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云:水往低,人望高。试现目前所谓职业妇女的真相如何?几个赫赫有名的女事业家,还不是幕后全仗别人的照应?至于真正靠自己能力而生活的女人也不是没有,只是苦得可怜,或许仅够养活一身,远不及交际花之类倒往往是孝女兼做慈母的,她们负担极重,因此不得不阔绰地卖**。
——苏青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这句经典语录引发的共鸣,不单是女人、名女人,或许,也能令男人心有戚戚。男人打拼似是循自然之道,是责任,是担当,若换作女子出头,一旦成功,有了名望,多半会顶上“女强人”的冠冕。这副“枷锁”下,看作褒奖、赞美亦可,认为强势、狠角亦是。
世间男子伟岸挺拔如青峰,女子柔美韧性似流水,山水相依,山水相映,诠释着生命的和谐与共进,彼此依偎,缺一不可。
当平衡一经打破,那么,格局就发生转变,男子以不变应万变,而女子却不得不为生存和生计而改变。这便意味着独立前行,意味着风雪自担,意味着孤绝坚守,她于是在众人的眼中,多了清冷,多了坚硬,多了一些“背道而驰”的作风做派。这是必然,也是无奈。
苏青有过两顶“冠冕”,被世人众说纷纭,至今也摘不掉。什么样的“冠冕”,竟然让她戴了大半个世纪,这得从苏青的作文、做人说起。
有人说她是“大胆女作家”,甚至扣上了不雅的“文妓”帽子。
这个中缘由,得先从苏青的著作、文章开始追溯。
在民国时期,尽管思想趋于开放萌动,但在封建意识的固守作用下,社会形态和人文环境既矛盾又接纳,既纠结又融和,既抵制又相契。非常具有时代性和标志性。这个时期的知识女性,保守中有观望,蜕变里求成长,她们知行未必协调、合拍,在坚定中反复否定,当这种现象一旦被人打破时,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引为舆论焦点,备受关注和议论。苏青就是这么一个吃了“螃蟹”的人。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文艺文学百花齐放,历数精彩篇章。年年岁岁却有相似,岁岁年年亦有相同,但若去挖掘与苏青文章异曲同工之妙的作文风格,却鲜有。其实文坛从不缺大家、名家,也不缺好文章、好风格。不过,苏青这股子笔力劲,泼辣、爽气、洒脱的文风,却是一眼就能甄别,“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就是她文字的魅力。
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短篇中的《谈性》《好色与吃醋》《谈女人》《谈男人》《谈婚姻及其他》等作品,在当时是开创了先河之举。一个女子敢于公开谈论男人、女人,敢于侃侃而述对情感的经历和看法,敢于在大众面前提及性及人性,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往往能窥探到其思想中的“离经叛道”,骨子里的“血性花蕊”,基于性子使然,才有了笔下的诸多因果。
据说,苏青最大胆的一件事是将《礼记·礼运》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修改成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个标点符号的简单移动,寓意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也正因为这件事情,扯出一桩文字公案,至今仍然被有心人津津乐道地揣度。
其实,民国时期女作家有文字公案的不在少数,林徽因与冰心因为《我们太太的客厅》,沸沸扬扬闹了半个世纪也不得消停,张爱玲与平襟亚因为《一千元的灰钿》延伸出来的《不得不说的废话》《“一千元”的经过》的文仗,也曾打得不亦乐乎。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对探究苏青几桩文笔官司也好奇、冲动起来。
