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欧洲图景一：西欧——教派、战争、未来之国
气候变化、饥荒、女巫恐慌
随着16世纪向前推进，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渐渐变冷。大约从1540年起，平均气温一开始逐渐下降，然后从大约1560年开始急速降温。泰晤士河和博登湖等大型水域都冻结了。1573年，人们经历了该世纪最冷的冬季，也是近500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之一。1587年在编年史中被记录为“无夏之年”[37]。冰川蔓延到山谷，谷物在雨中腐坏，冰雹从黄云中倾盆而下。洪水泛滥，狼群在冰冻的城市和村庄中肆虐。欧洲艺术史上出现了第一批大画幅的冬季场景，展现了当时的气候剧变，如老彼得·勃鲁盖尔在1565年创作的《雪中猎人》（插图52）。与此同时，占星术的书籍数量激增。人们害怕未来，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医生米歇尔·德·诺特达姆（Michel de Nostredame，1503—1566），即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用他著名的神秘预言吸引到大批信众。
这一系列的天气灾害都发生在地球气候长期降温的极寒时期，即“小冰河时代”，大约始于1300年，一直持续到1850年。直到18世纪，天空才略为变亮。这次大降温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今天，人们推测这是由于太阳活动的减少以及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的。温暖的日子和美好的夏天虽然仍然存在，但问题是，持续两三年的糟糕天气可能导致歉收和减产。城市的粮仓里通常只储存九个月的粮食。如果粮食匮乏持续的时间更长，面包——不提价的话——就只能做得更小更薄。波罗的海国家对农庄经济的抑制使谷物的产量得到了提高，可以往南出口谷物，但这还不足以弥补供应缺口。柴火也变得稀缺。
小冰河时代产生了极其剧烈的影响，因为欧洲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几乎达到了可能的极限。马尔萨斯的理论在此时得到了验证。饥荒又随之而来，且这一次比以往波及范围更广、更具威胁性。饥荒让人均寿命急剧缩减，比流行病和战争的影响还要大。一些人简直成了行走的骷髅。据一名目击者观察，食物短缺使皮肤呈深灰色，有时几乎是黑色，幻觉会在人们面前伸手召唤，死亡则在人们背后等待偷袭。死亡的另一个帮凶是通货膨胀，除了美洲贵金属的泛滥，人口增长也是推波助澜的力量之一。而实际工资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在16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人口曲线再次下垂，而手工行业根本无法对需求下降立刻做出反应。特别是在产能出了名不稳定的纺织部门，生产大大超过了需求。结果就是，从事布料和服装制造的大量织布工和其他工匠陷入贫困。
国家对资金的渴望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国家要求征税，而且首先对那些几乎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下手，通货膨胀对这些贫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原本为后面更糟糕的日子所储备的一点积蓄，现在也被搜刮一空。国家扩张、战争和气候形成了一个险恶的同盟。16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崩溃、革命和叛乱变得越来越频繁，都跟这个同盟脱不了干系，一开始发生在半个欧洲，后来扩散到全球，从墨西哥到日本，从菲律宾和印度到巴西。大多数时候，这些动**并不是为了彻底改变体系，而只是对抗饥饿和物资匮乏，也许是想恢复旧日的、更好的生活。
当时的人并不能理解这些苦难的复杂背景。但法国法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29/1530—1596）已经意识到，新世界带来的泛滥的银子对货币贬值的神秘现象有重要影响。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同时也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他制定出一项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则：如果硬币的价值远远高出用来制作硬币的贵金属的含量，那么这些劣币会把实际价值更高的货币（即良币）驱逐出市场。良币会逃离该国或被藏在贵金属储备中。但认可这种理性解释的人在当时寥寥可数，相反，大多数人怀疑气候剧变及其后果的最终原因是上帝的惩罚。
当时的人总是认为贫困的首要原因就是穷人自己，肯定是他们所谓的懒惰、懒散引发了上帝的愤怒。16世纪末的传教士在布道时说，假如上帝是“工人行会”的一名成员，那么他的对手撒旦代表的就是闲人行会；照顾这群闲散之人的是他们自己的恶魔助手，即“懒惰魔鬼”。很多宗教宣传册也提到对抗懒惰的斗争。工作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原罪造成的令人讨厌的后果，现在却成为一种公民美德。在这次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危机中，逐渐形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催人勤奋的运动”〔保罗·明希（Paul Münch）语〕，在当时市民社会日趋成形的过程中，一直盘桓着这种伴奏。
人们对待小冰河时代的态度既有理性也有妄想。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天气观测的系统记录不断积累，所以人们也开始尝试预测天气。有一种观点普遍流行，认为破坏性天气是由巫婆引起的。随着气温的降低，对黑魔法的信仰逐渐升级到疯狂的程度。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天降冰雹伤害人就是巫师们所做的恶事之一，即使是最近再版的《女巫之槌》一书也提到了这一犯罪行为。此外，人们试图像以前那样，用邪恶女人和危险的魔法师的魔力来解释所有的灾祸，比如瘟疫、牲畜死亡、婴儿早夭或**。迫害风潮早就出现过，而此时爆发的大恐慌，与小冰河时代的气候震**几乎出现在同一时间：二者的高峰时间都是1560—1630年。
拉丁欧洲在神学家、法学家和施刑者的帮助下创造恶魔，让社会从内疚感中解脱出来。像犹太人一样，这些假想出来的罪大恶极的女性罪犯和她们的男性同行都是替罪羊。为了让那些迫害和杀害他们的人内心不再恐惧，这些不幸之人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帮助解释不幸，并且他们总是为各种行为提供契机，即使没有太多事情要做——无论是为了抵御寒冷，还是洪水、疾病或死亡。为了让民众信服，说法都是精心组织的，比如天父准备了可怕的惩罚，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宗教的信奉者，都知道类似的奖惩体系。事实上，巫师和女巫都来自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他们在世界的任一尽头，以及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纳瓦霍人、东非的切瓦人、澳洲原住民和阿兹特克人，或者被称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中都可以找到他们。拉丁欧洲的猎巫运动与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由拥有或多或少较为发达的法律体系、“专业文献”（例如《女巫之槌》）和监察部门的国家主导实施的。
告发和检举通常直接来自这些被害人的社交圈子，最终造成数百人伤亡。就那些欠发达的小国家及小村庄而言，其迫害行为特别暴力。这些地方经常忽视正规的程序规则，他们的审判过程往往非常短暂。另外，一些政权利用猎巫行动来验证监管权力的效率。
没有哪里的猎巫受害者能比欧洲更多。保守估计，有5万～6万人被处决。当然，也有一些批判性的论述认为对女巫的恐惧完全是空洞的妄想，甚至质疑魔鬼的真实性，比如约翰·维耶尔（Johann Weyer）1564年发表的《论恶魔幻象》、托马斯·纳舍（Thomas Nashe）1594年出版的《夜之恐慌》，或贝尼托·佩雷拉（Benito Pereira）的《反对欺骗与迷信的艺术》。但也有例外，比如1631年印制的著名的《法律思考》，作者是耶稣会神父弗里德里希·冯·施佩（Friedrich von Spee）。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好魔法和坏魔法的效果，不管是菲奇诺和让·博丹这样的知识分子，抑或是一个熟知草药的农妇，她喃喃自语念着咒，想让一个身患痛风的男人不再被痛苦折磨。
与犹太人等真正的少数民族不同，女巫的数量可以任意猜测。事实上，为了解释16世纪下半叶席卷人类世界的各种灾难，相关恶人的数量要比亚洲人口还多。1589年，一位奥格斯堡编年史家计算出参加女巫安息日聚会的人数为29,400。同时，一部神学专著称，现有魔鬼的精确数量为2,665,866,746,664。此外，当时的人在脑海中也想象出了狼人的邪恶形象——在奥斯曼帝国的边境——还有吸食血液和蜂蜜或吃谷物的吸血鬼，他们都要对匮乏和困厄负责。伟大的“教育家”上帝怒气冲天，降下惩罚和训诫。
执政者认为自己有义务清洗一切巫术和恶魔的污垢，净化国家和社会。后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亢奋激发了民众对道德教化的热情。人们关闭妓院，反对**、赌博和饕餮狂饮，并向魔鬼本人及其差役和喽啰开战。火刑场堆起柴垛，净化必须彻底地进行：女巫、巫师和异教徒一样被送上火刑架，仿佛他们是城市、国家和教会的神圣躯体上的溃疡（插图35）。刽子手会先扼杀这些犯人，这样在火舌舔上来之前，至少能减少他们的煎熬，或者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一袋面粉，让他们早点断气。这场女巫之火可能最终是被一个古老的想法点燃的：向复仇的上帝献上牺牲品，应该能让他消气。上帝摧毁生命是为了带来生命，并重新设定宇宙秩序。
在小冰河时代，教会垄断了魔法，这种坚定的垄断可能是因为，仅仅是宽容异端和巫术就已经冒犯了上帝的尊严。上帝希望被“正确”地崇拜。宽容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可能激起上帝的愤怒，使寒冷、饥饿和疾病遍布尘世。在不太困难的时期，那些可以被接受的东西，比如白魔法，越来越成为迫害者关注的焦点。它关乎的一直是治愈灵魂。上帝的战士、巡访者和审讯者，甚至是最普通的牧师，都致力于使这个世界变得纯洁，从而被上帝喜爱。
