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诡异的迷雾中，杨广登上了帝位。

杨广还是想做一个好皇帝的。

在杨广心目中的好皇帝形象，应该是文治武功，万国来朝，至少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而好皇帝的标准很苛刻，我们后世看到的所谓文治武功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如果研究过程，那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谈理论。

从常识上讲，要想做到文治武功，至少首先要勤政爱民，体恤百姓。比如治理水患、抵抗天灾、兴修水利，这几乎是历代好皇帝的必修课；其次是轻徭薄赋、发展经济。要想国库丰盈，就必须让老百姓兜里有钱，必须让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物质经济上去了，国家才有了稳定的根本。接下来，自然而然，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顺理成章了，比如澄清吏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参加科举有上升途径，比如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比如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与此同时，需要装备强大的军队，捍卫我们得来不易的大隋物质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过程，才可能会有所谓“文治武功”的结果。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很简单的常识，杨广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原因，杨广的起点太高了。他的父亲杨坚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中国古代著名的治世—开皇之治[8]。

历史上著名的文治武功的皇帝，基本都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比如汉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比如后世的明成祖，则有洪武、建文两朝几十年的开拓。即便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那皇帝本人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凡事要量力而行，考虑自己的实际国力以及实际需求。凡是毫无意义的消耗国力，都是对于百姓的漠视，以及对于前人业绩的亵渎。

杨广显然是太着急了。

从604年登基开始，杨广迫不及待，倾尽国力要实现自己的“文治武功”。短短十年内，杨广同时做了几件事情：

1.公元605年，开凿京杭大运河。工程耗费六年，先后征用民夫500余万。

2.公元605年，营建东都洛阳。工程持续十个月，征用工匠200万人。

3.公元605年，南巡江都。巡游队伍20万人，征用纤夫8万人，之后几乎年年巡游，沿途建立豪华行宫。

4.公元608年，亲征吐谷（yù）浑[9]。战争持续一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5.公元612年，远征高句丽。第一次远征，就动用113万军队，之后连续三年出兵，共远征三次。

以上提到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是涉及全国的工程，考验的不仅仅是大隋的国家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也考验了自隋朝建立以来二十多年积攒的国库和国力。

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参考隋文帝开皇中期的人口普查结果，当时（约公元593年）的全国人口为870万户[10]，我们推测在公元605年，人口不会超过900万户。我们按照古代家庭平均每户6人的话，当时全国人口在5000万左右，那么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不会超过2500万。

对比杨广各个工程所涉及的人力，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没有计算冷兵器时代，有可能翻倍的后勤成本。比如军夫、民夫、纤夫，要养活这些人背后的物力、财力成本是不少的。细思极恐的是，每个表面的数字背后，都隐藏着可能的横征暴敛，以及对民脂民膏的搜刮。

再看一下必要性。

除去南下巡游的便利作用之外，京杭大运河工程是值得肯定的。哪怕一直到现在，这条河流还在便利着南北交通和经济；西征吐谷浑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历代重视对河西走廊的掌控。河西走廊地区的有效控制，关乎中国同西方之间唯一陆路商道的安全。然而，营建东都，南巡江都，东征高丽，则明显是扯虎皮拉大旗的事情，除了能够增加帝国的脸面之外，几乎毫无用处。

很多人在替隋炀帝说话，提到东征高句丽还是很有必要的，打服高句丽那叫做维护“亚洲新秩序”。我们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从根子上来看，那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天下观，叫做“朝贡体制”。朝贡体制的含义是，把皇帝治下的天下，按照统治方式的不同分成几个层次。几个层次，像是一个同心圆，所以，我们索性称为同心圆天下观。同心圆中：

最内一层，是都城；

再外一层，是地方；

再外一层，是羁縻[11]；

再外一层，是藩属；

最外一层，是普通朝贡国。

也就是说，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根据统治方式的不同是分成不同层次的。比如，当年明代的辽东就是地方，外东北就是羁縻，朝鲜就是藩属。

中国的中原王朝，对外的扩张是一步步进行的。

具体表现，就是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农耕文明的步步外延。从首都开始，把周边地区变成直接管辖的地方；再往外，搞不定的地方，先进行军事占领，然后进行屯田，军屯或者民屯；如果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有大量的异族存在，又无法进行大规模肉体消灭，那么就进行“改土归流”[12]，先羁縻，后汉化。

其中这个汉化是最厉害的武器之一。

所谓“汉化”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叫做“文明化”。因为在古代世界中，中华文明是长期以来领先世界的文明，至少也是大幅领先中国周边地区的一种文明。中华文化以文学、艺术、科技、服装、建筑为载体，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几乎所有周边地区。在周边地区的异族眼中，中华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模仿中华文化才是文明的象征。

