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慈禧处心积虑地废帝立储，借义和团的势力震慑外国势力时，外面战事已起，清廷内外处处不平静，纷争不断。

慈禧第三次训政后，用强硬手段挫败了帝党新政，但是她依然认为自己的执政地位面临威胁。为了彻底隔绝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她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充军，无一幸免。后妃之中，她更是对珍妃痛下狠手，施以杖责，并撤去簪环，软禁于钟粹宫后的景祺阁冷宫中。

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不仅不能理政，连平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限制，比如吃的饭菜要等凉了才能吃，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光绪帝在此期间，受尽折磨。据说光绪二十四年 （1898）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谁知刚走出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侍卫跪下请他返回。事后，慈禧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并加派侍卫，以防光绪帝逃走。

光绪帝已然丧失了希望。慈禧虽然看到了国内舆论的反抗，也感受到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她依然坚持认为自己作为清朝的主宰者，废立皇帝纯属 “家事”，所以只是对废帝计划进行调整，暂缓废帝。

在正式宣布传位给新帝之前，光绪帝仍不得不扮演好 “傀儡天子”的角色，每到重要节日都被 “请”出来主持祭祀大典。按清朝礼制，元旦、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祭祖等，都要举办典礼活动。其中，每年的祭天典礼皇帝必须亲临。光绪二十四年 （1898）冬至日，光绪帝主持了他被幽禁后的第一个大祀典礼。头天下午，荣禄率队护送光绪帝出西苑，前往天坛。次日日出前，斋宫鸣太和钟，皇帝起驾至圜丘坛。圜丘坛东南燔牛犊，西南悬天灯，烟云缥缈，烛影摇红。光绪帝神色黯然，完成这个庄严隆重的仪式后，他又将被关回那个孤寂幽冷、象征耻辱的瀛台涵元殿。此后，光绪帝的作用也仅限于出席此类典礼活动，充当大清 “门面”。

慈禧这次训政，皇帝缺席，但她却可以继续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独断朝廷大事。她首先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正名”，要向朝中大臣、外国使节证明，她发动的这样一场政变是正确的、正当的、完全有利于朝廷的。纠错的办法是全盘恢复旧制。光绪二十四年 （1898）八月十一日，慈禧在谕旨中说，现在时事艰难，一切改革事宜应该斟酌考量。八月二十四日，她下令恢复科举制度，裁撤农工商总局。九月十八日，武举考试恢复。如此一来，维新变法的成果可以说**然无存。慈禧的第二步是铲除那些冒犯、反对她的人，然后将她的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任何皇亲国戚，不管官居何位，如若存二心，不忠于朝廷、不支持她，都会受到严惩。满族亲王若有谋反动机和言行，都很难逃过慈禧的 “法眼”。

戊戌政变后不到一年，慈禧就将支持维新变法的汉臣和帝党清除殆尽，重用王室宗亲和满人。朝中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越来越明显，对权与利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在戊戌政变中大捞好处的无疑是荣禄、袁世凯等人。早在光绪二十四年 （1898）五月，慈禧就擢升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京津地区，并掌控人事任免权。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陆军，统率督练各军。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陆军整合起来，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全。

光绪二十五年 （1899）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的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袁世凯的新陆军训练三年，卓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 “勤明果毅，办事认真”，奉上谕 “着交部从优议叙”。新陆军则改称 “武卫右军”，拱卫京津。

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后党内部，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紧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受到波及。

光绪二十五年 （1899）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参劾。围绕此事，荣禄、刚毅两派针锋相对。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纵容义和团，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荣禄。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明确指出，张汝梅与荣禄 “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参劾疆臣，牵连枢臣，显然事有根源，其幕后主使便是刚毅。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斥责：“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辩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因 “信口捏造”，陈秉和被传旨 “申饬”。

但陈秉和的奏折中还有一条是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等，指责他们 “狼狈为奸”。袁世凯因叔父袁保纯、弟弟袁世敦而牵涉其中。朝廷派户部右侍郎溥良(6)查办此案，经过多日细查，溥良奏称，张氏所说 “尚无不合”，“唯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7)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如此一来，荣禄与刚毅打成平手，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意味着斗争将继续下去。此案牵涉荣禄、袁世凯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二月初三，朝廷将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后经溥良复奏，称张汝梅在山东巡抚任内，于捕务 （惩办义和团）、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慈禧上谕将张汝梅降二级，另候简任；同时命新任巡抚毓贤对袁保纯、袁世敦等人 “才具是否称职”，随时 “察看”。这个结局恰巧反映了刚毅等人的态度，他虽然一无所得，但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荣禄、袁世凯朝中权势日盛，但在留用徐世昌一事上受阻。三月十四日，袁世凯以营务繁重、佐理需才为由，上奏请求丁忧服满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继续留在营中效力，并请求 “免扣资俸”。他列举翰林院检讨宋育仁(8)奉旨回籍办理商务、在籍编修范仲垚奏请调充豫省中学堂总教习，均获特旨准其 “原资原俸，免其截扣”，希望可以援例恩准。但是，上谕仅同意继续留营效力，“不扣资俸”的要求被拒绝。三月二十七日，与刚毅关系密切的山西监察御史彭述(9)上折呼应，对此举大为赞赏，并请饬部将奏调滞留在外当差之京员与候选人员一并明定章程，不准免扣资俸，避免某些官员 “假公济私”，以为 “巧宦之阶”。显然，这是针对袁、徐的嘲讽，幕后仍有刚毅的支持。