从奥格斯堡到特伦托
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哪个人可以平和地安享宁静的生活。即使在正常时期，每个年龄段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一个小的感染就能使得一切结束。就算考虑到婴儿的高死亡率，当时的平均寿命也就在18～21岁之间。因此，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另一个世界。最后还要考虑到关乎永恒的问题，毕竟，1000年的地球岁月只不过是一息之间。与女巫和异教徒斗争的原因和坚定信仰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捍卫“纯粹的教义”。各类宗教派系都在强化自我，不再相信有妥协的可能，行事方式变得更加激进。
西班牙医生米格尔·塞尔维特（Miguel Servet）对三位一体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他不皈依任何派系，因而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激进所在。他参考《圣经》经文和阿拉伯语资料，认为历史上的基督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他遭到路德宗和天主教徒的迫害，在日内瓦逗留期间被认出并被捕。加尔文多番奔走，确保他于1557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城门外被处决。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上帝的荣耀得到确立，就连平日里很平和的墨兰顿也拍手称快。只有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他曾是加尔文的弟子，现在是加尔文的反对者——一针见血地说：“杀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一条教义，这意味着杀死了一个人。”在一个更黑暗的时期，1936年，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他是反对暴力捍卫良心的英雄。然而，加尔文继续进行他的火焰布道：反对一切偏离正确路线的人，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对再洗礼派，反对灵性论者，反对犹太人，反对不坚决的温和派还有那些热爱俗世的人文主义者。1564年他去世后，勃艮第的泰奥多尔·德·贝扎（Théodore de Bèze，1519—1605），一位神学家和杰出的希腊学家，成为他的继任者。
加尔文主义被证明是宗教改革最强大的传承。这个来自皮卡第的人的教义比路德学说传播得更加深远。它在一些德意志国家赢得支持，并进入尼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并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了独立的教会组织。法国受迫害的新教徒用加尔文修订的《高卢信纲》武装自己。瓦勒度派信徒也决心追随日内瓦。而另外，西班牙仍然对加尔文主义保持免疫。这里只有两部加尔文著作得到译介，法国的译本已经有200多个。尽管做过一些努力，加尔文主义者和路德宗之间的敌意并不比他们两派对天主教徒的敌意少。争议的原因仍然是关于圣餐性质的不同意见。
内部纷争不断的德国人在1555年举行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谈判并达成宗教和平的决议。这项和平决议表明帝国从法律上承认路德宗，也就自然排除了其他教派，而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每一块领土的宗教信仰则由其王侯决定。“教随国定”“谁统治，就随他的信仰”，这类说法在后来频繁出现。如果有哪些臣民因为良心不肯皈依“国家教派”，那么他们仍享有些许人权，可以移居国外。对于一些帝国城市而言，和平为天主教徒和路德信众的共存开辟了道路。但国王斐迪南一世无视皇帝查理五世，单方面发布了“教产保留”（Geistliche Vorbehalt）宣言，为冲突埋下种子。斐迪南要求，假如一个王侯决定改变宗教信仰，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世俗权力并放弃教会财产的所有收入，然后选举一位天主教徒取代他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国王的一项声明（即《斐迪南宣言》）保护了新教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城市和骑士团体精神领地中已经推行很久了。就财产而言，1552年达成的《帕绍条约》中的条件设定了标准。
教皇保罗四世是一个符合精神病症状的狂热分子，他拒绝认可这项和平协定。他威胁要将皇帝逐出教会，甚至在法国进攻西班牙的战争中冒险与法王亨利二世站到一边。这不是一个好主意。阿尔瓦公爵的部队占领了教皇国，保罗不得不爬上十字架。而帝国重新迎来和平。1555年这一易碎的“玻璃和平”到1618年都未被打破，并且它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因为它把政治考虑放在优于宗教顾虑的位置。双方都用它折磨自己。国王斐迪南曾经说过，他心中天主教徒的良知和荣誉感与新教徒的良知和荣誉感一样多，他不想让这两者在他心中交战。尽管如此，他还是签署了协定。但查理五世并没有在和约上落笔。和约签订后，皇帝立即退位，他将西班牙的土地和王冠转交给他的儿子腓力，帝国则由斐迪南继承。
这位退位的统治者在西班牙荒芜的西南部一个名为“圣哲罗姆·德·尤斯特”的耶柔米派修道院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他没有被困在牢房里，而是住在一座为他建造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宅中，60名宫廷仆从在其周围，为他供应精美的食物。他临终前的最后一眼望向提香的《荣耀》，画中查理本人身着忏悔者的白色长袍，也可能是荣升极乐的礼服，被他的家人和天堂合唱团围在身边（附图23）。这个强大而又无力的男人向三位一体高举恳切的双手，皇冠被他放在身边。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艺术作品能够像这幅画一样，向观众展示16世纪的人内心的最深处。查理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为他展现出未来生活的愿景。1558年9月23日当他离世时，他肯定坚信自己已经在上帝身边获得了一席之地。
作为查理的接班人，新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 Ⅱ，1556—1598年在位）刚一即位，就仿佛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两次迎击——1557年在法国北部的圣昆廷和1558年同样在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法国人都大获全胜。这让宿敌也不得不做好和谈的准备。此外，英格兰似乎也可以融入西班牙的帝国体系。腓力于1554年与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都铎完婚，玛丽比他年长11岁。这位未来女王接受了伊拉斯谟的教导，但并未阻止她在宗教改革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好战的天主教徒。1553年，在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爱德华去世后，她成为继任者，并粗暴地背离了前几年对新教的友好政策。英格兰应该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教皇应该再次成为教会领袖。中世纪的异端法再次生效，近300名新教徒被送上了处决台。其中包括大主教克兰麦，他曾经让玛丽女王的父母离婚，使她成为一个私生女。与“血腥玛丽”的联姻让哈布斯堡家族有望成为英格兰王室的继承人，但女王一直没有子嗣。她与查理五世同年去世。玛丽的继任者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亨利和安妮·博林的女儿。她拒绝了腓力的求婚，她已经有一个有合法婚约的伴侣，她说这个伴侣是英格兰。新教徒臣民终于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在塞维利亚，有50多名路德的信徒被扔进火焰。
玛丽还没被葬入威斯敏斯特的坟墓，腓力就向法王亨利二世寻求补偿，但两位国王的金库都空空如也。1559年，他们在卡托-康布雷齐签署和平条约，紧接着法国破产，和谈也结束了意大利和法国东北部已经略显疲态的战争。它标志着英格兰放弃加来，这是安茹帝国的最后残留。这样，英国历史上一个血腥的篇章，中间包括百年战争，终于告一段落。英格兰赢得了宝贵的几十年用来扩大其船队，开辟新的航线和市场。领土整合的间接后果是，英国和西班牙各有目的的联盟结束，这本来是为共同反对法国而成立的。
在法国，权力斗争现在也与宗教分歧纠缠在一起。在亨利二世去世后——1559年，他在一次为庆祝《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的骑士比武中受伤不治——法国的君主制陷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亨利的儿子弗朗索瓦二世与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1542—1587）成婚，因而加冕为苏格兰国王，他于1560年去世，甚至没有活到17岁。在他之后登上王位的是10岁的查理九世（Karl Ⅸ），亨利的遗孀凯瑟琳·德·美第奇成为摄政王。她要安抚相互争斗的政党：一边是以吉斯家族的弗朗索瓦和查理兄弟为首的复杂家庭网络，兄弟俩一个是公爵，一个是洛林的枢机主教；另一边是新教的高等贵族，波旁、孔代和沙蒂隆等几大家族。他们都想保留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同时都觊觎法国王冠。即将到来的灾难已经投下巨大的阴影：1560年初，新教贵族的阴谋，即“昂布瓦兹骚乱”被镇压，涉及此事的1000多人都被绞死。
摄政王凯瑟琳暂时保持了均衡。同年，她力保米歇尔·德·洛皮塔尔（Michel de L'Hospital，1503—1573）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后者是一位法学家，同时也是深受伊拉斯谟影响的人文主义者。在强硬派人士眼里，他和其他的宽容派都是马基雅维利派。他们被称为“政治家”（politiques），这不是一个友好的称谓。然而当时的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1519—1572）是胡格诺教徒的发言人，他很乐意妥协，大清洗暂时被推迟。