但凡看过苏青文章、了解她性子的人,都能从中体悟到,这是一位“强硬派”作风的女子。做事做人有主见,个性自我自负,这样的脾气最容易起事端。当然,这也有局外人的臆想和假设的成份,带有主观性和猜疑心。
都说凡事不能想当然,看到的不一定最真,听到的不一定最清,悟到的不一定最准,许多人事,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经由特殊的因缘发酵,起始和结果往往常出乎人意料。
苏青的第一桩文字官司,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来了,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创办了半月刊《宇宙风》,在创刊号和第二期上,苏青分别发表了《科学育儿经验谈》和《现代母亲》两篇文章,先简单浏览标题,便知其行文率真。喜好单刀直入,对想表达的核心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意图明显。这种直截了当的手法,常常会将读者带到想象的误区,总会让人觉得苏青的文章题材偏于议论;实则不然,她的短篇文字多为散文,笔锋有论文的犀利,笔力有小说的深度,笔触有散文的细腻,笔调更为大胆开阔,风格蔚然一体,自有乾坤。
在《科学育儿经验谈》和《现代母亲》中,苏青作文不失机警、幽默,她原本想抨击的是那些一味“迷信”科学养育,只会照本宣科的年轻母亲,养不好孩子,最终是靠奶妈的“土方法”将孩子带得壮壮的这些琐碎事情。这些纯属苏青个人的经历感悟和真切体会,洋洋洒洒道来,有亲临其境之感,正因如此,有关注者和热心人就有看法了。
当陶亢德将一封读者来信转到了苏青手中时,不知苏青是哑然一笑,还是抿嘴无奈,或生气不屑。最终,在《宇宙风》第六期上见到了一名叫赵敏求的信件,一篇苏青作的名为《科学育儿经验谈之性质及命题》的文章。且不说信件和文章说了些什么,最大的看点却来自于林语堂附了一段话在苏青作品后面,他道:“语堂批案:你们俩一男一女,妄事生非,且语多牵扯,累及本‘堂’,池鱼遭殃。本堂与原案无涉。不必搅在里头。且赵生牝鸡司卵,未免多嘴,冯氏逢场作戏,不必深责。是奶是水,全是捕风捉影,非奸非杀,何故击鼓喊冤?以喂乳作免战牌,冯氏既自知不合,倘汪妈呈辞职书,赵生岂甘为荐头店耶?冯氏发回养儿,赵生务须安分,此后若闻人作天癸高论,仰即免开尊口。”
能将林语堂吸引出来公开断案的情形并不多见,这次是何故呢?
一位初出茅庐的女作者与一位极为普通的男读者之间,他们因为对文章理解不同造成的分歧,原本《宇宙风》编辑做一段导语就可平息的事情,却惊动了刊物的发起人林语堂亲自出面调节,这似乎并不合常理。且说赵敏求的信件是没有提前公开的,是陶亢德收到后转交苏青预览,为此才有了苏青的下文。而下文之后还有“黄雀在后”,那便是林语堂的一段附录言论。当理清楚思路和线条后,是不是觉得疑惑丛生,是不是林语堂不经意看到了读者信和苏青文,因某种不谋而合的感悟,便来了兴致,发现了潜在的看点,并将看点有意放大。于是,一件本来寻常的文字官司,因为林语堂的批注(案),名气大噪,刊物收益,读者满意。而作为“委屈一方”的苏青,无意间收获的却是林语堂的青睐有加,以及名号的打响。
或有人会说这样的猜测和揣度难免牵强附会了,事实上,林语堂爱惜苏青才情,那是有据可证的,原本他们的缘分还不止于此。林语堂曾约见苏青,却因苏青怀孕中或顾虑形象对自己信心不足,放弃了一次绝佳的因缘际会,不久林语堂便出国了。这件事让苏青终身抱憾,成了心口的隐痛。
到底是什么打动了林语堂,让他对苏青另眼相看,除了文字还能是什么!
幽默、犀利、直接、大胆,女子行文能如此,在文坛极少见,又合了林语堂的节拍,想来林先生他不掺和一把,谁能有他这样的力度助推新人“苏青”呢,看似无意,却是有心了。
苏青的写作风格,敢于揭露的行文特色,让她的读者粉丝群多了几许期盼和遐思。
她说:“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予她们以生命之火。”
她说:“男人都是爱女人的,然而不能够解释得明白,因此女人便淌眼抹泪。一般女人只知道细语温存,搂呀抱呀叫**,须知道男人们的事情正多着呢……又谁能专心一志的同女人缠绵?”
