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六最后一次写信（六月七日）给我，说：“此时能尽一分力，尽一日力，只好尽此一分力，尽此一日力而已。”我现在也只能作此想，以报答国家，报答朋友。

——家书摘录

致江冬秀书

冬秀：

你和小三的信都收到了。

我在路上写了一封给你，想已收到了吧。

我昨天离开西雅图（seatlle），在那地住了五天，天天忙的不得了。

辛苦虽然辛苦，但朋友真好，他们费钱费功夫陪我，使我真感激。

昨夜在一家吃饭，见着“本家太太”（胡惟德太太）的儿子世勋，他在西雅图读书，住在一家慈善人家，他们很说他好。

昨夜上火车，今早到钵仑（PonLand）住了一天就要南行。明晚可到旧金山了。

你信上问我两事：

（1）我冬天脚不痛吗？

我今年没有脚疼的病，身体更好。

（2）你问我何时回来。

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

有些地方要我留在这里教书，我至今没有答应，现在正要考虑这些问题。旅费用完了，若要多住，必须先寻一个地方教书。现在旅费还没有完，可以不愁此事。

我怕我更胖了。昨天剪了头发，今天照镜子，白头发真满两鬓了，剪短了还遮不住！但精神很好，身体也好。

骍 二月十二日

致江冬秀书

冬秀：

一路上曾有信给你，想已收到了。

我现在不回国，大概还得住好几个月，也许住一年，此时全无把握。有两三个大学要留我在美国教书，我不曾答应，但允许他们仔细考虑。我决定后再告诉你。

你说我的书有一个书目，有三百页之多。请你雇一个人把这书目抄一本，寄给我，我就可以用这书目了。单有一本书目是不够用的。

抄书目的事，可以同洪芬兄商量，或伯遵兄商量，不必惜费，越快越好。

你们听说我二月回来，那是谣言。基金会四月底开会，我本想赶回来，但实在走不开，只好不去了。

你们同伯遵兄同住，一定有照应，但天气暖热时，如有合式［适］房子，最好还是自己租一所小房子。

我将来回国，也不回上海，一定先到香港，直到长沙或汉口。

这是后话，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知道。

书籍存在天津，没有搬来上海吗？如没有搬来上海，可不必搬了，一切可听竹垚生兄料理。

我这回出行，共须走一万多英里，现在已走了六千英里了。昨夜离开洛杉机（即好莱坞所在地），明天回到西雅图，后天（二月廿三）出美国境，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本定住十四天，现在改成十八天，三月十三日回到美国境内；英国人要我五月去讲演，现在暂时决定不去。

我身体很好，人都说我胖了。去年九月做的衣服都觉得紧了。

祝你们都好。

骍 廿七，二，廿一（火车上）

致江冬秀书

冬秀：

我自从一月廿四日出行，走了一万一千里，三月十八日回到纽约，休息了几天，又出去走了五天。现在总算可以休息了。

我这回出门，虽然很辛苦，但身体很好，竟没有病。

林行规先生带来的信，两个儿子寄的信，都收到了。我因为太忙，所以许久没有回信，一定叫你们不放心，我真不安。以后真要多写信了。

同行的两位，张先生一月底回去了，钱先生昨天上船往英国去了。

昨天忽然大冷，有雪，下午下了五六寸雪。四月雪中送客我很觉寂寞。

同行三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林先生带来茶叶三瓶，都收到了。茶叶很好，我有工夫在旅馆，总泡一小壶喝喝。

林先生现在也到纽约了，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常有见面谈天的机会。

你托他带来的口信，也寄到了。

他虽然很近视，眼力不方便，但还是单身旅行，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非常客气，不要我们帮一点忙。他因为我住在这里，所以勉强住在这个旅馆里，这样的人，最可以使我们佩服。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将来的计划，但我这几个月大概还在美国。

请你告诉洪芬，编辑会的钱，我一定不能收了，请他加在张子高的月费上。

我不久可以寄点钱给你用。

祝你们好。

骍 廿七年四月七日

我在纽约住了近六个月，只看了一回戏，只看了一次电影。林老先生来了，我也没工夫陪他玩玩。

致江冬秀书

冬秀：

二月十八、二月廿八日的信，都收到了。

我始终没有去英国，报上的话是误传。

你们应该搬家，我盼望你此时已寻着地方了。

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第一，因为打牌最伤神，你的身体并不是那么结实，不要打牌太多。第二，我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习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第三，这个时候究竟不是整天打牌的时候，虽然不能做什么事，也应该买点书看看，写写字，多做点修养的事。这话并不是责怪你，只是我一时想到，写给你想想。