在这片“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的土地上发生的许多大事，让欧洲的天主教徒团结起来。在艰难的谈判之后，主要大国摒弃它们的政治分歧，同意恢复暂停的宗教会议。1562年1月，会议又一次在特伦托举行，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没有新教徒到场，但有200多名枢机主教、主教、兄弟会领袖和修道院院长现身。意大利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不再想为新教徒牵线搭桥，以前不会，现在也不会。相反，罗马想明确界限，巩固自己的学说，最后可能也进行改革。1563年12月4日，特伦托大教堂通过了会议决议，理事会的长老也回顾了过去18年的艰辛。
天主教会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在《特伦托信条》[38]和罗马教理问答手册中几乎没有显示，问答手册与路德纲领成相反的一对。天主教紧紧围绕着七圣礼，并宣称基督真实地存在于圣体中。教会长老和宗教会议旧时决议的教义被赋予有效性，这与路德学说的原则相矛盾。现在天主教会以《特伦托信条》为教令替自己辩护，反对路德的恩典学说。首先确立的是，信徒需要上帝的恩典。然而与路德不同的是，信徒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恩典增多，只要那些行为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导下并且总是伴随着恩典，如果有罪，那么恩典又会消失。这篇论文是一部神学杰作。关于神的全能、恩典和人类意愿相互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仍然辩论不休。
宗教会议坚称存在炼狱而且人类身上带着原罪，同时坚定地维护教条，认为玛利亚是“纯洁无污的”。同时，会议想要废止很多滥用权力的行为。议会要求主教必须在自己的教区居住，宣讲布道，并进行巡访。此外，会议还打算建立神学院，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禁止私下结婚，婚姻只有在教士三次公开宣告后才算缔结。偷养情妇被严厉禁止。无数法令都涉及教会内部秩序的改革，比如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选举以及修道院内部等级。传统礼仪应该继续保持有效，拉丁语仍然是弥撒用语，而武加大译本是标准版的通俗拉丁语《圣经》。后续法令允许圣人祭祀和圣像崇拜。
改革总体上并不成功。高级教士一如既往地为自己敛财，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像世俗王侯一般行事。情妇为神父生下的孩子对假正经的教会来说是一个麻烦。但买卖赎罪券的神职人员，仍然要面对被逐出教会的威胁。神父的队伍达到了更高的级别，罗马礼拜仪式和天主教教义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保罗四世发起的禁书目录由理事会修订，并于1564年重新出版。现在，一个自发成立的宗教团体监管所有出版物。更多的黑名单，如反对人文主义的宣言、异端书籍、幽默类和宽容类的书也都紧随其后。
特伦托宗教会议对教堂的建造和装修也制定了规则，但并不十分具体。其目的是实现更严格的监管。大教区的宗教会议制定了更精确的规定。天主教的艺术理论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要求放弃多余、轻浮的内容，而完全是福音主义、以《圣经》为指向的主张。后特伦托时期的第一条举措就是针对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中出现的**人像：达尼埃莱·达·沃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不得不刮去那些令人尴尬的**部分，并画上庄重的长袍。1573年，画家保罗·韦罗内塞曾在教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在给威尼斯一个修道院创作的《最后的晚餐》中画上了几条狗、一只鹦鹉和一个矮人——《圣经》中从没有提到过这个人。“我们画家有自由，”他大胆辩解，“就像诗人和傻子也都有自由。”然后，他就把这幅画改名为《李维家的盛宴》。
特伦托不仅吹拂着改革的微风，而且带来了灵感，这种灵感从天主教文艺复兴的精神中形成了新的建筑风格。1568年，罗马开始建造耶稣会教堂，这种风格后来起到很大的表率作用。枢机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是委托人，这个教堂是欧洲第一个综合艺术品，就像坚如磐石的特伦托宗教会议。今天，如果你步入该教堂，就会感受到天主教将引领人们走向哪里。教堂内部空间广阔，黄金、大理石、青金石处处可见，淹没人们的感官。它的桶形拱顶是詹巴蒂斯塔·高利绘制的湿壁画，直抵圣徒和天使云集的天空。在这幅费心耗神的精美作品里，天主教徒的攻势变成一场神圣的庆祝。信徒们不必在此作任何超验的思考。天界就在眼前，就像上帝在圣餐中似乎也切实在场。特伦托把上帝所住的圣所也放在教堂内部的中心位置。
天主教文艺复兴
在天主教文艺复兴历史上，耶稣会教堂有着特殊地位，因为它是耶稣会最古老的教堂。在某一个祭坛下，珍藏着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的遗骨。追随他的团体于1540年被保罗三世认定为合法修会。到该世纪末，耶稣会的信徒已经发展到8500多人。和德亚底安修会一样，耶稣会的成员也不是过着隐居和定时祈祷的修士生活。除了普通誓言之外，耶稣会的精英们对教皇尤其言听计从。教士们走入民众中间，前往亚洲和美洲，并执行传教任务。作为告解神父，不少耶稣会士得以偷听到权力的秘密。这种运动源于对上帝显灵的渴望和追随基督的意愿，后来成为宗教理性的缩影，在面对新教徒挑战时也做出迎接战斗的反应。这种转折的标志在《神操》中就已经出现。依纳爵以前参过军，他将基督看作一位军事领袖，使徒就是他的士兵，他们一起走向战场对抗撒旦的势力。与之相应，耶稣会的语调也是军事般的粗粝声音。1554年，依纳爵写信给后来的德国修会大主持、英戈尔施塔特的神学教授彼得·德·洪特（Peter de Hondt），他有个更高雅的名字“卡尼修斯”，这封信十万火急，讲的是改革派“糟糕学说的毒药”。耶稣会应该保持健康信仰，治愈病态信仰。依纳爵认为最佳手段是开办学校、发放简洁的宣传手册，在民众之间传播真正的信仰，以此防止新教的“癌性溃疡”进一步扩散。
天主教教育，即“学习虔诚”，似乎是反对宗教改革和异端学说**的神药。耶稣会士于1542年在帕多瓦设立神学院，1548年又在墨西拿，后来扩展到整个欧洲。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培养新的门徒，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他们成功与新教神学院分庭抗礼，有些神学院甚至有了大学的特征。课程的首要内容是道德教育，陆续又加入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拉丁语和修辞学的练习文本中，西塞罗的著作脱颖而出。即使在教派冲突升级时，古典精神也未被埋没。直到近代，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学校仍然深受《教育章程》（Ratiostudiorum）的影响，这是一本组织安排“研究”的指南。耶稣会的灵魂之战有许多竞技场，方式也多种多样。他们在舞台上上演神圣的戏剧，积极传道，建造装饰华丽的建筑。为他们工作的作曲家还包括乔瓦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这样伟大的人物。即使是海外传教地区的人，他们也想用音乐感召人们，使之跪倒在十字架前。
这种竞争让所有教派的后人受益，因为竞争激励着他们争取高水平。在罗马的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圣徒和圣徒一般的人物。当庇护四世靠裙带关系被选为枢机主教时，嘉禄·鲍荣茂（Carlo Borromeo，1538—1584）严肃又冷酷地想把他治下的米兰大主教管区变成特伦托式的模范教区。人称“好人菲利波”的菲利波·内里（Filippo Neri，1515—1595）对穷人、病人和失败的罗马朝圣者充满怜悯。当他在罗马地下墓穴祈祷时，他的心脏充盈着太多太多神圣的爱，以至肋骨都无法再将其包住。据说他有时候还能在空中飘浮。
罗马认识到眼前必须抵制这种过度神圣化。1588年，一个独立的权威机构，即礼仪部成立。它可以决定谁能拥有圣人头衔光环，谁不得拥有。1622年，菲利波成为圣徒，和他一批的还有依纳爵·罗耀拉、远东传教士弗朗茨·克萨韦尔（Franz Xaver）[39]和阿维拉的圣特雷莎。在教会历史中，菲利波·内里是司铎祈祷会的创始人。比他年轻一代的圣方济各·沙雷氏（Franz von Sales）也是一位耶稣会创始人，作为教区主教的他依照特伦托规定对日内瓦教区进行改革。许多虔诚的新型教区出现，比如圣母访亲女修会，还有一些遵守禁欲主义、献身慈善事业的人也成为表率，他们也加入天主教会正在进行的战争并成为先锋队。神圣的科学也在不断推进。博洛尼亚的大学是世俗法学的古老据点，在1550年时，这里只有一个神学教席；百年之后，则有九个教席并立。
在天主教国家，中世纪晚期的各式场景似乎卷土重来。人们在宗教兄弟会中热衷社交、寻求灵魂救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情。奇迹堆积如山。朝圣和游行将上帝的恩典传遍这片土地。圣人遗物发送出神奇力量，圣水润湿了教众的额头。教堂里处处挂满了圣像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丰富多彩。一个新的时代，巴洛克时代，宣告自己的到来。欧洲形成了忏悔文化。从耶稣堂到德国南部的巴洛克式修道院宫殿，天主教教堂与加尔文主义的祈祷厅形成鲜明对比。路德教派文艺复兴的风格典型是诺伊堡城堡礼拜堂的内饰，这里是一个信仰新教的小领地王侯的住所。天花板和墙壁上都画有圣经故事，中央湿壁画上是基督升天，大胆地使用了平面图（sotto in su）。如果没有见识过意大利的风格，肯定不可能画得出来。
随着时间推移，信仰的差异塑造出各种生活方式，从起名、典籍选定直到性行为。欧洲的多样性由此在丰富程度上更进一步。人们习惯所称的“教派化”不仅是教会和当权者所强加的，也是延续世代的过程。通过学习、内化和界定，各教派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他们经历过备受争议的传道、火刑架上的烈焰，个个都坚不可摧，尤其严酷的是宗教战争，从现在开始又将灼烧欧洲一百年。
