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北园，是我的旧游之地。这次因为北京地方有不能再住下去的样子，便暂行逃来这里安顿。山光水色，都无改于昔日的潇洒风韵，然而，旧地重来，已是十年之后了。

那时候，大概是刚从乡下来到省城的缘故，总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直到现在，当年所得的印象还都保持得非常清楚。譬如，在校内有一棵很大的垂柳，几乎给庭院搭了整个的凉篷，每当风清月白，那位学佛的先生便约了同学们在那里谈天，先生是喜欢禅宗的，便常谈起那些硕德积慧大和尚的行径。又如，同学中有一位牟君，他的马褂，长几及膝，袖子却短到不能遮拦腕肘，黑皂布帽上钉一朵鲜红的缨儿，那一切铺排不一定觉得好看，却也别具风趣，现在尚听人说，这个人已漂流到海外去了。还有，一个因为头上留下秃疤记号而早蓄了长发的孙君，一个因身上有不良气味而常以花露水洗澡的左某，等等，都还记得。而其中使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问渠君了。

在操场的北面，是一列带着稚气的洋槐丛林（现在，都已蔚为乔木了），东面，是一条清浅的小河，其他方面，多是荷塘与菜圃，从东海之滨直达济南的一条铁路，在学校的北面经过，相距只约半里。我喜欢这地方。每至黄昏，或夜已苍茫的时候，尤爱独自在那一列洋槐丛下，享受一个寂静的时辰。大概是一个秋的晚间，记得洋槐的叶子已渐为霜露所染，微风掠过树杪木末时，便常有得秋独早的黄叶离枝落地。我一个人正在那里低头闲步，忽然，被某种声息所惊动：象风吹的落叶声，又象什么人在叹息，抬起头时，却正被我窥见，在一丛树后，有一个白的影子。如不是那影子先向我问了一声“谁？”我大概是要急觅归路的了。

“啊，问渠君吗？”

“啊，原来是你。”他走近来，回答。

“你倒使我有点儿怕呢。”

他沉默了，我也沉默。在沉默中，我们听到远远的火车压着地面奔来了，他仿佛微抖着。不知怎的，火车的声音，虽在静夜，我们听来也不觉震耳，倒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对于夜，对于我们，都无妨于一个整个的和谐。火车驶过后，声音渐远渐低，渐渐地静了下去，地面与空气也似乎静止了。问渠君，却低低地叹了一口气，且说：“听了火车的汽笛，颇令人怀念自己的家乡呢。”

问渠君是从泰山那里来的，他的家，就座落在车站的附近，听了火车的汽笛而动乡愁，也正是青年人当然的情形，何况又是初初离乡背井，跑到这极生疏的省城来。至于我呢，家乡不适于我回忆，当他说到汽笛时，我似乎正想起黄河那一汪浑浊水面的白帆！

为了这个人的神气，被我已看出了八分，很自然地，我们把话题引到了关于家乡的事情上去。他说，在这里，青菜和肥料的气息——这在秋的晚间更有着特别的气味了——使他忆起他的家乡的气息来了。他的故乡是产麻地，这时候，到处都是麻的气息，野外的，家里的，埋在泥潭里的，剥在场上的，而且那气息也并不讨厌，此刻想来，倒是很可怀念的哩。只是乡里的人们太可恶了，他们欺侮人，偷人。“他们每年偷我的麻，”他愤慨地说，“也偷我别的庄稼；他们尽欺侮我，因为我家里没有人。”

言下又是一阵沉默。冷然地一阵风来，掠过树林，吹得树叶子刷刷作响，菜园子里有一匹寂寞的蟋蟀振翅；在小河的下游，则似乎还有浣衣人蹲在流水旁石条上用木杵捣衣，那杵声听来忽远忽近。我心想：“一切皆有了秋意，砧杵声也仿佛冷了些。”

从以后的谈话里，我才知道问渠君家中是只有着母亲和妻子，一个小女孩则已于年前夭折了。一家三口，守着父亲遗留下来的一点薄产，就象晚秋的几只叶子守着枯枝抱着恓惶不安的心情，只担心西风吹来。他在家乡时一切已如此，何况远离了家乡？母亲到了能够为儿子把媳妇娶来，自己自然也是将近老年了。“我的老婆，”他又讷讷地说，“我的老婆是一个悍妇，她欺侮我，也欺侮我的母亲。”我听他的声音好象是呜咽着了，只好默默地听着，并不插入一句话。他又继续着说了下去，他说，他本来还有一个姐姐的，但因为他的老婆的泼悍，自从出嫁之后，就很少归宁过。又说，他的老婆也一有机会就偷他，且败坏他的名誉，嫌恶他丑陋，尽同他斗气。