就在朝廷内部纷争不断的时候，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也日甚一日。光绪二十五年 （1899）正月，意大利效仿英、德、俄等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并派军舰在杭州湾一带游弋。二月初六，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全力布置防范。

二月二十日，德国军队也借故从山东青岛出发，滋扰日照、兰山等地。朝廷急命张汝梅、毓贤饬总兵夏辛酉(10)兼程前往，相机行事。一个月后，朝廷又以山东德军情形叵测为由，让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拣派将领，严密布置，预占先机，甚至不惜以陆上应战来阻止德军进犯。同时命袁世凯率兵前往德州，以 “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在上谕下发的前一天，荣禄写信给袁世凯密授机宜：

蔚廷仁弟大人阁下：十九日差弁来，接奉手书，备悉一是。电报亦阅悉。近日如有探电仍望速示，缘上时常问询盼念也。洋员巴森斯所述各节，昨已另缮节略，恭呈御览，当奉慈谕一切云云，此早遵即将致吾弟之函又复呈览，奉谕即行达知。兹特将原稿二件抄呈，希即遵旨办理，望即答复以便复奏。是为至要。吾弟于接奉后应带队伍若干，约于何日起行，均随时示知，以备垂询。在上意似不动声色，以免德夷知之，借为口实，故不由枢府、总署传知耳。尚望秘密为妥，倘将来该夷没有蠢动，亦须飞电达知，以便请旨遵办，切勿造次。转恐外人有所借口，则不妙也。至于该夷一切举动、情形，务望多发侦探，随时电兄知之。或专书亦可，万一有战事，兄必即来为吾弟接应耳。总之，时势如此艰窘，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老弟明珠在抱，自然措置裕如，不致操切也……

荣禄顿首

廿一日亥正三刻灯下

这封信是袁世凯与荣禄交流对策的确证，透露出荣禄随时将从袁世凯那里获取的情报直接禀报慈禧，并绕过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传达旨意的内情。刚毅之所以嫉恨荣、袁二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剥夺了，所以他在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权臣中，袁昶和许景澄之死也反映出朝廷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光绪二十六年 （1900）五月十八日，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在连上二疏请求剿杀拳 “匪”无果后又许景澄冒死联名上书，弹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等人，并暗指载漪等皇亲袒护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力谏剿灭拳民，诛杀纵 “匪”祸首以退洋兵，保全社稷：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十余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踞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族，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 “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平之而有余。

…………

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 “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月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拳匪仍以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朝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国家三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尝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11)、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

袁昶、许景澄言辞恳切地向朝廷建言将主张招抚义和团拳民的大臣治罪，杀掉那些 “匪首”，让洋人退兵，劝请慈禧不可依仗拳民神功向列强宣战，应 “与各国讲信修睦”，而不可以天下为戏。

这时的慈禧还在为洋人反对废帝而生气，她怎么可能听得进逆耳忠言？五月二十日，她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二是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如进剿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讲和；若招抚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开战。荣禄在会前对慈禧说，端郡王载漪呈奏的那份所谓洋人要太后归政的照会是伪造的，此事由载漪主谋，由军机章京连文仲起草。慈禧太后听了非常生气，阶下垂手而立的载漪不敢吭声，连忙退值。但慈禧并没有深究载漪的责任，几天后反而让他全权代理总理衙门事务。仅此一点，就让朝中官员清楚地看出慈禧的立场。

