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的事谈得太多,现在仍旧谈做官吧。官的种类可分为二:一是做文的官,一是做事的官,做事的官大抵有权,有权常有利,他们因此就很得意,不过我们却也眼热不来,粮食,税捐,财政,经济,公用,卫生,教育,土地……那一件内行,那一件办得来乎?因此我们若要做官,还是只能选择前者,那就是说做做公文的官。
——苏青
一个人一生钟情于一件事,为了一件事,做好一件事,是极不易的。古代女子因为封建思想、社会制度、传统观念、道德约束等,或许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只能圈囿于“三从四德”的框框套套里做好所谓的分内事: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操持家务。她们生活的轴心以“家”为铺垫、延展、落脚,她们的喜怒哀乐系于“家”的荣辱兴衰中,她们的生命姿颜只为“家”而幽幽、默默地绽放,这就是封建制度下女子的宿命吧。
到了民国时期,得利于新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意识萌芽,女性开始在社会地位、职业取向、家庭分工、教育权利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不再以单纯的“主妇”形象出现。时代的裂变,许多女子将“小脚”解放出来,从“樊笼”中飞上云天,她们瞭望天地悠远浩渺,静看世间开阔清朗,她们的思想雀跃跳脱,行动积极向上,情绪激昂高涨。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众多的优秀女性从“桎梏”中挣脱而出,登上了崭新的历史舞台,她们水袖长舞,心怀憧憬,创造出一个个精彩,一个个传奇。
挥书过《传奇》的上海作家张爱玲,有人将她作民国精致女子来标榜,说她独特绝艳,周身散发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凄美薄凉气息,惹人生疼,令人难以忘怀。深究其因,理由简单不过一二。张爱玲一生,与文字结缘,与文字为伴,不离不弃的是文字,这是她的事业,她的经济来源,她的生命的色泽。为文而活,以文而活,张爱玲用文字诠释了其生命的全部。现下热论张爱玲,不少人喜欢将她与苏青并提而论,其实,在4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她们早就是一对“姊妹花”,不然怎么称之为“上海双璧”呢。
如果说古代女子是封建意识的“牺牲品”,那么张爱玲便是思想解放的“践行者”,而苏青则是二者之间的典型代表者。既有残存的封建意识,又有开放的革命意识,在这些矛盾的互为作用下,经过慢慢地搓揉、打磨、拼接,其心理、意识、观念,在彼此不断地碰撞下,苏青便有了别样的气质、特点。
一部《续结婚十年》,再现了苏青的蜕变过程。这也是一部民国女子如何谋爱求生的辛酸史,更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一帧写照剪影,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衍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众生相演绎了一出“孤岛”交响曲。苏青以自我经历为蓝本,小说为体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40年代初人们的生存现状,社会的人文现状,以及复杂的政治现状等,表现手法大胆朴实,描写栩栩如生,为研究当时的上海实情提供了参考价值,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苏青的文学成就,也是社会成就。
其实苏青人生中真正的裂变,或许是从与丈夫分居开始的。这期间的苏青,饱受着寄人篱下的苦楚,而又要承担着谋求生活的各种压力,她的生命轨迹在浑然不知中悄然发生了改变。
当《古今》杂志的老板朱朴说,“陈公博看了《论离婚》很是赞美,那你何不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呢?这样你找工作的事就好办了”的时候,苏青最终还是写下了那篇名为《的印象》的文章。
《论离婚》到底是写了什么,令“市长”也念念不忘,拍案叫好呢?
苏青道:“性的**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于幻想,故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情说爱,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劲来发痴发狂了,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瞒相骗,相异相殊。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
敢于公开谈性,谈得情趣盎然,谈得活色生香的民国女性作家,也就只有苏青了。
苏青开了中国女子先河之举,创造过民国文学界诸多“第一”,到如今也可圈可点。
第一位集出版、编辑、作家、发行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女性。
第一位宣称自传体(纪实为内核)小说为体裁写自己的女作家。
第一位将性描写搬到纸媒上,且谈得津津乐道的大胆女性。
由于苏青的大胆写作,总有那么一些读者期待着她不一样的“新鲜”文章出现。
而在《古今》杂志“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的《〈古今〉的印象》,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力和体味空间。同时,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诟病苏青的谈资和笑资。是什么样的文章,有这样的“公众效应”呢?
