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一场争夺世界霸主的战争,这场战争让英国更加尽力地拉拢可以结盟的力量,这时,魏茨曼的出现就显得再恰当不过了,魏茨曼手中几经易稿的犹太复国计划让大英帝国的目光投向了欧亚大陆的内部——中东。
1915年7月,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一位名叫魏茨曼的化学家相遇,这次相遇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面。魏茨曼1897年加入由世界著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所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04年,赫茨尔逝世后,魏茨曼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也预示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魏茨曼擅长以温和、耐心的沟通做工作,从不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魏茨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爱德蒙一见如故。爱德蒙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治上支持复国运动的一个信号。
爱德蒙本人对犹太复国运动一直是支持的。19世纪末,犹太人一些新定居点得到大量慈善资金支持,大部分是在爱德蒙男爵的直接管理控制之下。
爱德蒙先后共支付了600万英镑。为了使定居点的经济多样化,而不依赖受自然条件约束过大的农业,他还为犹太移民建立起了工业,包括香料厂、玻璃瓶厂和酿酒厂。为了方便管理,爱德蒙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欧洲专门雇用农业专家指导定居者种植附加值更高的农作物,其中就有酿酒专用的葡萄。
但是,当犹太人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赫茨尔找到爱德蒙,说出了他更宏大的目标——向巴勒斯坦迁移一万五千名犹太人的复国计划时,爱德蒙拒绝了,这也向外界传递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复国运动上的立场。在爱德蒙看来,巴勒斯坦本来就土地贫瘠,一下子涌进这么多移民恐难以承受,而且如此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还会给反犹主义者提供驱逐犹太人的口实。于是,爱德蒙坚持继续在巴勒斯坦的小规模拓殖。他对巴勒斯坦的环境研究得非常透彻,并预见了这其中爆发冲突的可能。
爱德蒙贿赂了土耳其驻巴勒斯坦的历任总督,在巴勒斯坦买下了具有军事作用的战略要冲——朱达、萨马里拉、加利利和雅法港,并对当地的犹太教居民解释道,欧洲的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无法预见的深刻变化,他们迟早要利用这些战略要地来保护自己。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犹太人靠那些军事要地挡住了阿拉伯联军的凌厉攻势。
纳撒尼尔把赫茨尔介绍给了英国政坛,此后,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在英国统治阶层获得同情与支持。魏茨曼掌权后,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介绍,魏茨曼结识了更多的英国政界要人,其中包括英国外交部副部长艾伦比将军,艾伦比将军曾经是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对此时的魏茨曼来说,还有一个人对他意义重大,这个人就是沃尔特。在魏茨曼看来,想要把那些犹太人的企业联系起来的最好方式就是获得沃尔特的支持。
沃尔特(1868—193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杰出的金融家内桑尼尔·纳撒尼尔的儿子。纳撒尼尔作为英国犹太人的领导人,为争取犹太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坚定的同化主义者,但是,当复国运动的策略发生改变,纳撒尼尔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久之后,纳撒尼尔的儿子沃尔特成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席。
千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怀揣着一个古老的梦想——回到锡安。锡安是位于中东地区古代犹太国首都耶路撒冷的一座小山丘,是犹太人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也是他们所信奉的上帝耶和华的圣地。按照犹太教义,锡安是耶和华所赐给犹太人之地,无论犹太人流散到何处,耶和华定意令他们回归圣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这一切。
所以,尽管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流散到世界的各个地方,颠沛流离,饱受凌辱,但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所信奉的上帝,有朝一日会让他们重新回归锡安,这一信仰催生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复国思 想。
1914年,魏茨曼正在为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而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相遇让魏茨曼感到无限的欣喜。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着解不开的渊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相遇也是必然 的。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务大臣贝尔福致信沃尔特,阐明了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公民权利和信仰权利。这封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虽然只有几百字,但同时也是一个宣言——《贝尔福宣言》,这一宣言为犹太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封信是英国以国家形式,协助犹太人大规模返回巴勒斯坦的开始。
