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查处冤案却把自己送进了大狱。

说到底，曾国藩还是书生本色，是那个时代所有士子的典型代表，不忘把“三纲五常”时时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更把忠君报国作为毕生的信念和理想来追求。为官八年，曾国藩每天生活在“闭门百虑丛忧煎，出门葛蔓相纠缠”[3]的官场之中，经历了不少凶险磨难的历练，心得体会更是总结了一箩筐，但事情过后又都忘到了脑袋后去了，仍然一切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做到绝对服从绝对遵循，认真履职，不折不扣，完全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态度，因而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置于被动的绝境，而他自己却不改初衷，义无反顾。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十六岁的曾国藩官居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之职。随着官职的不断跃升，曾国藩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会到了当官的益处、妙处。好日子接踵而来。由于收入渐丰，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搬出了寄居了六年之久的长沙会馆，单独赁了房子自立门户，显示出了大清中层官员的范儿，而且把家眷接入京城，一家人得以团圆，曾国藩也因此结束了与夫人多年分居的鳏夫生活。从表面上看，这时的曾国藩官运亨通，生活滋润，只能用春风得意，诸事顺遂来形容。孰不知，一场场险恶难料的官场风暴即将来临。

一天，道光帝单独召见曾国藩，吩咐他到河北的保定府走一趟，对那里发生的一起案子进行复核。领了圣命曾国藩不敢怠慢，连夜就带着随从赶奔保定府。

道光帝究竟交给曾国藩一件什么案子呢？

说起来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审理的过程却很繁琐，总是节外生枝，几经反复，甚至连道光帝都不得不亲自出面，组织三法司会审，但也是搞得一头雾水，没有最后弄清楚，成为轰动一时的悬案。

案情的主犯叫李纯刚，是保定府的一位县学生。他被人举报私藏朝廷禁书，并批有反语，不仅李纯刚本人当即被剥夺了功名，上报斩刑，而且还被没收了全部家产，要把他的全家发配边关。这看似一件很普通的案子，既有原告也有被告；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既有庭审又有口供，一切都符合程序，就等刑部批准执行就是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澜。保定府的一些读书人气不过，联名到总督衙门替李纯刚喊冤。在没有得到总督府的答复后，来了一个进京越级上访，直接告到了刑部、大理寺和军机处。这些读书人避开了李纯刚私藏禁书一事不谈，而是将矛头直指保定知府，控告他故意陷害李纯刚，目的在于图谋李纯刚的巨额家产。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案件就复杂化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私藏禁书问题，而且还牵扯到了官府、官员。

曾国藩亲赴保定府，经过明察暗访，证明此案果然是一桩冤案。

案子既然已经查明，曾国藩本该可以交差了，而实际上不仅案子没有交出去，倒把自己送进了内务府的大牢。因为，这桩案子不仅牵扯到了一些地方大员，还牵扯到皇亲国戚。

曾国藩自信满满地把罪犯供状誊写清楚，然后去御花园向道光帝禀报。想不到，道光帝御览完供状，没表示什么态度，而是问曾国藩现在官居几品。曾国藩据实回答，现在官居翰林院从四品侍讲学士，兼詹事府右春坊掌印。道光帝脸色一沉道，你才是个小小的从四品，就敢插手皇族的事，如果官居大学士，还不得把朕也下到大牢里吗？曾国藩一下子瞪大眼睛。莫不是这道光帝吃错了药吧？这都说了些什么呀？哪儿跟哪儿呀？太不挨边儿了。曾国藩正狐疑时，道光帝喝令，摘去曾国藩的顶戴花翎，押宗人府严加看管。曾国藩一听顿时懵了，不觉眼前一黑，昏倒在道光帝的面前。

曾国藩此次入狱，并非是因为办事不力，而恰恰是因为他把事情弄得太明白了，才让道光帝坐不住金銮殿。

道光帝的心情十分复杂，处于两难境地。出了这等的馊事，无疑是给皇家的脸上抹了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这又不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就能解决的。制裁就要涉及骨肉至亲，涉及大清的基石……

犹豫是暂时的。道光帝不是个糊涂人，作为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然深知高官也好，皇族也罢，干系再大也大不过社稷；利益再重要，也重要不过江山的道理。他自己必须要拿出坚决的态度和霹雳手段，给祖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一个明白。

道光帝斩断忧思，当机立断，下旨缉拿案犯。于是，一批涉及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被悉数捕获，为大清除去一大痼疾、隐患。曾国藩被无罪释放。

这一次，本来立下首功的曾国藩，没有受到任何封赏，白白蹲了一回宗人府的大狱。出来后还遭到道光帝的警告，不准就被拘一事透露半个字，否则的话，皇上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这算是什么事儿呢？曾国藩心里甚是憋屈，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仰天长叹，把一腔怨气往自己的肚子里咽。正如他在三十一岁那年写下的诗句“壮盛百无能，老苍真无耻”，搞不清楚曾国藩真是怨恨自己壮年无能，还是咒怨老天爷不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