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的事谈得太多，现在仍旧谈做官吧。官的种类可分为二：一是做文的官，一是做事的官，做事的官大抵有权，有权常有利，他们因此就很得意，不过我们却也眼热不来，粮食，税捐，财政，经济，公用，卫生，教育，土地……那一件内行，那一件办得来乎？因此我们若要做官，还是只能选择前者，那就是说做做公文的官。

——苏青

一个人一生钟情于一件事，为了一件事，做好一件事，是极不易的。古代女子因为封建思想、社会制度、传统观念、道德约束等，或许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只能圈囿于“三从四德”的框框套套里做好所谓的分内事：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操持家务。她们生活的轴心以“家”为铺垫、延展、落脚，她们的喜怒哀乐系于“家”的荣辱兴衰中，她们的生命姿颜只为“家”而幽幽、默默地绽放，这就是封建制度下女子的宿命吧。

到了民国时期，得利于新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意识萌芽，女性开始在社会地位、职业取向、家庭分工、教育权利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不再以单纯的“主妇”形象出现。时代的裂变，许多女子将“小脚”解放出来，从“樊笼”中飞上云天，她们瞭望天地悠远浩渺，静看世间开阔清朗，她们的思想雀跃跳脱，行动积极向上，情绪激昂高涨。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众多的优秀女性从“桎梏”中挣脱而出，登上了崭新的历史舞台，她们水袖长舞，心怀憧憬，创造出一个个精彩，一个个传奇。

挥书过《传奇》的上海作家张爱玲，有人将她作民国精致女子来标榜，说她独特绝艳，周身散发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凄美薄凉气息，惹人生疼，令人难以忘怀。深究其因，理由简单不过一二。张爱玲一生，与文字结缘，与文字为伴，不离不弃的是文字，这是她的事业，她的经济来源，她的生命的色泽。为文而活，以文而活，张爱玲用文字诠释了其生命的全部。现下热论张爱玲，不少人喜欢将她与苏青并提而论，其实，在4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她们早就是一对“姊妹花”，不然怎么称之为“上海双璧”呢。

如果说古代女子是封建意识的“牺牲品”，那么张爱玲便是思想解放的“践行者”，而苏青则是二者之间的典型代表者。既有残存的封建意识，又有开放的革命意识，在这些矛盾的互为作用下，经过慢慢地搓揉、打磨、拼接，其心理、意识、观念，在彼此不断地碰撞下，苏青便有了别样的气质、特点。

一部《续结婚十年》，再现了苏青的蜕变过程。这也是一部民国女子如何谋爱求生的辛酸史，更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一帧写照剪影，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衍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众生相演绎了一出“孤岛”交响曲。苏青以自我经历为蓝本，小说为体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40年代初人们的生存现状，社会的人文现状，以及复杂的政治现状等，表现手法大胆朴实，描写栩栩如生，为研究当时的上海实情提供了参考价值，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苏青的文学成就，也是社会成就。

其实苏青人生中真正的裂变，或许是从与丈夫分居开始的。这期间的苏青，饱受着寄人篱下的苦楚，而又要承担着谋求生活的各种压力，她的生命轨迹在浑然不知中悄然发生了改变。

当《古今》杂志的老板朱朴说，“陈公博看了《论离婚》很是赞美，那你何不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呢？这样你找工作的事就好办了”的时候，苏青最终还是写下了那篇名为《的印象》的文章。

《论离婚》到底是写了什么，令“市长”也念念不忘，拍案叫好呢？

苏青道：“性的**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于幻想，故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情说爱，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劲来发痴发狂了，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瞒相骗，相异相殊。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

敢于公开谈性，谈得情趣盎然，谈得活色生香的民国女性作家，也就只有苏青了。

苏青开了中国女子先河之举，创造过民国文学界诸多“第一”，到如今也可圈可点。

第一位集出版、编辑、作家、发行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女性。

第一位宣称自传体(纪实为内核)小说为体裁写自己的女作家。

第一位将性描写搬到纸媒上，且谈得津津乐道的大胆女性。

由于苏青的大胆写作，总有那么一些读者期待着她不一样的“新鲜”文章出现。

而在《古今》杂志“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的《〈古今〉的印象》，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力和体味空间。同时，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诟病苏青的谈资和笑资。是什么样的文章，有这样的“公众效应”呢？