汉化这个大杀器一亮相，周边异族都自惭形秽，恨不得给自己找一个汉人祖先；中原王就是这样利用农耕文明，以文化的输出为结果，吃一块，羁縻一块，消化一块。当吃掉的国土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会有战争。

那么，大隋和大唐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因为汉人最早离开中原核心区的大扩张，上承自汉武帝，他老人家是鼻祖。不管大隋还是大唐，只要是一提汉武帝的“自古以来”，都能找到理论依据。

汉武帝大幅度拓展了四个边疆：

西北，丝绸之路的河西四郡；

东北，辽东地区的汉四郡[13]；

西南，越南北部的汉三郡[14]；

东南，兼并了东瓯国[15]和闽越国[16]。

其中，利用军屯民屯以及汉人农耕移民，消化得最好的区域就是河西四郡。所以，河西四郡，早早地就成了汉人的直接地方管辖区域。

东南方向上，太热，不适合农耕移民。直到两晋时期的永嘉南渡（见“衣冠南渡”），才开始进行彻底消化。

西南方向上，太热，不适合农耕移民。直到冷兵器时代结束，中原王朝都无法消化这块地区。

东北方向上，也就是大隋和大唐征讨的高句丽这块地方，当年汉武帝就曾经设置过汉四郡。但这块地方，太冷，农耕民族一直没法用移民种田的方式彻底占据。所以别说隋唐了，这块区域就算一直到明代，都存在严重消化不良的情况。

朝贡体制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原王朝皇帝才是决定这个体制的唯一权威。

羁縻、藩属、普通朝贡国，都必须对中原王朝进行形式上的效忠，并且明确自己所处的地位。是羁縻的不准私自变成藩属，是藩属的也不准随意成为普通朝贡，否则就是僭越。羁縻、藩属、朝贡国的首领和国王，都必须在形式上由中原王朝皇帝进行册封，否则就是非法的。

然而，所有的前提，都必须是中原王朝能够有力控制全局的情况下，比如像明成祖朱棣，藩属国甚至朝贡国有作奸犯科的，千里万里都要抓到北京来治罪。中原皇帝实力不够的情况下，他的天下观可以受到挑战，但是不能影响到中原汉人传统区域的根本利益。

帝国的损失，仅仅只是面子而已。

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问题的本身，讨伐高句丽的实质是什么？

中原王朝的天下观受到严重挑战。不管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高句丽都是阳奉阴违，严重挑战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外交程序，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唐太宗、唐高宗时期。于是，中原皇帝的出兵理由是高句丽“不臣”。

要知道，当时的高句丽占据的是辽东和朝鲜北部，这块地区，在当时的农耕文明程度下，汉人移民没办法填满和消化，所以只能用羁縻或者藩属的方式来进行管制。高句丽占据的地区，恰好是当年汉武帝拓展的汉四郡，而“自古以来”，中原拥有汉四郡的最终解释权。然而，河西四郡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因为陆路外交渠道就是河西四郡。相比河西四郡，辽东汉四郡，远远谈不上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帝国需要的只是面子。

当然，中原王朝的弹性在于—进一步，法理上可以讲汉四郡时期的自古以来；退一步，则可以用朝贡制度进行有效约束；底线是，高句丽自己可以“不臣”，但是不能够带着半岛南端百济、新罗这些小兄弟一起学坏。

隋炀帝时期，这个弹性拿捏得并不好。

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隋炀帝为了保卫河西四郡讨伐吐谷浑，是必要的，因为那是保卫河西走廊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而讨伐辽东，则是不必要的。因为除非朝贡体系被严重破坏，东北方向并非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

虽然，唐太宗时期的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唐太宗尤其到了唐高宗时期的高句丽，同百济结盟，时刻准备灭掉朝鲜半岛的大唐藩属国新罗。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已经不仅仅是“不臣”的问题了，这是朝贡体制被破坏，很有可能土崩瓦解。往深处考虑，这已经是企图挑战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同心圆天下观”的问题了，那么讨伐辽东就是必要的。

简单点讲，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唐太宗、唐高宗时期，这个利益被高句丽严重挑战了。这也根本不是单纯的面子问题了，战争是必须要打的。而在隋炀帝杨广时代，这个仗打得徒耗国力，就没那么必要了。

说到底，隋炀帝杨广想要做到文治武功，毫无疑问是太心急了。

很快，反隋的浪潮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