《贝尔福宣言》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促使世界犹太人从经济上支援英国所在的协约国一方;打消了德国争取犹太复国主义帮助的计划;阻止犹太人占大比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与德国议和。
1917年12月9日,英国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同时借助阿拉伯人的力量结束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
二战后,德国一败涂地。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由于战争的消耗,元气大伤。远离战场的美国开始崛起。在美国这样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环境相对自由,犹太人逐渐有了一定影响力,在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上,美国作为主要力量促成了通过分割巴勒斯坦的议案。
时至今日,以色列到处留着罗斯柴尔德的印记。政治中心特拉维夫最宽阔的街道就叫“罗斯柴尔德大道”。当以色列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时,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名字:罗斯柴尔德。
被取代的战争金融核心
内桑尼尔·纳撒尼尔在1915年去世,纳撒尼尔之死是一件甚至连战争都无法抢去风头的大事件,他的去世也让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其实,罗斯柴尔德银行在纳撒尼尔时期,与那些金融界的对手相比,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在英国,公债占银行全部业务的比重开始下降,大型的股份制银行已经更多地发挥作用,像罗斯柴尔德银行这样的私有银行不可能再处于主导地位。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巴杰特在其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应对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挑战时,大型的私营银行能够坚持多久?他写道:“父亲拥有不凡的大脑,并且开创了这个事业,但是儿子的脑袋不如父亲,这将面临失去部分或者全部事业的局面。”
这篇文章仿佛暗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在20世纪的境遇。在纳撒尼尔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进入第五代成员时期,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导者对于园艺和收藏表现出极大的痴迷。纳撒尼尔的儿子是一名知名的动物学家,在金融界被称为“可怜的胖子沃尔特”,正如这个称谓所昭示的那样,他对于金融表现出异常的迟钝。1905年之后,管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大部分责任交给了阿方斯唯一的儿子爱德华,他的爱好是打猎和赛马,在商业上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成就。爱德华在北线铁路的一次年会会议上这样抱怨投资者:“如果挣了钱,他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如果他们亏了钱,他们会说是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害惨了。”
尼尔·弗格森所撰写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这样评论第五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五代开始忽视‘银行业务’,而转而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随着受教育机会的增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五代将聪明才智从生意转移到了科学艺术上,如萨洛蒙的曾孙尤金写出了提香的专论。除此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里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也在摩拳擦掌,因为世界战争的炮火打响了。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一战期间有所获利,维克斯公司的枪、新英格兰出产的镍以及得比尔斯公司的钻石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是比起在战争中遭受的打击,这些都不值一提。这场战争对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说,已演变成一场深重的灾难。
由于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敌对立场,一战摧毁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伦敦银行、巴黎银行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
