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雍正是以“狠”管人的皇帝，他发明的种种厚黑驭人之术，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雍正在位期间发明了一种新的统治下属的办法，那就是让下属之间互相监督，并向自己密报，密报的内容无论大事小事都要随时汇报，这种厚黑驭人方法由于具有较强的震慑作用，因此，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王云锦是雍正时的新科状元，他是雍正皇帝重用的人，故许多人去趋奉他。他在家里一闲下来，便拉着几个同僚在书房里打纸牌。有一次，他成了一副极大的牌，正摊在桌面上算；忽然一阵风来，把纸牌刮落在地下。大家去拾起来，一查点，缺了一张纸牌；王状元也并不在意，便吩咐家人另换一副纸牌重打。
到了第二天，王云锦上朝，雍正皇帝问道：“昨天在家里做何消遣？”王状元老老实实回奏说：“在家里打纸牌玩儿。”雍正听了，笑笑说道：“王云锦却不欺朕。”接着又问道：“朕听说你成了一副大牌，被大风刮去了一张，你心中很不高兴。今天可还能找到那一张牌吗？”王云锦听了，心中十分害怕，只得磕着头说道：“圣天子明鉴万里，风刮去的那一张牌，臣到今天还不曾找到。”雍正皇帝便从龙案上丢下一张纸牌来，说道：“王云锦，看可是这一张牌？”王云锦一看，正是昨天失去的那张纸牌。
他忙磕着头说“是”。雍正皇帝笑道：“如今朕替你找来了，快回家成局去吧！”说着，便站起来退朝。
这个消息传出后，几乎所有的朝廷官员都感觉到如芒在背，他们深知，自己如果有什么不当行为，第二天雍正皇帝一定会知道，这种让下属相互监督揭发的手段太高明了。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雍正所发明的相互监督之法的厉害：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所撰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楠，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
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亭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楠斩首。
其实，让下属相互监督这种方法早在汉代就有了，只不过那时的做法与清朝不同。
汉初，许多跟刘邦打天下的元老重臣都因其劳苦功高颇受倚重。汉初几代皇帝依然依靠他们安邦治国，尤其对丞相更是优礼尊隆、授予全权，任其处理各种军政大事。丞相的职权地位扶摇直上，国家大事不经丞相赞同，就无法决定。连皇帝诏书，若没有丞相附署，就不合法，而丞相也有“不肯平署”、“封还诏书”的权力。可以说，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几乎与皇帝分权而治。
这对于要建立绝对权威，使时代深深打下自己烙印、雄心万丈的刘彻来说是急于要改变的状况。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决定强化君权，削夺本不该属于丞相的那部分权力。
他不再任外戚为相。也一改过去从侯爵中选相的惯例，而是先拜相，后封侯，丞相拜相时不是侯爵，也就不存在自恃高贵之心，对皇帝的重用自然感激涕零，便完全匍匐于皇权之下，与此同时，汉武帝对丞相严加督责，使丞相不敢凌驾朝廷之上。更厉害的一手是，汉武帝扩充内臣，在正规的朝廷系统之外，创设自己的决策班底，以丞相为首的官僚们变成了只是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为了钳制丞相等重臣的权力，汉武帝还想出了一个制衡的办法，那就是借文人之口来牵制权臣之手。
他召用原属诸郎宫中的文学之士，如枚皋、司马相如、严助、东方朔、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充任自己的幕僚，委以重权，参与谋划军国大事，对朝政，他们也可以参与辩论。这样一来，一方面确实减少了决策的失误，同时又限制了相权。
有一天，丞相公孙弘向武帝建议：“十个贼若拉满了弓，一百个衙役也难近前。如果禁止百姓携带弓箭，将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汉武帝召开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虽然，公孙弘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但吾丘寿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说：“古人制造各种武器，并不是用来互相残杀，而是用来镇压凶暴、制止邪恶的。秦王朝吞并天下，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销毁。结果呢，人民使用犁耙、锄头、马鞭、木棒等互相攻击，犯法的更多，贼盗难以扑灭，终于酿成天下大乱。所以圣明的君主应主动推广礼义教化，而不是消极地去禁止，因为消极地禁止毫无用处。《礼仪》说：‘男孩诞生，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和地，以及东南西北，各射一次，宣告周知。’而且‘大射’的规矩，从天子到平民，三代以来始终如此，并未见什么变更。我还听说圣明君主的教化，文武合一，没有听说过禁止弓箭。且禁止的原因，是因为强盗匪徒可以用它来抢劫。抢劫之事，罪该当死，但迄今无法根绝，那些罪大恶极之徒，对于法律的重刑，并不在乎。恐怕邪恶的人携带弓箭，衙役无法禁止，而善良的人用弓箭保护自己，反而抵触法令，实际上这是鼓励盗贼匪徒行凶，剥夺人民的自卫工具。我以为不能禁止。”
吾丘寿王不同意禁和堵，而主张导和疏。分析了禁的利弊得失，合理合情，又援引了秦国的例子，颇具说服力。公孙弘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这种事关决策的会议进行过多次。严助、朱买臣等人都在决策过程中，对丞相和其他重臣的提议进行驳议后使其被否决。
河东太守以造假的出土“周鼎”，取宠于武帝，武帝信以为真，心花怒放，也是吾丘寿王揭穿了造假者的底。
让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汉武帝的目的是集权。但他在用人去制约人，用文士之“口”制约丞相之“手”的做法，确实成功地抑制了一些人膨胀的权力欲，同时使丞相的决策更符合实际。这一点是应予肯定的，因为，在同一体制内部，过分膨胀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终不是一件好事，历代很多奸相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