已被软禁的光绪帝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内阁学士许景澄说：“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理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回禀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光绪帝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并在稍后的讨论中进一步大谈 “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他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光绪帝的态度受到多数与会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非常激动，伏地叩头，大声说道：“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当然，袁昶、许景澄深知光绪帝的表态并没有实际作用，他们也知道慈禧的真实意图，并从慈禧及一些朝臣支持义和团围攻教堂、使馆的“千古奇事”中看出了事态的结局——必酿成大祸。奏折有违慈禧招抚义和团 “借御外侮”的意旨，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还是冒死以谏。慈禧认为这是故意与她作对，挑战她的权威。另外，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坚决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的不理智行为，对袁昶、许景澄二人的奏折表示赞同。慈禧一看有这么多大臣反对自己，更加火冒三丈，加上徐桐、刚毅、载漪等人的反扑，慈禧很快下令处斩袁、许二人，理由是两人 “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

慈禧之所以坚决严惩袁昶、许景澄，与载漪、裕禄、毓贤、刚毅、董福祥等人有很大关系，这些人都主张招抚义和团。尤其是载漪，早就因袁昶、许景澄反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慈禧宣抚拳民为义民、对列强宣战之际，袁昶、许景澄又与徐用仪、立山、联元一起表示反对，矛头直指载漪，所以他必欲除之。

同时，这场斗争也反映出清廷的对外政策。慈禧向列强宣战，不过是她的 “恋权癖”使然。她视国家的一切为私产，也视权力为家产，只要能保住 “家产”，国家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拱手让人。尽管她已知外交团照会是载漪伪造，但还是不满外国势力插手她的 “家事”，更不满大臣站在光绪帝那边。载漪等人正好利用慈禧的这种心理来剪除政敌。

光绪二十六年 （1900）七月初四午时，许景澄、袁昶被五花大绑，在一队清兵的押送下由刑部大牢移至北京城南临时搭起的一个刑场。他们遭到麻木无情的市民和狂热的义和团员的唾骂，“杀死卖国贼”的口号一声高过一声。

袁、许二人死后，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表示同情，结果也难逃厄运。行刑后，因为许、袁二人的家人不敢收殓，徐用仪出面安葬了他们。载漪、刚毅等人得知后，立即授意一伙拳民闯入徐家，将徐用仪及其家人紧紧捆住，用乱刀捅死。接着，载漪、刚毅又指使拳民去联元家中杀了联元。联元被杀后，载漪亲率一队拳民去 “收拾”立山。因为立山在廷议时说义和团神术多不灵验，载漪便让拳民把立山带到设在其家门口的坛前焚表查验。尽管查验时纸灰上升，证明立山不是私通洋人的 “二毛子(12)”，但拳民还是不由分说将他押送至监狱。载漪、刚毅等人只想借机铲除异己，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死。

在载漪等人请旨诛杀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时，慈禧立即以光绪帝的名义宣谕将三人典刑，并为三人罗织罪名。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劂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

(1) 理密亲王 （1674—1725），即爱新觉罗·胤礽，康熙帝第二子，雍正帝异母兄，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雍正即位后，被幽死于紫禁城咸安宫。

(2) 泰陵：清世宗雍正帝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墓。此处代指雍正帝。

(3) 经元善 （1840—1903）：字莲山，浙江上虞五驿乡驿亭 （今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人。曾涉足洋务企业，热心教育，创办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先河，晚年参与改良维新活动。

(4) 余诚格 （1856—1926）：字寿平，安徽望江人，晚清大臣，戊戌政变时因是康有为登第时的主考官，一度遭贬。此后历任山东监察御史、广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南巡抚。秉性刚直，在御史任内三月共上七十余道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

(5) 赵舒翘 （1847—1901）：字展如，陕西长安 （今西安市）人，晚清大臣，历任提牢厅主事、直隶司主事、刑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顺天府 （今北京）府尹。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多次平反冤案，“直声震天下”。

(6) 溥良 （1854—1922）：字玉岑，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帝六世孙，清朝宗室，历任广东学政、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等职。

(7) 李秉衡 （1830—1900）：字鉴堂，今辽宁庄河鞍子山人，晚清大臣，历任广西按察使、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从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战败，退至通州后服毒自杀。

(8) 宋育仁 （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回国后参加强学会，主讲 “中国自强之学”。

(9) 彭述 （1854—1912）：字向青，湖南清泉县城东郊彭家园 （今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解放村）人，晚清大臣，曾任翰林院编修及光绪帝的书法侍讲，兼教皇族诸子弟。

(10) 夏辛酉 （1843—1908）：字绍襄、庚堂，山东郓城人，晚清大臣，曾为左宗棠部下，参与平定新疆之乱。中日甲午战争中驻防登州，任水师长官。历任兖州镇总兵、登州镇总兵、武卫军先锋左翼长、云南提督兼帮办北洋大臣、帮办南洋大臣等职。

(11) 启秀 （1839—1901）：字松岩，满洲正白旗人，晚清顽固派大臣的重要人物，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2) 二毛子：当时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人，被统称为 “二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