更为糟糕的是,罗斯柴尔德银行一直以来所努力维护的金本位制开始发生动摇,大多数的参战国都将黄金用于购买军火,停止了黄金的自由输出,暂停了货币对黄金的兑换,而采用了汇率控制。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财政几近崩溃,经济陷入萧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英国的工业已经无力提供足够的、打一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和弹药。1914年10月,英国政府陆军部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任务是从美国私人公司那里采购军用物资。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英国的采购团很快就决定将纽约的一家私人投资银行——摩根公司作为独家采购代理商,安排武器、军服、化学品和其他军需品的采购事宜。总之,摩根公司为大英帝国安排了1914年打一场当时的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这时摩根公司实际上拥有两份差事,既为战争采购融资,又安排和挑选供货公司,同时,还要为采购的武器装备制定价格。所以,摩根公司注定从军火的生意中获益丰厚。
这表明了一个转变,那就是英国在战争中开始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信贷,J.P.摩根取代罗斯柴尔德公司成为战争金融的核心。
对于当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只能感叹错失美国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这一切的境况仿佛都宣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4年走到尽头。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影响力的衰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摩根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能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这是因为应用金融影响力、通过债券市场来阻止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已经不起作用,20世纪的政治危机显示出金融影响力的局 限。
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根据《凡尔赛和约》,战败国德国共需支付22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这笔沉重的赔偿给德国经济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并间接导致纳粹党在德国的崛起。
衰而不倒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市场对大宗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全球最大的矿业集团之一——力拓公司的业务从铜、黄金的业务扩展到对硫黄的回收、炉渣的处理以及硅胶的生产,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力拓公司的主要股东,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同时由于战争中金本位制度的退出,各国政府纷纷开动印钞机来解决赤字问题,结果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
1919年,为了抑制通胀、维持物价的稳定,禁止从伦敦出口黄金的禁令开始取消,英格兰银行买断了主要黄金厂商南非矿业公司的黄金,罗斯柴尔德银行作为中间人,首先按标准价格支付给厂家,然后再按照一个最好的价格,给市场和贵金属经纪人一个进行竞价的机会。
1919年9月12日,在罗斯柴尔德英国银行位于伦敦的办公室里,聚集了伦敦五大金行的代表。首次,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作为定价主持人。一般在定价之前,市场交易停止片刻。此时,各金商先暂停报价,由罗斯柴尔德公司根据前一天晚上伦敦市场收盘之后的纽约黄金市场价格,以及当天早上香港黄金市场价格,定出一个适当的开盘价。其余四家公司代表立即将开盘价报给各自公司的交易室,各个公司的交易室马上按照这个价格进行交易,把最新的黄金价格用电话或电传转告给客户,并通过路透社把价格呈现在各自交易室的电脑系统终端。各个代表在收到订购业务时,会将所有的交易单加在一起,看是买多还是卖多,或是买卖相抵,随后将数据信息以简单的行话告诉给罗斯柴尔德银行代表,以调整价格。如果开盘价过高,市场上没有出现买方,首席代表将会降低黄金价格;如果开盘价过低,则会将黄金价格抬高,直到出现卖家。定价交易就是在这样的供求关系上定出新价格。之后,新价格会很快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交易者。从1919年开始,世界的黄金价格每天就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间办公室里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一就是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得到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停滞。1929年和1937年,全球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1930年,奥地利的信贷银行亏损达到上亿先令(约4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方面认为,给一家仍然在“出血”的银行投钱是不合适的,爱德蒙认为,甚至连看一眼本家族维也纳银行的户头都非常危险,因为这会招致维也纳银行要求巴黎银行的支持。
此时奥地利变成了只有700万人口的小国,作为战败国,其货币一再贬值。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拥有大量旧奥匈帝国的公债,一时陷入财政危机。为了弥补赤字,维也纳银行的接班人不得不在债券市场上大量买进,企图通过做多来稳定公债价格,但奥地利债市上的一位大投机家卡斯丁格里昂却不买账,偏要大肆做空。战争后实力大为削弱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一时无力还手,结果被后者占了上风,卡斯丁格里昂将公债的价格打到极低的价位后空头回补,一夜暴富。
与卡斯丁格里昂相呼应,许多投机客也闻风而动,大举做空战胜国的货币。几天后,法郎也应声下跌,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金融人士分析认为,如果法郎贬值的话,那么英镑和美元也无法幸免。此时,志得意满的卡斯丁格里昂决定到法国再赌一把。他带着刚刚从奥地利证券市场上赚得的大笔钞票进军巴黎,以数量惊人的头寸大肆做空法郎,其他投机客也跟风而动、纷纷抛出。不久,法国公债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大跌。但正当卡斯丁格里昂故伎重演,决定抄底大捞一把的时候,法郎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开始止跌。