法国之夜：胡格诺战争
莱博镇，1633年4月8日。这个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陡峭山壁上，在前一年还抵挡住了路易十三（Ludwig ，1610—1643年在位）军队的围攻。而现在，村民寄希望于国王士兵的怜悯，打开了城门。但国王的首席大臣、枢机主教黎塞留想拔去帝国南部的这根刺，他下令将城堡及其堡垒拆除。4月8日，炸药被最后一次引爆。伴随着爆炸的白烟，莱博镇的力量永远消失了。在中世纪全盛时期，这个地方是一个富裕贵族家庭的所在地，他们的宫廷以游吟诗人而闻名，现在也跪倒在王冠之下。后来，路易十三把莱博镇赐给摩纳哥王侯格里马尔迪家族。自法国宗教革命以来这里就像个鬼城，不断衰落，统治这里的是地中海北岸干冷的密史脱拉风[40]、普罗旺斯的太阳和浪漫主义诗人。
灰褐色的废墟提醒着君主国家的胜利，五年前，这个君主国征服拉罗谢尔城，占领了胡格诺派最重要的基地——胡格诺的意思是“阴谋者”，自1560年以来这个概念一直在被使用，可能是对“同盟者”（Eidgenossen）一词略带贬义的改写。对胡格诺派的战争现在进入最后阶段。受迫害的教徒希望“黑暗过后就是光明”，可惜只是徒劳。这一表述来源于拉丁语的铭文“Post tenebras lux”，这句话和年份“1571”一起被刻在莱博镇废墟中一扇文艺复兴风格的石窗上。这句话也曾经被铸在日内瓦城邦的硬币上，当时为的是摆脱主教大人的统治，后来这句《圣经》引文成为法国受迫害和受压迫的新教徒的座右铭。莱博镇是胡格诺派战争的最后纪念地之一。胡格诺教徒受到两件事的指引：首先是信仰，然后是与大家族争夺权力。他们想要修改法国宪法。
1562年，凯瑟琳·德·美第奇在圣日耳曼昂莱颁布了一项由洛皮塔尔起草的宽容法令。但3月，吉斯大公的士兵屠杀了60多名参与改革派祷告的教徒，让该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暴力又引发了反抗的暴力，吉斯大公于次年被谋杀。内战之路已经铺就。加尔文一开始就警告过这种局面。他主张被动抵抗，如果需要则可以舍身殉教。他在写给科利尼的一封信中就预测说，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血流成河，淹没整个欧洲。这一敏锐的警告并未受到重视。强硬派的代表在宫廷占据多数席位，洛皮塔尔无以发声。他退隐到巴黎南部的贝莱斯巴特城堡，在那里过着学者的生活。乔瓦尼·巴蒂斯塔·莫罗尼为他画过一幅肖像画，上面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洛皮塔尔很清楚自己生活在灾难的阴影之下（附图24）：“即使世界破碎、崩塌/被废墟击中的他也处变不惊。”事实上，不仅瓦卢瓦王朝陷于水火，在尼德兰另一场战争也已经被点燃。其原因是西班牙霸主干涉贵族的传统特权，远程战争带来了税收负担，再加上宗教镇压。1566年，佛兰德斯地区毁坏圣像画，预示着对古老教会的公然抗拒。腓力二世派遣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1507—1582）前去镇压反叛的省份并企图恢复秩序。这支残酷而傲慢的军队速战速决。经过装模作样的审判，托莱多将数千人送上了断头台。1568年，他在布鲁塞尔的集市广场上处决了拉莫洛·埃格蒙特（Lamoral Egmont）和菲利普·霍恩（Philipp Hoorn）两位伯爵，这一行为颇为失策。刽子手的斧头砍下了这两颗效忠于西班牙王室的脑袋，他们只是想达成妥协。这种司法谋杀带来的战争持续了80多年。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毕竟尼德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里可以制衡德国、胁迫法国、约束英格兰，人文主义者贝尼托·阿里亚斯·蒙塔诺（Benito Arias Montano）曾这样进谏国王腓力二世。
1571年，当工匠在莱博镇雕刻石窗时，西班牙权力扩张达到顶峰。在帕特雷海湾附近的勒班陀，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胡安·德·奥斯特利亚（Juan de Austria，1547—1578）指挥天主教强国的大型舰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进犯。天主教的欧洲地区用诗歌和绘画来庆祝这次胜利，苦苦支撑的教会也迎来了一次荣耀。这次胜利应该归功于圣母玛利亚，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保罗·委罗内塞的画作中，圣徒聚集在圣母身边，她身处云层之上，云中的天使向土耳其橹舰投掷火箭（附图25）。
在法国，天主教徒也主动发起攻势。勒班陀大捷后一年，胡格诺教徒经历了他们最黑暗的时刻。摄政女王身边的谋臣已经制订成熟的计划，要将改革派的叛乱者斩首示众。这次阴谋的契机是凯瑟琳的女儿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arete von Valois，即后来的法国王后玛戈）与纳瓦尔的亨利（1553—1610）举行婚礼，新郎带领许多信奉新教的大人物来到巴黎。8月24日正巧是圣巴塞洛缪日，在这一天日出之前，科利尼和其他新教领袖就死于非命。对胡格诺派精英的清算只是一个开始，它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天主教徒占大多数的巴黎人和改革派的少数群体之间长期被压抑的紧张局势终于失控。恐怖主义统治了这座城市整整三天。在这里和各省份，数千人成为暴徒的牺牲品；令人尊敬的公民也忘记了一切文明并加入屠杀。腓力二世表示满意，教皇下令举行感恩祈祷，并通过一系列壁画把这一事件永久地记录在梵蒂冈皇家大厅内。
虽然经历了痛苦的巴黎噩梦，但新教徒的反叛并没有因此中断。战争再次爆发。有时因为缺乏武器，也出现过短暂的和平时期，但跟理性没什么关系。外国势力也插手干涉，西班牙站在天主教一边，德意志王侯、英格兰和尼德兰支持胡格诺派。直到16世纪的最后十年，洛皮塔尔遗留下的政治态度才被普遍接受。所有人都意识到，信仰必须在政治之外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长期以来，这对欧洲来说都是陌生的新思想。另一个新颖之处在于，在1579年的匿名宣传册中，良心自由被视为一种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胡格诺战争始于1585年，漫长而又血腥。哲学家蒙田（1533—1592）如此评判这场战争：它将会被自己的毒药吞噬和分解。血腥婚礼的新郎纳瓦尔的亨利解决了这一危机，他得到了“政治家”的支持，越来越多的部队被他收入麾下，并在艰苦的战斗中驱逐了西班牙人。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步是，他之前一直担任胡格诺派的首领，但在1593年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亨利在信仰上是一只变色龙，这是他第六次改变信仰。第一次皈依是在圣巴塞洛缪之夜后，虽然这是在胁迫下进行的，但亨利这次皈依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他用柔和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这是政治世俗化的信号，也意味着他与旧观点告别，以往人们总认为不能控制信仰的权力就不是权力，统治者要担保臣民在上帝面前得到救赎。克雷芒八世很快赦免了这位皈依者，并承认他是掌管法国的第一任波旁国王。1598年，教皇从中斡旋，使得《韦尔万条约》签订。病榻上沉疴缠身的腓力不得不接受现实，《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中已经谈妥的法国占领区现在基本上都成为法国的领地。
莱博镇石窗上的那句承诺似乎是在一个漫长夜晚的前夕被刻于石头上的，在这一年也终于兑现。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了著名的宽容诏书，授予新教徒合法的平等权利，虽然还是有所限制，但新教徒被允许公开做礼拜。此外，高等法院（parlement）还设立了囊括各教派的委员会，如对诏书的阐释引发争议，最终由委员会裁决。胡格诺派甚至得到了100多个军事基地，以确保这道宽容诏书并非一纸空文。
“贤明王”亨利一直有条不紊地重建受损的国家，他知道如何扩大国王的权力并建立官僚机构。由此，他为君主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当然也为很快变得猖獗的买卖官职的恶行奠定了基础。和其他地方一样，平民开始跻身国家管理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购买了贵族头衔，“官僚贵族”（noblesse de robe）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亨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建筑大师，他大兴土木，建筑作品包括太子广场和呈现完美四方形的孚日广场——“王家广场”。塞纳河沿岸的大画廊连接了卢浮宫和杜乐丽宫，也是他的纪念碑。在他余生的那些年里，他也为积极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这一政策现在转而反对一切宗派团结，回到了反对西班牙的旧路。首先，他从战略位置重要的萨伏依拿走几块土地。邻近的德意志正酝酿着一场继承权之争，他也觊觎犹利克-克里维斯公国，但1610年5月14日，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用匕首刺死亨利，由此他尚未染指便撒手人寰。两周后，刺杀国王的罪犯在格雷夫广场上被分尸，这里经常发生这样恐怖的热闹场面。莱茵河下游的冲突本来很容易引发一场大战，却因为此事被推迟了八年之久。
南特并没有给这个好国王带来好结局。“伟大的枢机主教”黎塞留成为实际领导者，他命胡格诺派臣服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让法国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通过攻陷当时已成为逃亡者堡垒代表的拉罗谢尔城，以及夷平莱博镇这样的抵抗巢穴。等待法国新教徒的是严酷的时代，他们将再一次渴求那古老而沉重的纯洁梦想。伟大的西班牙此时已成为过眼云烟，法国接过了权杖。
西班牙之夜
马德里，1616年4月23日，赤足三一会修道院。在经历了冒险又悲惨的生活之后，他终于得以安息。他曾是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们把他葬在虔诚修女所住的修道院（圣三一修道院）的某处，虽然没有大排场。他的名字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400年来，人们徒劳地想找到他的遗体，没有哪幅画能被证实是他的肖像。就像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他几乎只通过他的作品与我们对话。