这得从苏青这篇文章的内容谈起。她道:“我顶爱读的还是陈公博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长》,一篇是《了解》。”
爱读“市长”的文章无可厚非吧,官员时常显摆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舞文弄墨一把也是人之常情,政客即是“骚客”,权力者也是风雅人。因此,苏青开篇捧捧陈公博是情理之中的。接下来她说:“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这是一位典型的女“粉丝”模样,她干吗呢?隔着橱窗“偷窥市长”容颜,并且心情与之同呼吸。“市长”微微的轻叹,“市长”周身散发的气息,“市长”令人敬慕的庄严。苏青说“市长”的鼻子很大,其实,她描摹的“市长”只是一帧相片,一件“死物”罢了,她却能在底色与流转中看到“市长”美好的一面,这是“崇拜者”心理作祟的缘故。这样的夸赞对象,如果换作他人,公众大不了一笑而过了,但是,他是具有影响力的当权派,汪伪政权的大汉奸,如此便不同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基本的字数要吧。苏青接下来还得继续夸耀,她说:“他把上海的市长比作Number one Boy(头号仆人),这个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确切,‘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动力,使我对他的照片都换了印象。”
苏青文中两次提到陈公博的鼻子,并将其比喻成公正与宽厚的象征,这才有了热闹的“话题”,惹来讥讽和嘲笑。原来,在中国的命相书中,鼻子是有特殊代表意义的,它是男性器官的代名词,其形状和大小互为隐射,懂这些的人是不会这样大谈特谈的,况且还是在杂志上。苏青将陈公博的鼻子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且赋予了其优秀品格的意义,不让人诟病、笑掉大牙那才怪呢。但是,已婚的苏青怎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其实,苏青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从小外出求学,单纯的学校生活,导致她的性启蒙相对滞后。父亲早逝,母亲远隔,苏青在成婚前,性子中有柠檬般的酸涩、清澈,这是肯定的。她不知道“鼻子”在相书的含义,实属再正常不过了。当时的情形下,文章被热炒的内因还有一个,那便是苏青与陈公博的私交关系,成了众人猜测的焦点。如何这两人又扯上关系呢?
其实,苏青下笔写《〈古今〉的印象》时,与陈公博还不熟识,不然她也用不着为了工作如此公开溜须拍马,后来人猜疑的男女关系,张冠李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时间上有偏差。苏青的《论离婚》引起陈公博赞誉后再看到苏青歌颂他的文章,这对一位爱才惜文的成熟男子来说,怎能不心怀**漾呢。于是,在朱朴的撮合下,苏青与陈公博见面了。这段经历,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也有特别详实地描写,只是主角换成了苏怀青和金总理。
她说:“姑母亲自递给我一封信,信封足足一尺长,印着机关的名称,旁边用墨笔写上‘金缄’两字。我不禁‘咦’了一声。姑母的眼睛锐利地逼视着我,我不免心里慌了起来,只说句:‘大概是不相干的朋友写来的’……‘他老是借用机关的信封’,姑母怀疑地笑了一笑,也就走了。”
金总理亲自来信邀请怀青赴宴,而且信件是姑母传递给她,与一位汉奸头子来往,甚是让人轻慢的丑事,怀青是知道的。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和生活的窘迫,怀青咬咬牙,还是按时赴约了。
他们单独约见中,金总理敞开心怀,与怀青道了许多心中的苦恼和诸多的无奈。
苏青写到:“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自己的历史,童年失怙,苦读,参加革命,希望的幻灭,但是他爱他的领袖,一个提拔他的革命前辈,如父兄,如师友,情同骨肉,他是永远追随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金总理还对怀青说:“我是甘愿为朋友牺牲的。”能清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时的金总理,应该是很明白自己最终结局的,他的所谓的“朋友之谊,追随之举”,是愚忠的,忠奸不分,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被历史唾骂收场自是必然了。而金总理又是文化人,他应该是在现实的选择与良心的拷问间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失足遗恨的困扰,一直缠绕也未必没有,所以他见到单纯的文学青年怀青,有了强烈的倾诉欲望。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愫触动,而是一场心灵救赎的对话。