随后,法郎连连飙升,在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内迅速涨停。卡斯丁格里昂一时间傻了眼,就像他当初一夜暴富一样,他一夜之间破产了。而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团结再一次被证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穷的力量源泉。原来,以摩根为首的美国资本家很清楚,如果听任法郎贬值,则会直接危及到美元的安全,这样他们在一战中发的战争财将化为乌有。为此,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美国摩根家族结成了策略联盟,在市场上做多法国公债,促使法郎升值。
与此同时,因为法郎与英镑具有联动效应——法郎升值必会引起英镑贬值,于是,在做多法郎的同时,他们也在伦敦债券市场上布下重兵,大做英国公债的空头,两头赚钱。
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欧洲三家罗斯柴尔德银行通过家族威力无比的通信系统频繁联络,紧密配合,同时买进,同时卖出,与美国摩根财团一起,在欧美两地四国证券市场上纵横驰骋,主宰着各国公债的涨跌。
当这场悄无声息的战役结束时,法、英、奥三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都乐开了花。法国与英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赚进了创纪录的利润,具体数额至今都是一个谜,据业内人士估计约有5亿多英镑。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在战争中的损失得到了弥补。
在应对这场阻击战的同时,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也在不断地寻求增加参与国内企业金融活动的机会,这其中包括参与客户伦敦地铁公司发行信用债券、为伍尔沃思零售商店发行股份。罗斯柴尔德家族艰难地寻找着复兴的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其的严惩和限制,暗中加紧恢复国力;战胜国意大利因未能得到英法所许诺的领土而耿耿于怀;另一战胜国日本因《华盛顿条约》对它有所限制也充满怨恨,在亚太地区与英美展开了新的角逐,准备向中国侵略扩张。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国家逐渐在国内推行极权统治,同时开始疯狂地对外扩张,形成了法西斯联盟。1939年,德国不顾协定,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剑桥五杰”之维克多
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嗅觉灵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感受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危险正在慢慢向他们走来,希特勒将给整个欧洲带来巨大的灾难。为此,热爱自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都投入了反纳粹的战斗中。
二战开始时,德国向英国本土投掷了大量经过伪装的延时引爆炸弹,这些炸弹很难辨别真假,被做成很多形状,如煤块、小保温瓶、卷心菜、萝卜等,而且引线装置也十分复杂,稍有不慎,炸弹就会提前引爆,导致拆弹人员被炸死。
当时,拆弹是二战后才出现的新行业,没有系统的教科书,拆弹人员都是凭自己过去的经验行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成员维克多毕业于剑桥大学,自告奋勇充当拆弹者,而且很快成长为一名拆弹专家。他在拆弹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他有一双弹钢琴的灵巧的手,二是他有一个猎豹般敏锐的头脑,三是他具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固有的英勇的战斗精神。在不计其数的拆弹实战之后,维克多成为一名表现突出的拆弹专家,几乎没有他不能解决的炸弹。二战结束后,维克多卸下战衣重新过上闲适的生活。然而,在后来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活当中,他一直被怀疑是间谍“剑桥五杰”中的一名成员,甚至英国的街头小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这事拿出来炒作一番。
事情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维克多在剑桥大学求学,精力充沛,喜欢冒险,并且涉猎广泛,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安东尼·布朗特爵士来做课外家教。后来,布朗特介绍维克多加入了“使徒会”。“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伯吉斯也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小团体。
剑桥的“使徒会”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最优秀的12名成员所组成,他们每周六在一处秘密会所聚会,讨论范围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商业。当时成员提交的课题中,大多以苏联模式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制度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二十多岁的维克多开始同情社会主义。但出于商人的本能,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他也在谋划如何利用这些社会精英为自己的家族利益服务。