苏青语出惊人,道男人也不敢直白的性情话,这便惹来了“大胆女作家”的封号。像“男人爱女人的年轻美貌,这是男人的天真直率处,也是男人在生理上易于冲动之故。**原由刺激而来,然而不能持久,因为两人相处得久了,兴奋便自减少。”这样的描写,但凡写到女人和男人,她都不绝于口,随时道来。
其实,将苏青冠以“大胆女作家”的称号,还有一个值得探究的内因,那便是苏青的个人情感经历。在谋生谋爱的过程中,她曾纠葛的那些若明若暗的感情,成为诟病的引线。
除了苏青本人,没有人能真实全面地了解到她的情感经历,只能从她的小说、散文中,从某些作家的文字片段中,或一些八卦传闻里揣度那些她交往过的对象。政界的人物、军界的上校、出版界的编辑、新闻界的大腕、商界的老板、教育界的学校教员、工程师等,他们或与苏青有过情感过程,甚至有些同居过,遗憾的是没有人向苏青提出过结婚。
在《续结婚十年》里,苏青曾描写到一位叫谢九的上校,据考证,此人乃台湾作家王林渡,笔名姜贵。抗战胜利后,王林渡主持京沪地区日军投降接收,其间认识了苏青,因为彼此都爱好文学,有了共同语言,且身在这种非常时期中的苏青急需一个坚实的臂膀,既可生存,又能阻挠军统的骚扰(苏青与陈公博、周佛海、陶亢德、柳雨生等人的关系,难免会受到军统的随时传唤),作为中统的王林渡,自然能庇护到苏青,加之王林渡之妻在战争中失联,于是他们的交往和同居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他们彼此的不信任和某些芥蒂,随着王林渡与妻子的团聚,让之前的一切又归于平静,而且相互留下了“怨气”。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九的描写,王林渡(姜贵)非常不满意,甚至嫉恨,于是在香港的《上海日报》连载了半月的《我与苏青》,在台湾《文艺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妇艳》,都是对苏青的抨击和不屑。不过,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能够察觉到,王林渡对苏青上心过,动情过,也付出过,特别是在妻子失联后,他是真想与苏青好好过,但是,苏青却不这么认为。《续结婚十年》中苏青借怀青之口说出了实情,她觉得谢上校与其他男子一般,为了情欲和性欲居多,尽管她也渴望一个真正的归宿,谢上校之于她,她有些爱不起来,也许这才是内因。
这段公案,局外人理不清扯还乱。
张爱玲对苏青一生奔波劳累的写照,只用了一句话,便囊括了全部——“谋生之外也谋爱”。从话中或能得知,如何维持生活,如何生活好,才是摆在苏青面前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有了这个基础,苏青才会考虑谋爱的可能性。那么,既然生活成了苏青的负担,她又是怎么“谋生”的呢?
1945年4月,苏青在《光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折扣》的文章,谈到了稿酬在文汇书报社遭到了剥削,内心不平,于是挥书说事了。不想,这有些泄恨的内容,有人看不过去了,一篇署名危月燕的《与苏青谈经商术》的文章发表在了《社会日报》上,文章中谈及苏青诸多的脾气和个性,当然,并不中听。
危月燕说,苏青“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领配给纸、领平价米,做生意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筹,她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著作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真足以使我辈须眉都自愧不如。”
这些还不能打住,他继续道:“虽然苏青小姐作风大胆泼辣,但就我个人来看未免失策,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苏青小姐太急功近利,结果反而贪小失大,以她的《浣锦集》来说,实在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此书出到第七版仍然定价一千元,未免太贵,再版书售价应该低廉一些才能畅销。另外文汇书报社的六折、七五折,也不算太高,卖给地摊报贩,虽然可以提高一个折扣,但一本书也只仅仅提高了十元左右,另外,小贩一次最多只能批销十本,且不能立即支付现金,不如文汇书报社一次性可预先付她书款的半数,如果只因为想多赚几万元,情愿放弃预支的现金,岂不是因小失大,失策过甚么?