汉奸的头衔一旦顶上,没人能摘下来,就像怀青与他交往后,受惠于他的关爱与好处,这也是抹不掉的一段灰色历史。因为有了这次见面,两人加深了印象,懂了各自的苦楚,特别是当怀青提到工作没有着落,寄住在亲戚家有许多不便时,金总理萌生了帮助她的想法,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久,怀青的工作便有了着落。当然是金总理办妥的。与此同时她收到了一张未署名的支票,整整十万元,面对巨额“来路不明”的钱,怀青大抵也明白,这是金总理送来的。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她养育,一边是惴惴不安的良心拷问,经过思想斗争,怀青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笔钱,并搬出了姑父家找到了新居所。
对于这段经历,真实的情形是,苏青利用陈公博援助的钱,置办了一套房子,开始了独立的新生活。她和李钦后在分居一年后正式离婚,结束了结婚十年的夫妻缘分。有人说这是陈公博有意促成的。其实不然,之前一拖再拖的婚姻“枷锁”,应该是苏青经济还不够独立,不够稳定,她有顾虑,有所担心,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离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由不得李钦后愿意不愿意了。
至于苏青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又是做何工作的,有一封信我们能知晓一二内情。这是陈公博托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转交给苏青的:
和仪先生: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同时我也知道中日文化协会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祝安
陈公博启
6月19日
最终,苏青衡量再三,选择了在伪市政府秘书处做事,这瓜葛让她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从7月份上任,苏青仅仅做了两三个月的官员,最后被陈公博以“女人搞政治不适合”潜掉了。但薪水照给不误。
以苏青的智慧和才能,有这样的后台背景,真的做不了一个小小的官员职位吗?
这令人费解的问题,一篇苏青发表的《谈做官》将答案揭晓。
陈公博说政府中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能乱说;该做的才做,能缓做得缓做,不能做的绝不能逞强做。苏青触及了陈公博的“底线”,将政府中的做事办事准则公诸于世,这不是让“市长”难堪嘛。虽然苏青并不是这样的目的,但是她“自以为是”的做法,让陈公博感觉到了隐约的“不安全”,这个女人或什么都好,就是嘴巴不严实,那还了得。
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据推论的猜想,政治这东西,变幻莫测,如果陈公博不让苏青离开政府部门,那么,就不会有今后在出版史留下一笔的苏青了。苏青也许真的因为一直跟随陈公博而洗不脱汉奸的罪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苏青《谈做官》道:“一个做大官的人,不但没有朋友,而且没有爱人。一个真正想讲爱情的女子决不会把做官的人看作对象,他的事情这样忙,行动这样不自由,都是恋爱过程中的致命伤。春天里蝴蝶儿踊跃了,他在忙着接见宾客;秋夜月光如水般泄下来,他已疲倦得沉沉入睡了,你还能同他讲些什么呢……所以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多少女子会真的爱上一个做大官的人,说是爱,爱的定是他的金钱与权势。除了金钱与权势之外,她若真的会爱上他,那么她定是世界上最痴心的人,因为她将因此而牺牲自己的全部青春与快乐。”
陈公博是上海市“市长”,他是大官呢。他没人爱、得不到爱吗?如果有人爱,那也是为他权势所**,苏青与之交往也为这些吗?
纵然,苏青因为生活境况的无奈而有意外的机遇接触上了陈公博,一定程度上,她确是有“目的”性,她需要工作,需要收入。而她也接受了陈公博的支票馈赠,拥有一本陈公博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她只需轻轻地填上数字,就可以取现了。但是,苏青并没有动那一本极具**力的支票簿,而选择了在文海中继续打拼,以自己的双手抚养孩子,供养家人,保全自己。这就是另一面的苏青,她是有着自我底线和觉醒的人,在那个战火纷乱、政治复杂的年代,女子要谋生,要懂爱,何等的不易啊!
当抗战胜利来到,汉奸陈公博最终受到人民审判的那一瞬间,苏青内心应该是痛楚交加的,以私人情感,或是以陈公博对她的无私支持和援助来说,苏青是感激涕零的,并且陈公博本身具有的文人气质,也曾吸引了苏青,作为一个谋生的女子,在她最潦倒、最困难的时候施予援助的任何人,她都是感恩的,记挂的,这就是苏青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