不久,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菲尔比加入了该团体,他后来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有一次,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去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知道菲尔比涉及苏联背景,他知道如果帮助菲尔比,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出身于情报世家的他,当然懂得情报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丧失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反过来也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世界强国的交易筹码。罗斯柴尔德家族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最终,他做出了合理选择。
“使徒会”的朋友们毕业后开始找工作,维克多施展能量、鼎力相助,借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帮助这些朋友们纷纷跨入了英国的上流社会。经维克多的推荐,伯吉斯进入了英国陆军情报六局,接着其他几个人也成功打入英国情报部门,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和伯吉斯,菲尔比、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也先后暴露身份,后来他们全部逃往苏联。
“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人们众说纷纭,各种证据让人们有理由相信,维克多就是第五个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与哈格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哈格纳是1929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情报组织,即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身。哈格纳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该组织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力资助之下,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和监控系统,在各大城市秘密监控着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组织。
身处英国情报部门的核心,同时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报网哈格纳有密切联系,维克多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报中枢之一。他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主要研究生化武器。维克多在密切关注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也相应步步紧随。
此时,维克多开口向苏联提出条件,让苏联政府放松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1947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和苏联作为冷战的双方,奇迹般地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投出了赞成票,这一举动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维克多对苏联的制衡。
1986年12月,关于维克多是苏联间谍的炒作达到了空前的**,以至于这位罗斯柴尔德勋爵不得不公开辟谣,要求政府出面还自己清白。很快,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发布了一个声明:“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勋爵曾当过苏联间谍。”此语一出,流言终于止息了。四年后,维克多在平静中离世。
浩劫难逃
西方文化中自古存在这样一种排犹情绪:犹太人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罗斯柴尔德这个犹太富裕家族的崛起,更加剧了反犹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当时欧洲盛传“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金支持,没有国家有能力发动战争”。到了1933年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以后,这种排犹思潮空前高涨。罗斯柴尔德家族认识到:这个奥地利流浪汉出身的政客,将成为整个欧洲犹太人最大的敌人。
果然,灾难如期而至。1938年11月9日夜,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时开始。当时的报纸是这样记载的:“暴徒们放火烧毁犹太人教堂,警察和消防队员袖手旁观,既不去救火,也不去制止……暴徒满街狂奔,厉声喧嚣,到处袭击犹太人商店,砸烂门窗,抢劫财物……”
仅在这一夜就有91名犹太人被杀害,数百人受重伤,数千人饱受凌辱,约7500家犹太人商店被洗劫一空,近200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拆毁,30000名犹太人被逮捕。暴行过后,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潮。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未能幸免,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首当其冲。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军队进入奥地利的欢迎仪式刚结束,纳粹军官就驱车来到了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的豪宅门前,准备抓捕他。路易斯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五代成员,萨洛蒙的曾孙。