昨天在火车站上候车，把外套脱下，上一个天平称称看，恰是一百三十八磅半，连衣服皮鞋在内。

近来我身体很好，就是忙一点，有时候饭食不按时候，睡觉也不很规则。前天我坐火车去东方一个女子大学（威尔斯女子大学）讲演，昨天赶回纽约，来回四百多英里。晚上在纽约讲演“五四”。

讲演完了，顾毓琇的弟弟毓瑞请找去他家吃炒面。回旅馆已在半夜后，看了几张报，到两点半方才睡觉。今天起晚了，十点半吃了一些早饭。到下午三点半才吃午饭。作客的生活，最苦的是一个人出去吃中饭夜饭。从前有张先生、钱先生在此，后来钱先生走了，有林行规先生在此，常常一块吃饭。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常常一个人出去寻便宜馆子吃饭。有一天我到近边一处俄国小饭馆，名叫“俄国熊”。

我一个吃饭，想起林先生常同我来这里吃饭，我心里想念他，就写了一首小诗寄给他：

孤单客子最无聊，

独访“俄熊”吃“剑烧”。（剑头上烧的羊肉）急鼓哀弦灯影里，

无人会得我心潮。

写这故事，叫你们知道，我在客中的情形。我在美国半年多，只看过两次戏，一次电影。

我的行止计划，现在还不能定。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

良心上过不去。

书目抄好了寄来不迟。一时不抄也不要紧，因为我决定不在此教书了。

西洋参和手表，我要托人去买，买了就寄给你。祝你和小二都好。

骍 廿七，五月，五日

致江冬秀书

冬秀：

九月四日的信收到了。我八月廿七有信给徐太太，不知香港转去否？九月四日我收到新六的信，是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他上飞机之前一晚写了寄出的，以后他就没有写信了。我收到此信，哭了一场，写了一首诗追念他：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

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

我两次三次读不完。

“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这是信里的一句话。

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

致江冬秀书

他的一切已献给了国家，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去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一切一切为国家”，

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

此诗可叫小三抄了送给大椿等。

新六信上说：“家书第一函已托妥便带沪。第二函（七月廿九）则以兄使美事已有挫折，故拟俟弟返沪面交。想兄不至责弟之延迟也。”

信后又说他也许要来美国，故说：“弟如果行，当将兄致嫂夫人函，连同兄七月廿九日致弟手书托妥友带交嫂夫人（又手表一只），乞勿念。”

今新六已死，不知此诸信及手表已有人检出寄给你否！如尚未收到，可问壵生一声，请他代查。不必问徐家。

手表若未寻得，我将来再买给你。

我的事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我到巴黎，次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我做美国大使。廿五在英国又得到政府电。廿七日又得到蒋电。我想了七八天，又同林行规先生细谈。他说，我没理由可以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到廿七日我才发电允任，廿九日写信托新六对你说。

后来此事有阻力，一直搁了六十天，到九月十七日，忽然发表了。

政府要我飞去。不知道大西洋上没有飞机。我昨天回到英国。四日之后，九月廿八日就坐船到美国去了。王正廷大使也是九月廿八日离美国，我十月二日到纽约。

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

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

我这一年，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今年六月配了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但身体还算好，一年没有病。这回到美国，事体更要忙，要用全力去做事，身体更不能不当心。请你不要挂念我。

我给新六信上说，我知道冬秀不会愿意到外国来，所以请他替你斟酌决定应住何处。现在他死了，我托慰慈、文伯、铁如替你斟酌决定。

我到美国后，看看情形，再写信给你。

基金会的钱，请你叫孙先生不要再送了。我想会里预算上定的是名誉秘书的公费，每月一百元。新六代理我的名誉秘书职务，他死了，谁代我，此款应归谁收。编译会的钱，应该请任先生收。

泽涵到上海后，最好不要回家去。家眷若不能出来，他更不应冒险回去。

肺病必须静养，比吃药有效。谭健在昆明，天气于肺病应该有益。

法正要听医生的话才好。

陆仲安的儿子死了，我竟不知道。我写一封信，请你带去（他若不在上海，此信不必寄）。如此说来，那天死的十几个人之中，许多是熟人。中国飞机师姓刘，是刘崧牛的四弟。胡笔江我也认识。

以后我要多寄明信片给你。

骍 廿七，九，廿四夜半

附录　我的母亲

致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扰，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付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险，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跪罚，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

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

“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听不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