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之人有时候说话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作弦外之音。关键性的内容言者并不明言，但却有意做出强烈的暗示，让听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官场厚黑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也就是说，在不担任何责任和风险的情况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高超之术。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

汉武帝即位初期，丞相田蚡与魏其侯窦婴结怨相争。在一次朝会廷辩场合中，魏其侯揭露了田蚡为非作歹的种种事实。田蚡则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巧妙地进行了反击。他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自己身为宰相，“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似乎并不为过；而魏其侯“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臣乃不知魏其侯所为”。在这里，田蚡并没有直接指斥魏其侯图谋不轨，而只举出了其“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田蚡本人表示“不知所为”，意即不作肯定的结论。但是，就客观效果而言，这种强烈的暗示已经足以提醒多疑君主的警觉之心。廷辩的结果，田蚡显然占据了上风。魏其侯的最终命运是“论弃市渭城”。

有时候，厚黑人士揣摸好上司的意图后，不直接表达心意，而是利用“话说一半，点到为止”的策略，旁敲侧击，使其有苦难言。

这种手段，多用在古代官场中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最终的结论毕竟是作为闻者的他人自行做出的，作为言者的谗毁诬陷者总是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后退抽身之路。

清朝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当政之时，对政敌打击往往不动声色，却“言到敌败”，非常奏效。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号“文正”。“文正”的谥号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越老越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曹振镛对军机大臣蒋攸钴很讨厌，两人面和心不和，曹振镛就一直想把蒋攸钴排挤走。一次，琦善因处理鸦片战争后与英国殖民者“洋务”不当，被革去两江总督职。道光皇帝一日问曹振镛道：“两江总督地处南海边陲，与洋人对峙，交往很大，职位非常重要，我想派一个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官员去担任此职，你看谁合适呢？”

曹振镛知道蒋攸钴刚由直隶总督任上调来，属于道光帝想要的那一类人，但是由自己提出来，不免授人以排挤同僚的把柄，也会引起道光皇帝的怀疑，所以他不直接提出由蒋氏调任，而提正被白莲教起义弄得焦头烂额、肯定不能调任的川陕总督那彦成。于是，曹振镛说：“臣以为川陕总督那彦成资历最深。”

果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道光皇帝的否决，说：“川陕一带，正发生民乱，那彦成不能调动。”说着道光皇帝又看了看曹振镛，当时军机处要员都在座，蒋攸钴亦在身旁，但是曹振镛就是不说话，环视四周，看到了蒋攸钴，马上说：“你就是前朝的封疆大吏，去任两江总督正合适。”此事就这样敲定了，实际上蒋攸钴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从权位与权力上，都有下放的嫌疑，所以，蒋攸钴出来后对人感慨地说：“曹公的智巧，真可怕呀！他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却让陛下说出来，就无可更改了，这样的排挤，真是高明至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