他们在门口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用人彬彬有礼地开门。军官要求见一下男爵。用人进去通报,军官老老实实在门口等着。过了很长时间,用人出来说男爵现在正在吃饭,不能被打扰。说完用人取出一支笔来,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要见男爵,先做一个预约吧。”
纳粹军官傻了眼,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闻讯从伦敦打来电话,催促路易斯赶快逃走,他不慌不忙地收拾着,只等到那个纳粹军官再次登门,“未经预约”把自己抓走……几经讨价还价,伦敦的家族支付给希特勒200万英镑,要求释放路易斯,元首一拿到钱就签署了释放令。当月月底,党卫队队员开始从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的宫殿里抢夺艺术品,很快,家族财产被洗劫一空。与此同时,一个新成立的奥地利国有企业与工厂信贷局强制接管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企业。紧接着,被接管企业交由一家叫默克·芬克公司的德国企业管理,并最终于次年被后者吞 并。
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捷克国土上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也被德国纳粹头目戈林盯上了。早在此前的两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考虑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为了防止公司在瑞典弗雷亚铁矿的股份以及20万英镑的外汇被没收,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密将维特科威兹的股份转移到了英国安联保险公司的名下,而这家保险公司实际上仍然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待戈林派去的特使奥托·韦伯赶到时,发现维特科威兹已经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根据国际法,尽管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却无权染指英国的财产。
面对纳粹的**威,罗斯柴尔德家族毫不让步,他们针对纳粹的无理要求,提出自己的条件:在路易斯男爵平安获释之后,可以以29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维特科威兹钢铁厂。希特勒闻听此言暴跳如雷,但此时维特科威兹钢铁厂受英国的保护,希特勒也无可奈何。双方经过一番较量,最终在1939年7月,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条件达成了协议。不久二战爆发,德国人找到了一个不付款的完美理由。维特科威兹钢铁厂,就这样被纳粹政权收入了囊中。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业投资并不是希特勒和他曾经的忠实信徒戈林最感兴趣的,他们最渴望攫取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些无价之宝——早期艺术大师的画作、上等瓷器、名贵家具,这才是家族最耀眼的财富。在逃离奥地利的时候,路易斯的兄弟阿方斯留下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私人收藏馆,这些作品都被希特勒窃取,纳入了他的“元首藏品馆”。
还有几位定居在德国的家族成员的私人资产遭受了同样的厄运。马克西米利安(卡尔的孙女米娜的丈夫)被迫以区区61万德国马克,将位于伯克海默尔-兰德斯特拉斯的住所卖给了法兰克福政府。这里的花园还是他妻子的叔祖阿姆谢尔一个多世纪前买下的。不久,他再次被迫将他的艺术品收藏以230万德国马克的价格出售给市政当局,并且将剩余资产的25%捐给德意志帝国作为“补偿款”。当马克西米利安去世的时候,他剩余的资产全部被没收了。后来,当盟军的炸弹摧毁掉那所他渡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的房子和古老的办公楼的时候,这些建筑物早已不再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了。
与奥地利、德国的情形一样,法国沦陷后,类似的掠夺也降临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1940年9月,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签发了一份特别指令给已沦陷的法国的军政府,要求没收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财产,包括已经上交给法国政府的部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德国人任命了管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管理者。
为了逃避搜查,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艺术藏品被精心隐藏在不同的地方,但还是被德国占领军发现了。1940年11月,戈林受希特勒的委派匆匆赶了过来,这位帝国元帅为自己挑选了大量的珍品,包括来自于爱德华藏品中的部分荷兰和法国作品,还为他的妻子选了一幅梅姆林的圣母像;当然,最为珍贵的藏品——维米尔的《天文学家》、布歇的《蓬帕杜夫人》等30幅杰作,他是不敢据为己有的,这些“贡品”最终落到了希特勒的手上。
当然,戈林是花钱“买下”了这批画作——以极其荒谬的低价。
然而,这些财产的损失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以及由此发起的对600万犹太人生命的剥夺。家族中两名成员直接死于纳粹的种族清洗。维克多母亲的大姐阿兰卡,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另一名受害人是家族第六代成员菲利普的妻子。尽管她极力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撇清关系,声明自己来自于一个法国天主教家庭,但她还是被盖世太保投入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并被纳粹残忍地杀害了。
