年3月16日的“得钱中季书，与季市合一函”。而现存最早的钱玄同致鲁迅信写于1915年4月9日，其中写道：“委件又迟了许久，未曾报命。弟不善作篆，真书虽拙劣犹或稍愈于篆，故改写真书，未识可用否？”2

由此可知，鲁迅此前曾经索要过钱玄同并不擅长的篆体书法，而钱玄同送给他的是真体书法。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第一次到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聚谈，周作人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11时去，夜颇热。”3

鲁迅在日记中留下的记录是：“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4

这是钱玄同与鲁迅及周作人兄弟之间由疏转密的重要标志，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三个人之间借助《新青年》杂志展开了密切合作。

据《鲁迅日记》记载，钱玄同1918年间到绍兴会馆访谈二十七次，寄给鲁迅书信六封，为鲁迅代领薪水两次，一起外出赴宴两次。鲁迅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时间里，共寄给钱玄同书信近四十封，其中包括1917年的五封。

另据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记与略评》中回忆：“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不合理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号里了。”

这里的“六年”指的是民国六年即1917年，“七年”即1918年。查阅《新青年》杂志，早在周氏兄弟到该杂志发表文章之前，钱玄同已经通过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在1917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3卷6期中替周氏兄弟摇旗呐喊：“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托尔斯泰）、Maupassant（莫泊桑）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是可以读的。（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这里的“起孟”与“启明”一样，是周作人的别名，“某大文豪”则指的是不懂外语却偏偏通过别人的口译改编出版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前辈作家林纾。

关于金心异即钱玄同的催稿，鲁迅在1922年12月3日的《呐喊·自序》中曾经有过活灵活现的生动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1925年6月15日，鲁迅又在《阿Ｑ正传》俄文序中回忆说：“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同年4月14日，鲁迅还在致许广平信中对钱玄同的文章表示赞赏：“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5

1927年2月18日，已经与《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等人断绝来往的鲁迅，在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稿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的成功，归因于钱玄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6”

到了1934年8月10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其中公开披露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废除汉字的观点，主要是“代朋友立言”，这位朋友就是鲁迅。

到了1935年8月14日，鲁迅又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中高调赞美了钱玄同以及他自己的“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7

这里的“洋场恶少”，是鲁迅加在并没有多少劣迹恶行的施蜇存身上的“颠扑不破的诨名”，“革命小贩”是他加在公开登报宣布退党的前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杨邨人身上的“颠扑不破的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