塞万提斯于1547年出生于阿尔卡拉的德埃纳雷斯镇。他的父亲出身贵族但家道中落，成了一位外科医生，但还是尽其所能让他接受教育——不乏人文主义色彩。米格尔22岁时动身前往罗马——也许是因为他在决斗中伤害了对手。1571年，他进入了历史画面：在勒班陀的战舰上服役。他的战友似乎认为他是个勇敢的士兵；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另一颗击中了他的左手。从那时起，他颇自豪地称自己为“勒班陀独臂人”（el manco de Lepanto）。四年后，他在返乡途中遭遇阿尔及利亚海盗，尽管西班牙海岸线已经远远在望，船只还是被劫持，塞万提斯也成为人质。他在监狱中四次企图逃跑，想逃离阿尔及尔的“牢狱”（bagno），但无一成功。五年后赎金才送到，让他得以重获自由。他当过税务官，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好几次被送进监狱。在塞维利亚的地牢里，他开始写一本将让他不朽的书：《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可惜凡人塞万提斯从中获益甚微，在生命的最后，他重病缠身，几乎穷困潦倒。
《堂吉诃德》的第一部于1605年问世，第二部于1615年出版。人们可以将这部小说看作史书。因为书中描绘了作者生活的时代，这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这部小说展示了这一时代隐藏的一面，街道、农民、妓女、官员和酒馆老板的世界。杜尔西内亚，这个在《堂吉诃德》中商人们都确信其貌美如花，尽管实际上他们都不认识的笨拙的农妇，竟是但丁笔下的比阿特丽斯的西班牙姊妹——这是对宗教的隐喻，胆敢怀疑就让你掉脑袋。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乡绅”（hidalgo）。这个阶层起源于贵族中的“无产阶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土地而战；但在理性国家权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影响力。现在他们得自己养活自己，日子过得时好时坏，比如靠投军入伍为生。堂吉诃德似乎是沃尔肯斯坦、济金根和胡腾的远房亲戚，是骑士消亡时代的一个悲伤骑士。他的故事滑稽地模仿了当时仍然流行的小说元素：高贵的骑士、向贵妇人献殷勤、巫术和英勇的战斗。但这部小说被看作世界文学并不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它的结构包含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技巧，它令人着迷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被看作人类生活的寓言。愚蠢的堂吉诃德充满幻想，率领他纯朴的仆人桑丘·潘萨进行一场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战斗，这个小人物在角落里追求幸福，与高大而血腥的公鸡一样，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也没有区别。
如果回想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净化和摆布世界的尝试，那么会发现，这些行为好像也是堂吉诃德式的。这两位统治者都想在突尼斯和米尔格获胜，在圣昆廷和勒班陀凯旋，但最终这一切毫无结果。他们的多线作战就像对抗羊群和风车的战斗。西班牙应该保持天主教信仰，欧洲应该皈依天主教。皇帝和国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的国家卷入信仰和权力的战争中，然后一次又一次失败。然而，对于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失败可能比成功更有用，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如是说：欧洲大陆在政治上保持多样性。一个西班牙化的欧洲——这种可能性就连同时代的天主教徒都觉得是噩梦。
在大规模强制受洗之后，穆斯林在腓力国王的国家应该已经绝迹。但这只是官方看法，穆斯林继续偷偷崇拜他们的信仰并保留他们的传统，在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他们是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许多人找到了一种融合方式，同时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宽容的辩护仍然得不到回应。1568年，格拉纳达爆发起义，胡安·德·奥斯特利亚经过两年的战斗平叛成功。数千人被卖为奴隶。直到1609年腓力三世（Philipp Ⅲ，1598—1621年在位）下诏驱逐穆斯林，穆斯林与西班牙天主教徒不稳定的共存关系才告一段落。约30万人被波及，他们在北非找到了新家园。
天主教巩固统治与西班牙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密不可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宫廷自1561年以来一直建在马德里。查理五世依旧像中世纪的皇帝一样，一边四处出巡，一边锤炼自己的统治手段。“在所有上过的战场中，有的是为了发动战争，有的是为了带来和平，”他退位后曾在布鲁塞尔总结说，“九次在德国，六次在西班牙，七次在意大利，四次在法国，两次在英格兰，两次在非洲……八次在地中海，两次横渡西班牙海。”“只有马德里是宫廷所在”（Solo Madrid es Corte）这句话如今广泛流传。
但腓力二世统治的真正象征是首都西北部的瓜达拉马山脉的埃斯科里亚尔。这个建筑物于1584年竣工，遵照严格的几何结构建造，既是城堡也是修道院：这个形似箅子的平面结构是为了致敬被长方形格子刑具折磨致死的圣劳伦斯（Laurentius von Rom），他的纪念日那天，腓力的军队在圣昆廷取得大捷。埃斯科里亚尔的建筑师是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他是否在修建城堡时偷偷借用了鲁尔哲学中的“立体主义”，相当令人生疑。这个冷峻的建筑似乎是为祈祷和工作而修建，不是为了华丽、招摇、引人注目，但外交官和请愿者走近这座宏伟建筑时，在步入世界帝国中心的那一刹那一定屏息凝神。国王如果没有出巡，就在这里工作，身边围绕着许多官员，他运筹帷幄，不知疲倦地阅读和写作，上年纪后还戴上了老花镜。这位“智慧国王”（rey prudente）——人们这样称呼他时明显没算上他那些灾难性的政策——同时也是一位“纸堆国王”（rey papelero），他连最小的细节都要过问，还下令对王国各地进行综合统计调查。他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图书馆有1.4万册藏书，是那个世纪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
腓力二世在他那个时代是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但他的旨意执行起来都非常迟缓。消息传递速度的极限，就在于马的肌肉有多少力量。从马德里到威尼斯，一道命令要走22～85天。让消息穿越陆地、横渡大海，代价也非常昂贵。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消息是奢侈品。但与其他欧洲统治者一样，腓力最激烈的一场风车大作战是为了反对经济学。根据弹道计算而修建的堡垒使围攻越来越旷日持久，也越来越昂贵。步枪和火炮的生产需要大量的青铜。铁、火药和铅也大幅涨价。昂贵的还有如何维持最重要的武器类型——由雇佣军组成的步兵，更贵的是骑兵，最贵的是舰队。所以，哈布斯堡王朝在权力鼎盛时期能够调动的军队，从规模上根本不能与宋朝、明朝时期的中国或奥斯曼帝国相提并论。战争融资因为另一个因素变得更加困难：通货膨胀。它不只影响了西班牙的经济。英国的亨利八世就痛苦地得知，第二次对法国开战的成本可能是第一次的10倍。
罗马帝国末期与哈布斯堡集团都因为“战略上的过度扩展”而失败。腓力的君主制国家继续发动战争：在地中海东部反对奥斯曼帝国，在大西洋对抗海盗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海军，在佛兰德斯镇压尼德兰叛军，在巴黎对抗法国国王，在自己国内对抗起义的穆斯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多线战争增加了税收负担，民众本来因为宗教压制而起义，现在税收又成为反抗的主要原因。镇压暴民总是需要更多的钱。1557年、1560年、1575年和1596年，腓力统治期间王国四次陷入破产。当然，竞争对手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法国。
战争把西班牙拖进财政泥潭，使其再也无法抽身。百姓一手挣钱一手买粮，根本没有结余。来自热那亚或奥格斯堡的资金可能让王国有钱多派遣几千士兵；战斗可能有输有赢，结果都一样，债务的大山又增高几米。但即使物资已经到了最匮乏的地步，欧洲各国之间的大型战争及其人民的灵魂之战一直持续，几十年从未停歇。佛兰德斯军队扩张为一个拥有6.7万人的大怪物，吞噬着帝国四分之一的收入。这样一来，资金匮乏成为和平最重要的同盟，在危急时刻国王也被迫进行和谈。经济比任何政治阴谋都更能影响“欧洲各竞争对手”能否存活。
西班牙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查理五世及其子在意识形态上愚蠢的霸权政策。军队从国内经济中抽走了大量资金，剩下的白银很少被用于投资，而是成桶成箱地通过菲律宾运到东亚。此外，西班牙缺乏在国际上活跃的银行体系，也没有充满活力的商人和企业家。要产生这种经济组织，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社会开放。在拥有“共和”环境的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北部、佛兰德斯和英格兰都为这两种要素提供了土壤，但在西班牙这两者完全都没有可能产生。在多明我会修士、美洲征服史的编年史家迭戈·杜兰（Diego Durán，1537—1588）看来，西班牙明显僵化的国家结构在其内部也是混乱不堪的。人们几乎无法分辨，谁是骑士，谁是赶骡子的仆人。他反而认为，阿兹特克人最重视等级关系，秩序严格，堪称典范。