战争带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犹太人的创伤是巨大的。为了保护犹太民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领域和希特勒代表的反犹势力展开过无数次的交锋。所有正当役龄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都投入了反纳粹的战斗中。
法国分支的阿兰和埃里两兄弟居然在战俘营里相遇,英国分支的利奥波德参加了白金汉郡的义勇军,先后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剑桥出身的维克多贡献最大,他先以拆弹专家的身份参加战争——几乎没有他不能解决的炸弹,而后又负责保卫丘吉尔首相的人身安全,防止轴心国特务在食物和日用品中下 毒。
如果希特勒的“海狮行动”成功实施的话,那么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私人艺术藏品也难逃厄运。但幸运的是,希特勒最终没有采取行动,因此他们侥幸逃过这一劫难。但这种幸运也仅限于此,在第五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当中,只有安东尼活着看到了二战的结束,在国民卫队中当了一名下士;其他人都早已离开了人世。
即使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仍有信仰的光辉在熠熠闪烁。犹太人始终都相信, 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地信仰耶和华上帝,就算是有再多的流亡与苦难,他们最终都会得到幸福的。
二战后,为了实现犹太人复国的梦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惜代价,支持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后来,犹太人和以色列一直称赞罗斯柴尔德家族为“犹太之盾”。“罗斯柴尔德”本来在德语中就是“红色之盾”的意思,这大概是一种预示。
“请主降下磨难,考验我对主的信仰;请主降下苦痛,把我和普通人区分;请主给我以逆境,让我成功。”犹太人圣典《塔木德》如是说。
德国纳粹上台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着手染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为了保护家族财产免受洗劫,在法国遭到入侵之前,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曾尽最大努力将一些资产转移到了海外。比如它持有的皇家荷兰银行的股份被存放到了蒙特利尔的一家银行里,不过这些资产在法国沦陷的时候还是被当作敌人资产而遭到冻结。另外,有些家族成员在出逃时也随身携带了一些珠宝。但是,家族财富中的大部分还是被德国占领军劫获一空。除了家族的银行资产,私人艺术品收藏因为数量宏大而没有被及时从占领区转移出去,被隐藏在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德国占领者很快发现了它们。纳粹种族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搜集了203处私人收藏点,获得藏品总件数达到了21903件。绝大多数法国、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都在战争期间被德国纳粹洗劫一空、纳入囊中。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将疯狂抢劫来的犹太人财宝,一一进行清点并编号、登记在册。在战后盟军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有一份1944年7月13日编写的西欧犹太望族财产的明细单,从中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宝占财富总额的六分之一。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收的财宝,共计3978个编号;从卡曼家族没收的财宝,共计1202个编号;从大卫·威尔家族没收的财宝,共计1121个编号;从列维·德·万齐恩家族没收的财宝,共计989个编号;从撒利格曼兄弟家族没收的财宝,共计556个编号……这些法国犹太人的财宝,大部分都价值连城,被德国占领军运回国内并由德国博物学家仔细一一分类造册后,然后被放置到散布在德国各地的六个废弃的矿坑里,精心保护起来。
直到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财宝中的大多数才被盟军的先头部队发现,尽管有一些——比如华铎的作品以及布歇的《欧罗巴的梦魇》——后来一直没有被找到。梅姆林的圣母像在戈林向活捉他的美军行贿时被发现。更多的财宝可能已经遗失了。向德国挺进的美国第七军雇用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品鉴赏家罗里梅,随军处理战利品。不久,盟军情报机关抓获了戈林的亲信——德国女军官萝丝,从她的口中,人们套取了那批埋藏在矿坑里的珍品的下落。在德国战败前,那137个车皮的财宝从矿坑里被取出,转移到了巴伐利亚南部福森地方的两座城堡里。
罗里梅奉命开始了寻宝的征程。他征用了盟军的一辆卡车,不分昼夜地赶往福森。到了目的地后,他发现,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顶上,有一座酷似童话书中强盗藏宝的城堡。
进入城堡后,他就地解散了德国卫队,在里面挨门逐户地搜查。不久,搜查队在一个城堡的大厅里,发现了加了防火板的一箱箱艺术品。紧接着,一箱箱更值钱的艺术收藏品秘密仓库被发现。在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防空袭、防炮击的钢门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宝——整整两大箱,静静地躺卧在那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中有一幅是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莫里斯的收藏品,它就是举世闻名的荷兰画家鲁本斯创作的《三圣者》。
当看到每件艺术品都拍有在当时还十分珍贵的彩色照片,且加了物品的原主人和来源地的标注时,罗里梅简直要跳起来了!这些精心编写的分类目录,无意中帮助了这位鉴赏家,也体现了德国民族一贯的严谨与精确。假如没有这些目录,要鉴别这几十万件的艺术品,至少要搭上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切行为却在无意中帮助了他们所迫害的犹太人!