这得从苏青这篇文章的内容谈起。她道：“我顶爱读的还是陈公博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长》，一篇是《了解》。”

爱读“市长”的文章无可厚非吧，官员时常显摆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舞文弄墨一把也是人之常情，政客即是“骚客”，权力者也是风雅人。因此，苏青开篇捧捧陈公博是情理之中的。接下来她说：“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这是一位典型的女“粉丝”模样，她干吗呢？隔着橱窗“偷窥市长”容颜，并且心情与之同呼吸。“市长”微微的轻叹，“市长”周身散发的气息，“市长”令人敬慕的庄严。苏青说“市长”的鼻子很大，其实，她描摹的“市长”只是一帧相片，一件“死物”罢了，她却能在底色与流转中看到“市长”美好的一面，这是“崇拜者”心理作祟的缘故。这样的夸赞对象，如果换作他人，公众大不了一笑而过了，但是，他是具有影响力的当权派，汪伪政权的大汉奸，如此便不同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基本的字数要吧。苏青接下来还得继续夸耀，她说：“他把上海的市长比作Number　one　Boy(头号仆人)，这个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确切，‘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动力，使我对他的照片都换了印象。”

苏青文中两次提到陈公博的鼻子，并将其比喻成公正与宽厚的象征，这才有了热闹的“话题”，惹来讥讽和嘲笑。原来，在中国的命相书中，鼻子是有特殊代表意义的，它是男性器官的代名词，其形状和大小互为隐射，懂这些的人是不会这样大谈特谈的，况且还是在杂志上。苏青将陈公博的鼻子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且赋予了其优秀品格的意义，不让人诟病、笑掉大牙那才怪呢。但是，已婚的苏青怎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其实，苏青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从小外出求学，单纯的学校生活，导致她的性启蒙相对滞后。父亲早逝，母亲远隔，苏青在成婚前，性子中有柠檬般的酸涩、清澈，这是肯定的。她不知道“鼻子”在相书的含义，实属再正常不过了。当时的情形下，文章被热炒的内因还有一个，那便是苏青与陈公博的私交关系，成了众人猜测的焦点。如何这两人又扯上关系呢？

其实，苏青下笔写《〈古今〉的印象》时，与陈公博还不熟识，不然她也用不着为了工作如此公开溜须拍马，后来人猜疑的男女关系，张冠李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时间上有偏差。苏青的《论离婚》引起陈公博赞誉后再看到苏青歌颂他的文章，这对一位爱才惜文的成熟男子来说，怎能不心怀**漾呢。于是，在朱朴的撮合下，苏青与陈公博见面了。这段经历，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也有特别详实地描写，只是主角换成了苏怀青和金总理。

她说：“姑母亲自递给我一封信，信封足足一尺长，印着机关的名称，旁边用墨笔写上‘金缄’两字。我不禁‘咦’了一声。姑母的眼睛锐利地逼视着我，我不免心里慌了起来，只说句：‘大概是不相干的朋友写来的’……‘他老是借用机关的信封’，姑母怀疑地笑了一笑，也就走了。”

金总理亲自来信邀请怀青赴宴，而且信件是姑母传递给她，与一位汉奸头子来往，甚是让人轻慢的丑事，怀青是知道的。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和生活的窘迫，怀青咬咬牙，还是按时赴约了。

他们单独约见中，金总理敞开心怀，与怀青道了许多心中的苦恼和诸多的无奈。

苏青写到：“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自己的历史，童年失怙，苦读，参加革命，希望的幻灭，但是他爱他的领袖，一个提拔他的革命前辈，如父兄，如师友，情同骨肉，他是永远追随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金总理还对怀青说：“我是甘愿为朋友牺牲的。”能清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时的金总理，应该是很明白自己最终结局的，他的所谓的“朋友之谊，追随之举”，是愚忠的，忠奸不分，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被历史唾骂收场自是必然了。而金总理又是文化人，他应该是在现实的选择与良心的拷问间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失足遗恨的困扰，一直缠绕也未必没有，所以他见到单纯的文学青年怀青，有了强烈的倾诉欲望。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愫触动，而是一场心灵救赎的对话。汉奸的头衔一旦顶上，没人能摘下来，就像怀青与他交往后，受惠于他的关爱与好处，这也是抹不掉的一段灰色历史。因为有了这次见面，两人加深了印象，懂了各自的苦楚，特别是当怀青提到工作没有着落，寄住在亲戚家有许多不便时，金总理萌生了帮助她的想法，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久，怀青的工作便有了着落。当然是金总理办妥的。与此同时她收到了一张未署名的支票，整整十万元，面对巨额“来路不明”的钱，怀青大抵也明白，这是金总理送来的。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她养育，一边是惴惴不安的良心拷问，经过思想斗争，怀青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笔钱，并搬出了姑父家找到了新居所。