马德里未能制定一个适用于王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政策。内部关税阻碍贸易，又没有通用货币。政府几乎不关心农业。一些地区依赖粮食进口，因此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高的物价。货物产量下降。驱逐犹太人，以及那些已经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做法不仅不人道，而且愚蠢。由于大量移民外迁，已经人烟稀少的国家失去了精神、金钱和商贸活动。外国债权人因他们的大胆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例如，富格尔家族无耻地巧取豪夺。西班牙授予富格尔银矿的勘探权作为担保，在秘鲁和墨西哥每获得一公担[41]白银，富格尔的债权获利高达百分之百。查理和腓力都是头戴皇冠的堂吉诃德而已，他们的政策带来了长期致命的后果，这个帝国把自己同欧洲其他地区隔绝起来。腓力的间谍甚至在国外绑架那些皈依新教的流亡者。他想吸引学者和技术人员，但艺术领域又必须保持严格的天主教信仰。
塞万提斯的作品充满怀疑论，西班牙黄金时代（Siglo de Oro）的其他文学虽然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革新后的经院哲学，但也能找到种种怀疑的迹象，西班牙的大学也对这种怀疑主义做出回应。在信仰分裂的困惑时期，经院哲学从古代权威和《圣经》典籍中寻求确定性。西班牙经院哲学辐射甚广，影响了17世纪德国的学院派哲学。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约1483—1546）和耶稣会修士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两者都为“萨拉曼卡学派”声名远播打下基础，该学派奠定了国际法的繁荣。胡安·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的身份复杂，他兴趣广泛，而且写下许多教育学著作——包括关于女童教育的论文——但西班牙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因为他出身皈依天主教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被活活烧死。当又一位人文主义者被捕时，一位同胞写信给维韦斯说：“我们的国家是充满傲慢和怨恨的土地”，每一种文化都被怀疑是异端、错误或犹太化的，“学者们被迫缄口不语”。
上帝应该保佑伊比利亚的土地不受那些危及灵魂救赎的书籍影响。然而宗教裁判所并未成功地把所有可疑文学都销毁，审查在实践中经常松懈。国外书籍仍旧少有人知。宗教改革期间及之后，时代沉重灰暗，但印刷物的苛税被免除。可惜，一开始广为流传的伊拉斯谟的著作和其他一切跟路德相关的书籍现在都被压制。本国文学也很难找到出版商。平均下来，16世纪每个西班牙城市只有三个印刷工坊在开工，而威尼斯就有约200家。有时候，甚至纸张也需要进口到西班牙——欧洲的第一批造纸厂可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反之，在法兰克福的博览会上几乎没有西班牙文学参展。
伴随着洛佩·德·维加的作品，戏剧创作达到顶峰，但它既没有批评作用也没有教育意义，而更像是对当前局面的辩护。在科学领域，除了对在美洲新发现的动植物的描写和有关导航和船舶建造的知识，发展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大学主要充当了为官僚机构培训官员的角色。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克斯-莫尔西略（Sebastian Fox-Morcillo，1526/1528—1560）——主要致力于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起来——是腓力二世为他不幸的儿子唐·卡洛斯（Don Carlos）钦定的教育家，但当他要上任时，却在海难中丧生了。
就个人而言，腓力受过很高的教育，是提香和耶罗尼米斯·博斯作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饱受痛风、发烧和腹痛的折磨，只能瘫坐在一个构造巧妙的轮椅中（插图53）。这位曾经统治世界的王者现在成了一个秃顶的小个子，须发斑白，只是一个令人怜悯的病人。痛风使他关节僵硬，甚至无法签名。他那派头十足的落笔“我，国王”（Yo el Rey）一直是他的标志，从1596年9月开始由秘书代为执笔。两年后——这一年塞万提斯正在塞维利亚创作他的世纪之书——腓力移驾前往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等待告别人世。他的父亲就被安葬于此，这里也收藏着许多非凡的圣人遗物，即便不能治愈他，也应该能带来救赎。目击者称这是一场苦难：国王满身脓疮，轻轻一碰都让他遭受地狱般的疼痛，他瘫坐不起，饱受腹泻和脓性分泌物的折磨，身上还有**的创口，医生切开表面放血还要给他割掉脓肿，被传召而来的僧侣高声祈祷。最后，人们开始担心这个病人会被圣饼噎住，虽然他每天都期待着分饼仪式。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就这样在千厦之殿里日渐衰弱，在满是排泄物的病**与虱子为伴，饱受折磨、浑身恶臭。1598年9月13日清晨，这一切在这个星期天结束。
插图53：《轮椅上的腓力二世》
出自：若望·莱赫米特，《往昔》，1595年，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
腓力留下的是一个被搜刮一空，但仍然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国家。神职人员的特权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而且承担着卡斯蒂利亚三分之一的税负）。尼德兰各省陷入混乱，即使在西班牙国内也发生过骚乱。勒班陀的胜利未能撼动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的统治。塞万提斯回忆起自己在阿尔及尔的人质经历时说，这支骄傲的西班牙舰队即便在自己的海岸附近也无法确保安全。1580年，随着阿维斯王朝绝嗣，葡萄牙及其海洋王国全都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最重要的尝试是通过最大规模的舰队行动击败英格兰，可惜铩羽而归。腓力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与法国签订了如同投降的《韦尔万条约》。后来法王亨利四世的首相蓬波纳·德·贝利埃夫尔（Pomponne de Bellièvre）称这是法国500年来签署的最有利的一项和约。如果不是西班牙多线作战，法国的稳固将不可想象。
巴塔维亚的清晨
同样，战争也让尼德兰的独立运动受益，使它们能够成功。比起霍恩和埃格蒙特被斩首的日子，对自由的渴求现在更加深入人心。这个国家已经出现很多富裕的大城市，就算与勃艮第公爵会面也非常自信，而阿尔瓦公爵却试图强迫这个国家。起义不仅有传统，而且有燎原之势。现在领导抵抗的人变成了威廉·范·奥兰治（Wilhelm von Oranien，1533—1584），他出身于德意志拿骚迪伦堡的伯爵家族，曾在布鲁塞尔刑事法庭免于一死被流放。他最初是查理五世的宠臣，后来以腓力二世代理者的身份担任三省总督，这让他成为“祖国之父”。与亨利四世一样，他推崇均衡平等。他在路德宗的环境中长大，接受天主教教育，在第四次婚姻中迎娶胡格诺派领袖科利尼的女儿，最后他转向加尔文主义，但不是激进的教徒。直到今天他的王朝仍然代表荷兰。
在公开战斗中，他们无法对付西班牙军队。“小的”不对称的战争一直都是弱势一方对抗压倒性的敌人的经典战术。自称“海上乞丐”（Watergeuzen）的海盗们在海上与尼德兰人并肩作战，而威廉给他们提供劫夺敌方商船的特许证。这一称谓中包含法语的“乞丐”（gueux）一词，是这些自由战士颇具讽刺意味的自我定位。贵族和商人也为独立战争的筹资做出贡献。1572年4月，尼德兰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攻下第一座城市布里勒，这在心理上对尼德兰人具有重大意义。泽兰和荷兰逃出西班牙魔爪，最后莱顿也获得独立。威廉在这里促成一所大学的成立，后来将成为最重要的新教大学。此后，残酷的阿尔瓦归天，他的继任者和叛乱分子都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最终胜利。
瓦隆和佛兰德斯仍然是天主教徒的省份。考虑到敌人的强大，它们于1579年在阿拉斯组成同盟。作为反击，北方的新教省份形成了“乌特勒支联盟”。1581年，北方大胆地迈出一步，宣布废除腓力二世的统治者身份，他的肖像从硬币和签章中消失。人们援引许多论著来证明这次决裂的合法性，其中一本是《反暴君刑事法庭》，这是一部匿名出版的胡格诺派著作。如果统治者已经违反了神圣和世俗的法律并要毁灭国家，书中赞成对其进行反抗。正义之王在这里作为人民的仆人出现，民众作为一个整体高于王者，但又信任王者委托其进行统治。
南北之间的分裂变得不可逆转。1580年，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停火为政策打开了新的施展空间。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e von Parma）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如今她的儿子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成了军队指挥，先后攻打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把城市逐个收入囊中；在围困之后，这些城市或是自愿投降，或因为内奸背叛而陷落。1584年7月，威廉·范·奥兰治成为袭击的受害者。次年，法尔内塞夺取安特卫普。反叛分子的事业似乎宣告失败，特别是法尔内塞比阿尔瓦更聪明，他允许加尔文主义者离开，对他们来说安特卫普已经不值得救赎。但他无法重新占领北方，遍布湖泊、溪流和运河的“欧洲沼泽”用地理环境抵御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奥兰治亲王莫里茨（Moritz von Oranien，1567—1625）在父亲去世后成为北方省份的决定性人物，他最终成功驱逐了那里的西班牙人。
除地理外，军事教育和战略方面的改革也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定期训练、增加枪支数量和其他一些原则在整个欧洲都很常见。随着“奥兰治军队改革”，“文艺复兴”也有了军事元素，尽管罗马人曾经忽视了一些举措——例如把军队分割成较小的、移动更敏捷的单位。此外，反叛军的队伍也在壮大，军队的数量约1600支，超过5万人。城市之间守望相助又拥有强大驻军，使这个新的国家得到有力保护，后来形成北方七省联盟。南方仍然属于西班牙并且信仰天主教，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一带，而北方的尼德兰已经普遍获得独立并成立联省共和国，两者之间的边界一直存在争议，直到1648年才最终确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引发重大变化。