返回巴黎后,罗里梅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切,很快这些宝藏受到了美军的严密保护。之后,这些在二战中散落的财产,原封不动地被归还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
除上述所说的动产外,德国空军和后来的一名德国将军曾占用了位于玛雷尼大街23号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宅院。这幢房产原本属于维克多的法国堂兄阿兰与埃里,在巴黎最繁华的市中心,占地十英亩,与法国总统办公的爱丽舍宫遥遥相对。在这幢豪宅里,摆满了数不胜数的精美油画和上乘的艺术品。
二战结束后,当维克多急匆匆地赶回时,他惊讶地发现,豪宅里面的陈设与艺术品和战前一样,保存得完好无损,丝毫没有受到毁坏。他叫来管家询问,管家回答了维克多的疑问——原来,与出身下层的盖世太保相比,德国空军的素质要高很多。在德国驻法空军司令搬进这座豪宅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客来来去去,只有罗斯柴尔德是永存 的。”
收拾残局
“我们的存在,是履行和神所签订的契约。”犹太人是契约之民。在两千年的商业活动中,他们恪守“契约之民”的宗教信条,普遍重信守约,相互间做生意时经常连合同也不需要,口头的允诺已有足够的约束力,因为他们觉得“神听得见”。
在犹太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也和神所定的契约相同,决不可毁约。契约一经签订,就得无条件遵守,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与风险也要自己承担。毁约是不可宽恕的,如果不履行约定,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二战结束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相继回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成员爱德华和罗伯特决定在战争的废墟中重建家族产业。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战前隐藏在法国各地银行的账本、债券收集起来,这项工作由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高级经理人莫刚德担任。
莫刚德的第一站是离巴黎500英里远的凡尔科。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里疏散了一大批银行的账本与证券。这500英里的路很不好走,莫刚德先乘坐火车,然后转汽车,最后来到乡间泥泞的小路上徒步跋涉。当时,战后的法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当中,强盗时时在乡间出没。为了防身,莫刚德带了一支步枪。无论是在简陋的乡间小馆,还是在路边农民的草垛上,他始终枪不离手。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莫刚德终于到达目的地,在一间简陋无比的乡下小屋里,他找到一位前罗斯柴尔德银行职员。
这位忠诚的职员,看到莫刚德欣喜若狂,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恪尽职守地守护着银行的财富。在农舍的一个地窖里,他指着一堆用塑料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对莫刚德说:“看啦,都在这里啦!一样也不少,你来清点吧!”
没有人能够体会莫刚德惊喜交集的心情。他本来是抱着一无所获的态度来寻找这批财富的,没想到结果是如此令人意外。花了两天时间,他把这堆东西清点出来——整整5000万法郎的有价证券!把这批证券打上封条后,莫刚德继续向马赛行进。在马赛临海的一个荒凉的小村子里,一对曾经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的夫妇,从一口假井里掏出了银行寄存的账本,交给了莫刚德。还有一位在乡下躲避战火的保险经纪人,把一堆价值700万法郎的可转换债券,完好无损地交到莫刚德的手上。三个月后,莫刚德清点完银行存放在法国各地的所有寄存物品后,雇了一辆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把这批价值40亿法郎的证券和三十多箱账本,安全地送达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巴黎总部。
像莫刚德这样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去追账的高级经理人共有十多位,他们从分散在法国各地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职员手中,收回了所有在战前隐藏的账本与证券,账目一分不差,证券、现金一分不少。罗斯柴尔德银行职员的忠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显露无遗。在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在这些随时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变现的证券上面打主 意。
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仍然表现得十分优秀,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契约精神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种契约精神源自商品交换,发展于市场经济,而后又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说得通俗一些,契约精神就是说话算数,一旦做出了承诺就必须执行,而且是不计代价地坚决执行。在职场中,这种契约精神表现为一种忠诚的态度:一是以公司利益为重,忠诚于公司利益;二是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做事。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职员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正是他们契约精神的一种真实表 现。
二战前,爱德华还让银行的高级职员把银行户头上的大笔款项,特别是犹太顾客名下的存款,转到用假名字在法国其他银行开的50多个户头上,户主是家族银行通过秘密代理人设在里昂及马赛的五个空壳公司。在纳粹查封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法国在德军占领期间出了不少内奸,他们甘愿为纳粹为虎作伥,但是这些接收罗斯柴尔德银行秘密存款的银行,没有一家向德国占领军告密。
法国社会秩序恢复后,罗斯柴尔德银行花了6个月的时间,把这50多个假户头上存的钱划了回来,银行的金库又像战前一样装得满满的,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信誉又恢复得和战前一样,银行奇迹般地开始正常营业了。
契约精神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使这些银行小职员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护卫雇主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