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在负责纽约供电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一个窗台上，有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一枚自制炸弹，并且炸弹上还附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非常漂亮的字迹写道：“联合爱迪生的罪犯们，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联合爱迪生公司立刻向警方报了案。由于炸弹没有引爆，从这枚炸弹上警方也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和犯罪动机，虽然罪犯的目标是联合爱迪生公司，但想要抓捕嫌疑人却是难上加难。因为联合爱迪生公司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合并公司，并且成立时间比较短暂，因此，雇员的信息统计机制并不健全。在合并之后，有很多分公司的记录非常杂乱。所以警方想要从中寻找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另外，由于炸弹没有引爆，因此警方也没有在意，并没有很重视这起案件。

可是，在10个月之后，警方在一条街道又发现了与爱迪生公司相类似的炸弹。不过，在这枚炸弹上还绑有未开启的定时器。

1941年12月，在日本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后不久，警方收到了一封来自威彻斯特县的信。信中的笔迹与一年前在联合爱迪生公司发现的炸弹所附纸条上的笔迹完全相同，上面写着：“在战争期间，我不会制造更多的炸弹。我也是一名爱国者，我会在日后惩罚联合爱迪生，他们将为自己可耻的行为负责。”

而在这封信的最后，署名写着简短的缩写F.P.。之后的几年里，虽然警方没有发现更多的炸弹，但是联合爱迪生公司、纽约的报纸、百货商店和酒店却在此期间收到了16封类似的信件。由于“炸弹狂徒”一直没有实际的行动，因此，警方以为他已经放弃了复仇，或者他已不在人世。

可是，在1950年，警方在纽约的中央车站又发现了一枚没有引爆的炸弹。经过检查发现，这枚炸弹制作得非常精致，而且作案者并没有想要引爆炸弹的意图。

但没过多久，当警方麻痹大意之时，“炸弹狂徒”却突然出手了：一枚隐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电话亭中的炸弹被引爆了，幸好这次爆炸并没人受伤。可是，纽约的报纸却在这起爆炸案后收到了“炸弹狂徒”的信件，信中宣称“还会有炸弹为正义而引爆”。

而在1951—1954年期间，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海关车站、洛克菲勒中心等地点先后有12枚炸弹发生爆炸。最为严重的一次爆炸是在1954年，当时，炸弹被隐藏在电影院的一把椅子下面。这起爆炸案造成4人受伤。

1955年，警方总共发现了6枚炸弹，其中有2枚没有引爆。不过，这些炸弹一旦爆炸，破坏性会变得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炸弹狂徒”变得越来越疯狂。纽约市民谈“炸弹”色变，每天出门都担心自己会被炸弹炸伤。

而这名“炸弹狂徒”给报纸寄的信件也越来越多，甚至还打过电话。警方虽然听到了罪犯的声音，但由于声音过小而无法辨认其真实身份。而让警方意想不到的是，“炸弹狂徒”给一家报社寄去的信还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总结：“迄今为止，我共使用了54枚炸弹，打了4通电话，我会继续我的所作所为，直到联合爱迪生被绳之以法。”

1956年12月2日，在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影院中发生了一起爆炸，导致6人受伤，3人伤势比较严重。因此，有报社编辑直接对“炸弹狂徒”发表了公开信，希望他能尽快自首，并承诺会给他提供解释自己犯罪动机的平台。果然，在两天后，这家报社收到了“炸弹狂徒”的回复，他声称，已经开始对3名政客采取行动。他还在信中列举了他在1956年投放的14枚炸弹，其中有多枚炸弹警方并没有发现。

不久，“炸弹狂徒”又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提供了自己身份的线索：“我在联合爱迪生工作时曾受过伤，我因此被认为永久性地成为了残疾。我没能从公司获得任何补偿，我是独自背负疗伤和生活的重担的……”

此时，警方对这名“炸弹狂徒”的“复仇之路”感到震惊，因为他陆续投放炸弹已经16年之久，纽约警局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好几拨，而他却至今未被抓获。警方虽然去联合爱迪生公司检查了十几年前员工申诉的信件，但却收效甚微，因为很多记录都已不在了。

于是，警方不得不寻求心理分析专家詹姆斯·A.布鲁塞尔教授的帮助，詹姆斯·A.布鲁塞尔教授研究精神病人罪犯多年，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美国迪克斯堡军事基地的首席精神病学家，并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活动提供心理肖像服务。

当布鲁塞尔教授仔细查阅这十几年关于“炸弹狂徒”的案情资料后，他做出了分析：罪犯是男性，因为布鲁塞尔教授处理过多起炸弹袭击案，这些案件的作案者都是男性；罪犯并非是在美国出生，因为他所写的信件中并没有使用美国的俗语；信件中的一句“他们会为自己卑鄙的做法付出代价”，这种说法表明凶手年纪比较大；信件的文字风格不属于拉丁文风和德文，因此罪犯有可能是来自北欧国家，而且多半是移民；信件笔迹工整漂亮，表明罪犯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从信件的书写方式，可以判断罪犯比较喜欢自己的母亲，憎恨父亲。罪犯没有结婚，与年长的女性家庭成员住在一起。由于失去母爱，导致他非常痛苦，因此与年长的女性亲属一起生活能够使他想起母亲。