北方试图建立王国，但一直未能如愿，他们想获得的合法性也迟迟没有降临。这样，北方只是一个组织分散的共和国。虽然各省自行管理其内政，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必须在代表会议上做出，即自1594年以来一直持续的“联省议会”。对应原来各省分别设立的总督，现在最高领袖是联省总督，他是陆军和舰队的总司令。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他拥有最高决策权。总督职位不是世袭的，但总是在奥兰治家族之手。荷兰是共和国最重要的省份，这里的领导职位原本属于国家律师，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大议长一职，他作为联省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拥有强大的政治话语权。但决定性的力量是城市和城市中的富裕商人。他们统治了各省的阶层会议，并因此列席海牙的联省议会。其中有2000名成员后来都成为政治精英，在国家和城市担任要职。在瑞士邦联之外，尼德兰共和国在全世界首开先例，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更像是阶层和城市的联盟而非联邦制国家，在这种政体当中，不只市民，甚至某些省份的农民都可以参政议政。它们的机构比邦联松散的网络更加稳固，仅凭《议会章程》就形成共同的运行规则。能与总督或大议长相类比的职位在瑞士根本还未出现。
虽然“尼德兰合众国”将自己视为加尔文主义的共和国，但是教会并不是国家教会，而只是隶属国家的教会。拥有其他信仰的人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宗教，即使一开始不能公开进行。从葡萄牙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建造一座犹太教堂。印刷从业者克里斯托弗尔·普朗坦（Christoffel Plantijn）在1585年写道，莱顿大学的天主教学生也没有遭到任何打压。关于预定论的争论——追随莱顿神学家雅各布斯·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的荷兰新教抗议宗成员反对加尔文派强硬的说法——只是一个插曲。可是，许多阿米尼乌斯的追随者不得不寻求流亡。他们的首领，法学家约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n Oldenbarnevelt）于1619年被处决，但他的死与信仰关系不大，反倒是与他和加尔文派总督奥兰治亲王莫里茨的神学争论演变成的一场权力斗争有关。奥兰治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尼德兰在海上军事领域转为主动攻势。
在宗教问题上，商贸从来不会过于狂热。即便宽容（Toleranz）非常有限，也被证明对处境非常有利。这个大写的“T”又吸引来两个有利因素：人才（Talent）和技术（Technik）。最重要的是，尼德兰因此在欧洲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许多在意大利很难出版、在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出版的书都在这里找到出版商，如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或是笛卡儿的《方法论》。相比之下，西班牙人统治的南部地区根本没有得到“Ts”系列的输血。安特卫普发挥了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克里斯托弗尔·普朗坦的出版社生意大好，他的工坊里总共有80台印刷机，经常有16台同时嘎吱作响。多亏他的“努力和坚持”——这也是出版社的座右铭——普朗坦买得起城市宫殿，还附带观赏花园。
直到19世纪，荷兰人封锁了斯凯尔特出海口并切断了安特卫普与公海的联系。难民从被法尔内塞夺回的地区拥入北部省份。那里的城市急剧增长，如阿姆斯特丹从1570年的约3万居民增长到17世纪的约14万居民。北方的城市化程度是绝无仅有的，一半的居民住在城市，经济也迅速增长。荷兰织布工的数量甚至超越了竞争对手印度。代尔夫特烧制的闪闪发光的蓝白色瓷器让欧洲的餐桌更显高贵，在欧洲的一半地区，人们吞云吐雾时用的陶质烟斗都是来自豪达镇。福禄特帆船大规模生产，这些船只的货运费用低廉，根本没有对手。且只需要10名船员就可以操作——因为使用滑轮来升降风帆——而其他船则需要三倍的人力。汉萨同盟丧失了西边的贸易。尽管战火不断，尼德兰的船只从家乡一直航行到非洲，在那里他们与葡萄牙人同台竞技。他们环行地中海，也到达过纳尔瓦[42]北部和斯瓦尔巴群岛[43]。
尽管尼德兰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仍然艰辛。他们是被繁荣遗忘的一群人，眼看着穷人义厨、孤儿院和救济所日趋增多，不禁让人对新教伦理产生疑虑。1595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济贫院对住户进行严格的风纪管教。高税收或物价上涨会引**乱，尽管这种事非常罕见，而且伤亡也不多。
社会顶层由摄政王、海运企业家和商人组成。贵族的重要性远低于邻国，而市民议会即“burgerij”更为强大。社会被分为士兵协会和行会等组织，各教派的诗人都聚集在文学会“Rederijkerkammer”——这是一个文人的行会。陆续新成立的大学为人们提供受教育机会：弗拉讷克、格罗宁根、乌得勒支和哈德韦克。植物学家卡罗卢斯·克卢修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和数学家鲁道夫·斯内利厄斯（Rudolf Snellius，1546—1613）在莱顿大学任职。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是莱顿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继任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尔（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也非平凡之人，他编辑了许多经典作品，同时精通东方语言。他的年薪是不可思议的1200荷兰盾，证明人文主义教育确实有其价值。
许多农民也分享到海洋贸易带来的福利，他们大多是自由身，自己也拥有田产和牧场。谷物主要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这样他们就有钱有力，可以饲养牲畜，生产乳制品和奶酪。茜草和亚麻是纺织工业的基本材料，也得到大面积种植。通常城市市民会进行投资，资本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征服了农村，帮助改善农业技术，促进堤防建设和土地复垦。这个新国家在经济上是如此欣欣向荣，以至国家能够负担反对西班牙的解放战争并免于破产。
女权：伊丽莎白一世
在运河的另一侧，马德里当局曾经寄希望于伊丽莎白女王会找到真正的信仰并重拾天主教徒玛丽的政策，可惜希望落空。女王的顾问、法学家、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 Lord Burghley，1520—1598）是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他进谏女王，请其重新恢复国家教会。宗教界必须向女王宣誓，承认她是“所有世俗和宗教事务的至尊摄政女王”。克兰麦曾经编订的第一本《公祷书》也明确了礼拜仪式，现在经过轻微修改继续沿用。不过，伊丽莎白反对一切激进的要求，教会净化的狂热分子这次发动清教徒运动，又提出类似要求——他们就像是周而复始的西西弗斯，只不过推动的是毫无乐趣的道德和无休止的说教，梦想回到早期基督教的状态。苏格兰的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3—1572）也因此名誉扫地，他是一个清教徒，1558年出版了一本宣传手册，不仅反对天主教女王，而且引用《圣经》奏响“反对违背自然法则的女性统治的号角”。
伊丽莎白的教会保留了一丝天主教的微光。无论如何，女王从未被教条问题困扰。她个人绝对虔诚，作为统治者她首先关心的是王权的权威。定期开会的“枢密院”负责做出关键决议，同时已经变成一个官僚机构。无数法院为国家提供了理性判例法的框架。政府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最密切联系是“星室法庭”——因为他们的会议室在威斯敏斯特王家宫殿，天花板上有星星装饰——列席“星室法庭”的大多是枢密院的成员。监管出版物的是一个缺乏系统性的审查机构，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宗教考虑。1570年，庇护五世（Pius Ⅴ，1566—1572年在位）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之后她的步伐更加坚定。即使是流行的罗宾汉游戏也被禁止，罗宾汉传奇中快乐的塔克修士成为不复存在的民间修道院生活的代表，可能会引起不受欢迎的怀旧情绪。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议会仍然保持前人争取到的地位，成员拥有宝贵的财富，即他们的“自由发言权”（free voice）。一次，下议院甚至敢提出，调拨财政支持的权力应该与王位继承的规则分割开来：脱离“处女女王”婚姻的掌控。当然，这一举动太过大胆。伊丽莎白反驳道：“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根据我的地位，我父亲曾经有过多大勇气，我也一样。”这段话后来广为流传。“我是你们涂过圣油的女王。我永远不会被迫做任何事情。我感谢上帝赐予我的所有身份，即使穿着衬裙”——她说的是“petticoat”——“被赶出我的王国，我也能够在信仰天主教的任何地方生活”。
伊丽莎白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有时报复心很强而且脾气暴躁，但作为统治者她总是抓住任何可能性。她自己政治手腕灵活，虽然外部世界屡屡带来威胁，但这种局势的首要好处就是，宪法问题不会成为危机。当时情况很复杂：法国陷入内战，阿尔瓦在尼德兰不受任何约束。更糟糕的是，玛丽·斯图亚特是天主教的宿敌——这位弗朗索瓦二世的年轻遗孀于1561年开始统治苏格兰。1567年，一场贵族阴谋将她废黜，玛丽1岁的儿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王位。遭遇政变的女王不得不在英格兰寻求庇护。她在英格兰中部的城堡中被囚禁了19年，这是天主教徒的诉求。伊丽莎白想除掉玛丽，但因为担心合法性，迟迟未敢下手。“苏格兰女王”是一个危险因素，1569年就出现了一次贵族起义，想让玛丽重新掌权，伊丽莎白的雇佣兵平定了叛乱。