诚然，问渠君并不是漂亮人，甚至，也可以说是有点丑陋。衣服的污秽，不整齐，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都乐意同他接近，都喜欢同他说笑，只是在说笑中间带一点戏弄罢了。譬如，学校中是作兴闹各样称呼增加同学间友仇，表示同学间爱憎的，“黑奴”的绰号便常加在他头上，而他也就恬然地接受了。在某次全校同学的茶话会上，问渠君在恶作剧情形中竟当选了本校代表，因此大家议决，请代表为他们说黑奴的故事。在一阵鼓掌声中，他登台了。“我是刚从南洋来的，”他这么说，大家都满意地笑了，但问渠君脸上却已汗流如雨，不断地用满把手去揩着。“我要讲一讲南洋黑奴的故事，”大家又哄堂大笑，问渠君从讲台上慌忙地跳下来时，他已是用自己的汗水洗过一次脸了。嗣后，也有人呼他作“林黛玉”的，原因就是据说问渠君总爱一个人躲在屋里哭，究竟为了什么而哭，大家是很少知道的。不过，这些都无妨于问渠君之被人“尊重”，因为问渠君实有一副良好的心肠，而且也不缺少相当的聪慧。譬如在功课上，他是比任何人都能脚踏实地努力作去的。当数学教员叫他到黑板上去作几何题时，虽然因为他永不能画出一个较圆的圈或一条较直的线而被笑（他的手有点象鸡爪），而在课堂下边，却有大多数的同学必须去借他的算草来照抄。“林姑娘作得不错”，或“Ｎｅｇｒｏ的意见常是对的”，这类的话是常在同学中听到的。诚然，问渠君的意见是对的，怕没有人能比我更尊重问渠君的意见的了。他不常发表他的意见，因为他有点口讷。他说话很慢，说话的样子有点笨，又常是露出满嘴的黄牙来，而他的眼睛好象是白的部分太多，太多了，每给人以不快之感。他常说出人家所不能说的话来，他的意见时常不和人家的雷同，因此，他的意见不被人家嘲笑也就被人家忽略。他曾对我说起过他关于艺术的意见，关于科学的意见，甚至关于革命的意见。他取得了我的敬重。直到如今，然而，直到如今，我也更觉得他是一个可哀的人了。

我们的一班，是后期师范的第一班（简称后一），到了第二年，一个特别的名字加到我们的班上来了，叫做“红色的后一”，一时之间颇呈一个紧张的局面。当然喽，问渠君的意见常是对的，未常先人，而常随人。他也是红色中之一员，虽然当他签名的时候，据说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

日子一过去，时间在长育我们，同时也在训练我们，我们散了，沉默了，到如今，所留下的也就只是“红色的后一”那么一个名字了。

民国十七年，国民党的军队向北推移到了山东后，因为五卅事件的发生而把一个所谓“革命政府”搬到了泰安。那里的泰山是并不因此失去它的庄严的，而济南佛山明湖，却变了颜色。我则因为某种不幸跑到故乡去。后来，听说临时省府所在地的新贵之中，还有些旧相识，便跑到那儿去看看熟人，趁此也看看那方面的一切光景。知道是来到问渠君的故乡了，便有了访旧谈心的意思。当我向人们问起同学问渠君的消息时，得到些使我非常惊愕的消息。

“问渠君，你还不曾知道吗？”

“是的，不知道。”

“他是你的老朋友，是不是？”

“是的。”

“这个人，他早已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明白了人已当真死了，问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却又向我提起了“红色的后一”。这个题目同他的死大有关系。并说，他早已是个有病的人，自从国民党的军队来到之后，眼看到多少年青人在那里卖朋友自首，他担心他也会被什么人指认，加以检举，病势就更重了些。后来，这人便消灭了，被人用一个木盒子装好埋葬了。没有人能知道他死时的情形，只知道他确已不在罢了。

我不能再作详细探听，默默地向人们辞别了。熟人说：“没有人能知道他死时的情形。”这人活着的情形不是也很少为人知道吗？然而我却总爱想象，总想出他的死是一个悲惨的死。他受着邻人的欺侮，受着妻子的嫌恶，病了，病在一张极污秽的**，而且死在一个恐怖中，剩下一个被人欺侮的母亲，也已是残年了。当夜，我住在泰山山腰一座古庙里，大概是大雨之后吧，山里的泉水，万马奔腾地向下驰去，发出吓人的声响，又加以松风呼啸，自己就象在海涛中夜行，草间萤火明灭，时有虫声如诉，这时候，我又想起问渠君那一副可悲悯的样子来了。我好象看见他，穿了他平素所穿的一身肮脏衣服，卧在**，带着恐怖的神色，四肢硬僵僵的，尽人抬入白木棺材里去。又想，问渠君的墓上大概已是荒草披覆了。不见问渠，如能到他的墓上看看，也许可以安心。但为了另一件事，我却不能不于次日便离开了这临时的省城。此后，听说“红色的后一”同班中又有几人因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死去，他们也常被我忆起，但总不如忆起问渠君时那么亲切，那么怀念和怜惜。

今次重来北园，颇过了些悠闲日子。在铁路上跑跑，看看远山近水，或到母校里走走，认出一些往日的痕迹，尤其当我走在那一列洋槐的荫下时，总想起我的亡友问渠君来。住在一处的有位严君——同在北园读书时，他是小学部的小同学，现在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员了——我把问渠君的事情告诉他，他说，他也曾注意过这人，并说，问渠君那相貌就特别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