从清秀的字迹和干净的信纸可以推断出罪犯做事认真，衣着整齐，看起来非常整洁，习惯穿双排扣西装；从炸弹制作得非常精致来分析，表明罪犯善于使用工具，而且工作技巧相当娴熟，对自己的技能有些自负。

罪犯是一名偏执狂，他总认为自己遭到他人的迫害。布鲁塞尔教授分析，因为偏执狂存在潜伏期，在一段时间内病情发展比较缓慢，可是过了35岁之后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罪犯放置炸弹已有16年。因此，他推断作案者的年龄大概在50～60岁左右。不仅如此，罪犯还患有精神病，不过他比较谨慎，做事总是小心翼翼，控制力很强。

根据这些分析，布鲁塞尔对罪犯做出的心理画像是：罪犯是一名男性，年龄在50～60岁之间；性格内向，虽然不善与人交际，但并没有与世隔绝；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机械师，对工作认真，善于使用工具，对自己的技能有些自负；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对别人的批评很敏感，会怀恨在心，但控制能力很强，不会将愤怒的情绪表现出来，却会变得非常暴力；喜欢母亲，憎恨父亲；罪犯是个偏执狂，总认为自己受到迫害，从而会导致偏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对于罪犯而言，他的犯罪动机可能是由于他被解职或是惩罚，从而让他的仇恨不断积累。因此，罪犯有可能现在是或曾经是联合爱迪生公司的职员。

在警方拿到布鲁塞尔教授寄来的心理画像报告的同时，有媒体也收到“炸弹狂徒”的一封打字信，上面写道：“我1931年9月5日在联合爱迪生工厂工作时受伤……”依据这条线索以及布鲁塞尔教授的心理侧写，他们首先对联合爱迪生公司在1931年的记录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最终找到了相关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记录，乔治·米特斯基是在1904年出生的，是波兰移民的后代。在联合爱迪生公司工作时，由于一次锅炉爆炸事故受伤，从而导致他先后患上肺炎和肺结核。可事故发生后他最终只获得了180美元的赔偿，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曾给公司写过几封申诉信件，其中有一封信声称要让联合爱迪生公司因为其“懦弱行为”而遭到报复。

警方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居住着大量的波兰移民，而寄出信件的威彻斯特县正是位于布里奇波特市与纽约之间。而米特斯基由于没有结婚，一直与他的两个姐姐住在这里。附近的邻居都称，米特斯基对人总是彬彬有礼，但很少与人来往。

掌握这一情况后，警方带着拘捕令在布里奇波特市附近的沃特伯里市对米特斯基进行了抓捕。

当时正值深夜，给警方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慈祥、戴着金色眼镜框，穿着睡袍的男子。通报身份后，警方知道他就是乔治·米特斯基，于是命令他穿好衣服，之后要与他们回警局。随后，当米特斯基出来的时候，他穿着衬衣，打着领带，并穿着双排扣西装，而且系好了扣子。

当警方对他的车库进行搜查时发现，有用来制作炸弹的车床和管道。而在米特斯基的卧室中，警方还发现了打字机，那是他写最后一封信时所用到的。

在警局中，警察还未对米特斯基展开审问，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是“炸弹狂徒”的事实。同时，他告诉警方，信件中署名F.P.是公平游戏（Fair Play）的意思。

后来，法院认为米特斯基的精神状况无法接受审判，最终将其关在了专门看管精神病犯人的州立医院中。住院后没过多长时间，乔治·米特斯基就因为肺结核去世。

虽然布鲁塞尔教授的部分分析出现了错误，但是大部分的推断都是相当准确的，这引起了警方的关注。随后，警方邀请布鲁塞尔教授与一些心理学家组成了一个心理画像团队，以协助警方快速侦破案件。

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有话说

一般来说，当一起案件发生后，警方为了能够让案情明朗化，总会讨论罪犯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如果罪犯伤人，袭击的是认识的人还是陌生人？是随机伤人还是有预谋地伤人？作案工具是什么？作案手法如何？在弄清楚这些问题后，警方才能更快地搜寻和抓捕罪犯。

动机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促使人们朝着某个目标行动的内部动力。所谓的犯罪动机，是指促使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一般来说，犯罪动机可以从案发现场推断分析出或是通过与罪犯交谈获得。上文中心理分析专家詹姆斯·A.布鲁塞尔教授通过对罪犯的信件内容进行分析，判断罪犯的所作所为可能是由于他被解职或是惩罚，从而让他的仇恨不断积累，产生报复心理，进而实施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