伊丽莎白对自己王国的局势进行了真实评估，因此不敢与世界强国西班牙为敌。当下只有小小的摩擦，也不会很激烈，伊丽莎白也为腓力的敌人和海盗活动提供劫夺敌方商船的特许证，对他们进行财政援助。作为对策，马德里实施经济制裁。这个“西班牙的格列佛”深陷欧洲大陆的战场无法抽身，所以针对英国的最终决战一再推迟，这场战争不仅关系英国，还关系到宗教和谁是真正的海洋霸主。然而，1585年，埃斯科里亚尔已经制订了结束英国异端运动和肆虐的海盗活动的具体计划。舰队的规模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本该能够入侵英伦小岛并恢复苏格兰玛丽的统治。伊丽莎白的高效情报机构——由法学家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组建——在马德里和欧洲的一半地区都有耳目，它发回预警消息。
对决现在进入决定性阶段。伊丽莎白奉行的政策后来成为一种学说：通过纵横捭阖和必要时的战争让欧洲大陆处于分裂状态，以此赢得海洋。她向尼德兰派出军队，也派向法国，但这些军队在各处都没有大动作。损失最惨重的军事行动发生在顽固反叛的爱尔兰，它们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支系，现在互相撕咬。如果这个绿色岛屿能够成为天主教入侵的基地，那么战争在那里就不可避免。西班牙和教皇的雇佣军与叛乱分子合作，想在这里建立天主教进攻的桥头堡，这些企图必须被扼杀。
出于对国内“第五纵队”[44]的恐惧，伊丽莎白对偷偷混进来的天主教传教士采取强硬手段，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人也不能幸免。数百人为了信仰不得不流亡，或身陷囹圄或身首异处。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也最终降临。谋反者想刺杀伊丽莎白，玛丽也涉案，沃尔辛厄姆的间谍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1587年，玛丽被斩首。当西班牙大战爆发时，苏格兰阵线至少保持平静，因为对玛丽的儿子詹姆斯而言，英格兰王冠已经遥遥在望，伊丽莎白没有子嗣，她死后将由詹姆斯继位。与此同时，腓力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入侵计划上。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恢复英格兰的天主教传统，还能确保大西洋航线，并可能在尼德兰赢得最终胜利。
当时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平衡。英格兰的陆军中有很多是从伯爵领地新招入伍的小兵，他们的军事实力实在令人怀疑，这支军队不太可能抵挡西班牙入侵的军队。然而，在经验丰富的海盗头子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的领导下，英国舰队目的明确，规模不断扩张。这支装备精良的敏捷舰队的任务是，在加勒比海和亚速尔群岛袭击西班牙的宝船，切断腓力帝国的银脉。这种打劫敌方商船的行为，无论是否拥有特许证，从来都不是因为心中澎湃的国家情怀，而只是为了利润。例如，霍金斯接受伊丽莎白私人小金库的资助，不仅在葡萄牙奴隶贸易中分得一杯羹，还在西非抓捕奴隶。他将受害者运往海地，在那里转售给西班牙买家。
他的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1540—1596）甚至被誉为英雄，声名远播到德意志南部。这个来自德文郡的农民的儿子一步步学会了水手技术和海盗业务，给霍金斯当帮凶：先是在英吉利海峡，接着是在加勒比地区。德雷克在1577—1580年环游世界，因此成为传奇，他是第一个全程参与并幸存的船长。在途经厄瓜多尔海岸时，这个英国人顺手打劫了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尽管船身上写着令人恐惧的“喷火者”，还抢走了他们的白银。这次旅行的最终利润是15万英镑。这让德雷克得到了爵士头衔。这个发迹的暴发户给女王献上了无数杜卡特金币和珠宝，女王甚至还去他船上参加宴会。当时的一幅肖像画描画了这位新当选的爵士，他面色通红、饱经风霜。他右手紧紧抓住地球仪，仿佛这个世界就是他的王国。
这种打劫商船的行为在最终决战的准备阶段愈演愈烈，从本来就比较紧缺的王室财政中抽取巨额资金。德雷克奉行前瞻性的战略，他把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基地夷为平地；1587年，他甚至大胆奇袭，率领一支强大舰队突袭加的斯港并摧毁了30艘西班牙船只。他在回程途中还厚颜无耻地绕道亚速尔群岛，捕获一艘满载非洲珍宝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战利品琳琅满目，为这次行动的资助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英国就这样以战养战。
这场战争对西班牙意义重大，对英格兰则意味着全部。英格兰岛屿只有舰队拱卫。战争关乎何事，从船名上可见一斑：英国方面的船只被命名为“公牛”“老虎”“复仇”“金狮”“无畏”，西班牙人的船只叫“圣母玛利亚恩典”“圣约翰”“玫瑰花冠的圣母”。伊丽莎白委托经验丰富的船长发号施令，在海上战争中对抗西班牙人经验丰富的战士——包括德雷克和霍金斯——都听令于海军上将埃芬汉的查尔斯·霍华德伯爵（Lord Charles Howard of Effingham，1536—1624）。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兹曼（Alonso Pérez de Guzmán，1550—1615）。海上经验不足的他不情愿地接受了任命，但他周围的军官都颇具才干。就这样，新发迹者和古老贵族之间的决斗爆发。西班牙船只上的贵族身着华服、色彩缤纷，仿佛是去参加舞会，而不是赴死亡之约。
西班牙舰队于1588年5月底从里斯本向北起航，并于7月抵达英格兰，它们聚集成半月状，船只并行向前，以便结成一条更宽的防线。这支舰队像一个漂浮的堡垒，慢慢靠近英吉利海峡，但它们被英国灵活的加利恩帆船包围并遭遇猛烈的炮火。8月8日晚，在加来海岸战事已成定局。西班牙人未能及时找到安全的港湾，不得不在海岸附近抛锚，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这支舰队目前已经接近西班牙在佛兰德斯的军队，它们本应把军队送上英格兰岛。英格兰的命运悬于一线。但海军上将霍华德抓住时机，派火船在休眠的巨型船队之间流窜。混乱席卷而来，人们惊慌失措地切断锚链，保护性阵容瓦解。第二天，主战在格拉沃利讷附近爆发，当时霍华德的加利恩船队已经掌握了所有优势，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分散的船只。西班牙的四艘船沉没，其余的大部分都遭到严重损害，不可能继续战斗。剩下的事只能交给老天。这支“无敌舰队”在风暴中漂来**去，经过英格兰和苏格兰沿岸被吹向大西洋，然后又回到爱尔兰布满礁石的西部海岸，只有少数船只返回拉科鲁尼亚。在一幅肖像画中，伊丽莎白女王身着珍珠刺绣和镶有宝石的连衣裙，背景中就展示了这次战斗的关键场景（附图26）。女王的手也放在地球仪上，更确切地说是在美洲——这是英国扩张的目的地。
1588年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第二年，英国在里斯本海岸进行大规模反击，却铩羽而归。之后又有两支西班牙舰队企图北上，但都被风暴阻止。海盗行为并不能决定实力较量。许多英国的亡命之徒没有得到金子，而是拿到了一根绳索，他们最终赢得的是绞刑而不是黄金。德雷克想征讨巴拿马，但战役陷入了僵局，他于1596年在船上死于感染。
与抵达西班牙国土的大量贵金属相比，天主教帝国因为海盗而蒙受的损失微不足道。然而，战争的经济后果严重。西班牙的贸易公司遭受损失，随着税收减少，政府收入也持续下降。舰队在大西洋沉没，让西班牙损失了约1000万杜卡特金币。所有这些都导致前面所说的财政崩溃。腓力的继承人继续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尽管西班牙军队在许多战场取胜，也无法掩盖事实，这个曾经令人敬畏的大国现在面临着经济基础的崩溃。
英格兰仍然站在法王亨利四世一边，也没有从尼德兰昂贵的战争中抽身。爱尔兰的冲突仍在酝酿。在伊丽莎白的王国，现在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温和的新教，它的礼拜仪式庄严隆重，符合不列颠大教堂的威严，与欧洲大陆的新教有明显区别。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的著作《论教会组织的法律》（1585年出版）为逐渐确立的英国圣公会教会提供了神学基础。腓力二世让岛上所有与天主教相关的事物都彻底丧失信誉。此外，与西班牙的战争强化了议会权力，伊丽莎白也被迫不停地申请纳税申报表。
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圣史蒂芬礼拜堂，即下议院的会议厅，议员的辩论异常激烈，经常喧闹嘈杂。自从罗马共和国最好的时代以来，世界上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民主实践了。在威胁的阴影下，议会一般会忠诚与王室合作。当时的人认为它似乎是英国“最高、最绝对的权力”。为了促进整个王国的利益，13世纪的议会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申诉。1601年11月30日，女王发表了著名的《黄金演讲》，向下议院致敬。“就算价格再昂贵，也没有哪颗宝石像这一颗一样令我喜爱：我是指你们的爱，”她面对下议院的代表团如是说，“如果上帝对我赞许，这王冠的荣耀有一项不可或缺，你们的爱伴随了我的统治。”她向这些先生致以最深的喜爱之情，并请所有列席的议员围拢过来亲吻她的手，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列席议会。
直到今天，不少艺术都让人们回想起这位老妇人的世界：约翰·道兰（John Dowland）忧郁的歌曲，威廉姆·伯德（William Byrd）的宗教音乐和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的细密画中含情脉脉、面色苍白的情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让女王的荣耀得以永恒，尤其是莎士比亚享誉世界的戏剧。在木框结构的建筑和乡间贵族及大臣的城堡里，时不时就能在显著的哥特晚期风格中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小心翼翼的试探，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经济繁荣，尽管有过于神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