对于这段经历，真实的情形是，苏青利用陈公博援助的钱，置办了一套房子，开始了独立的新生活。她和李钦后在分居一年后正式离婚，结束了结婚十年的夫妻缘分。有人说这是陈公博有意促成的。其实不然，之前一拖再拖的婚姻“枷锁”，应该是苏青经济还不够独立，不够稳定，她有顾虑，有所担心，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离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由不得李钦后愿意不愿意了。

至于苏青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又是做何工作的，有一封信我们能知晓一二内情。这是陈公博托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转交给苏青的：

和仪先生: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同时我也知道中日文化协会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祝安

陈公博启

6月19日

最终，苏青衡量再三，选择了在伪市政府秘书处做事，这瓜葛让她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从7月份上任，苏青仅仅做了两三个月的官员，最后被陈公博以“女人搞政治不适合”潜掉了。但薪水照给不误。

以苏青的智慧和才能，有这样的后台背景，真的做不了一个小小的官员职位吗？

这令人费解的问题，一篇苏青发表的《谈做官》将答案揭晓。

陈公博说政府中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能乱说；该做的才做，能缓做得缓做，不能做的绝不能逞强做。苏青触及了陈公博的“底线”，将政府中的做事办事准则公诸于世，这不是让“市长”难堪嘛。虽然苏青并不是这样的目的，但是她“自以为是”的做法，让陈公博感觉到了隐约的“不安全”，这个女人或什么都好，就是嘴巴不严实，那还了得。

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据推论的猜想，政治这东西，变幻莫测，如果陈公博不让苏青离开政府部门，那么，就不会有今后在出版史留下一笔的苏青了。苏青也许真的因为一直跟随陈公博而洗不脱汉奸的罪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苏青《谈做官》道：“一个做大官的人，不但没有朋友，而且没有爱人。一个真正想讲爱情的女子决不会把做官的人看作对象，他的事情这样忙，行动这样不自由，都是恋爱过程中的致命伤。春天里蝴蝶儿踊跃了，他在忙着接见宾客；秋夜月光如水般泄下来，他已疲倦得沉沉入睡了，你还能同他讲些什么呢……所以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多少女子会真的爱上一个做大官的人，说是爱，爱的定是他的金钱与权势。除了金钱与权势之外，她若真的会爱上他，那么她定是世界上最痴心的人，因为她将因此而牺牲自己的全部青春与快乐。”

陈公博是上海市“市长”，他是大官呢。他没人爱、得不到爱吗？如果有人爱，那也是为他权势所**，苏青与之交往也为这些吗？

纵然，苏青因为生活境况的无奈而有意外的机遇接触上了陈公博，一定程度上，她确是有“目的”性，她需要工作，需要收入。而她也接受了陈公博的支票馈赠，拥有一本陈公博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她只需轻轻地填上数字，就可以取现了。但是，苏青并没有动那一本极具**力的支票簿，而选择了在文海中继续打拼，以自己的双手抚养孩子，供养家人，保全自己。这就是另一面的苏青，她是有着自我底线和觉醒的人，在那个战火纷乱、政治复杂的年代，女子要谋生，要懂爱，何等的不易啊！

当抗战胜利来到，汉奸陈公博最终受到人民审判的那一瞬间，苏青内心应该是痛楚交加的，以私人情感，或是以陈公博对她的无私支持和援助来说，苏青是感激涕零的，并且陈公博本身具有的文人气质，也曾吸引了苏青，作为一个谋生的女子，在她最潦倒、最困难的时候施予援助的任何人，她都是感恩的，记挂的，这就是苏青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