“第二,是苏青女士不太懂得出版与发行之间交情的重要,社会上女人做事派头奇小。有时明知吃亏也要顾及交情,俗话说吃亏就是便宜,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道理,如今上海的小报界对苏青女士的论调往往贬多褒少,岂属无因?如果认为都是有人从中在作祟,那就大错特错了,希望苏青能知错改错,反躬自省,若认天下人都是凶人,在《天地》杂志上写《敬凶》这样的文章,那么在社会上非成为孤独者不可。
“第三,商场上建立信用是第一要义,信用就是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苏青小姐只知金钱,不知信用,在发行中今天托这家,明天托那家,甚至不惜纡尊降贵亲自跑到报摊上去接洽,为一两个折扣将协议置之不顾,虽然手段厉害,但一旦失却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文章的最后用一首打油诗结束:勿贪小利,要卖交情,建立信用,第一要紧。结婚十年,应懂做人,出言吐语,自己谨慎。乱发脾气,非生意经,依法追诉,不知所云。得道多助,失道寡邻,不必敬凶,自有钱进。”
看到这样的批评文章,谁能受得了,换作当下,不管谁是其中的主人翁,也得吵得天翻地覆了。
这样的文字,是朋友间的调侃,还是朋友指正苏青问题,或是文者为报社打抱不平,当然也存在与苏青有过节,产生文人相轻。其实这个人苏青太熟悉了,此人曾经是《天地》杂志的作者,那个时候,这位作者的文章还不止一次发表在期刊上,这人便是作家周楞伽,与苏青熟识,算是老朋友。这样说来,同为作者的周楞伽为何帮着报社说话?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不管如何,官司是拉开了战幕了,苏青老是不小心就中弹,这确与她的文风和作风有关,“小鹦哥”嘴害人啊!
苏青能咽下这口气?肯定不能。
4月20日,苏青一篇名为《女作家》的文章发表在《光化日报》的“饮食男女”栏目,说有人攻击她文章走红的原因是写了一些“月经带文字”,说恨不得说这话的男子“自宫”或帮他“割掉男人的累赘”。而后直接对准周楞伽生理缺陷攻击,说他是文汇书报社破格优待的文人……女作家也是人,人的权利总要争的,你周楞伽不喜欢贪小,随便你把书款全数奉送给人,或者不收版税也好,不关我的事,但是我的事却不要你来瞎管,你耳朵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不要把鸡毛当令箭。最后苏青还补上一句:“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文仗的结果是,报社乐,读者笑,当事人气。气了就更咽不下气,得继续战斗啊!
不久,周楞伽直接真名在《社会日报》上《正告冯和仪》,说原本玩笑几句最后却愈打愈凶,不惜人生攻击,说苏青的《结婚十年》这样的作品是毒害青年,麻醉社会。
苏青对此再道《矢人惟恐不伤人》,谈作家应有的条件和为人,讥讽周楞伽多管闲事,提及他耳聋残疾,对此挖苦。
紧接着,怒火冲天的周楞伽再发表了《再告冯和仪女士——论当女作家的条件》,他说“冯女士当不当女作家,不关我的事,但冯女士既以女作家自命……可是她给予我们的作品太使人失望了,什么《结婚十年》《饮食男女》,翻开内容来一看,满纸‘风流寡妇’‘两颗樱桃’,大胆老面皮,肉麻当有趣,读之使人魂飞天外,魄**九霄,难怪苏州某书店将她的作品称之为‘科学的性史’,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社会的进化,是足以毒害社会,开历史的倒车。敬告冯女士,女作家的台被你坍尽,你如能从此不当女作家,退出文坛,此乃文坛之幸,女作家之幸也!”
最后战斗还不罢休,周楞伽又针对苏青新发的文章《敬凶》发表了《毕竟是谁凶》,而另一篇《犹太型》中的一篇打油诗:“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书中自有颜如玉,恋爱岂可向众论。应得权利难放弃,迟付书款杀头型。拜金第一人都晓,何必推非以色民。”让苏青从此脱不掉“犹太作家”的帽子了。
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沦陷时期的民国才女难上加难!
苏青纵然有许多不是,但是她坚强不息的谋生精神,一个人赡养母亲、长辈、弟妹、孩子的担当更是令男子也汗颜,她有她做人的原则和道义底线,不失为一位有骨气的新民主主义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