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曰：“损悦者，机危之决也。事有适然，物有成败，机危之动，不可不察。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悦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悦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之辞。”

鬼谷子说：“效法灵蓍变化之法，可以准确预测事物的损悦吉凶。所谓‘损悦’，是在事物刚刚有征兆的时候，作出的一种微妙的判断。有些事情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合情合理的，有些事情总会有成功也有可能会失败，事物这些微妙的变化，也应该仔细观察。所以圣人用无为之治来对待有德之治，观察他的一言一行是不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变化。所谓‘悦’，就是用心地仔细观察外物。所谓‘损’，就是排除不利因素后再去实行。假如‘悦’与‘损’都行不通，圣人也不会以自己的言论来改变他人。”

鬼谷子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细微的变化，诸如一言一行来判断对方是否合乎事物发展的变化。其实，这一方法完全可以用到如何选才上面。自古以来，似乎求才的标注大多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的人，不管其品德，不管其性情，都可以列为上宾。在现代社会，许多领导在求才的时候，大多看重学历、名校，诸如品德、秉性都不细加考虑，殊不知，后者才是决定一个人做事成败的关键条件。在名校里，也有品德败坏的人；在高学历中，也有低素质的人。如此看来，在求才方面，需要综合运用，尤其需要使用“损悦”之术。

在求才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历史证明，其方法是很有益的，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重忠义血性：曾国藩常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教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乏，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则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所说的“忠义血性”就是指，能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要“忠”，忠于职守。

坚忍耐劳：在曾国藩看来，自己所选用的人才能在打仗时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他说：“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决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为此，他求才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提拔书生为将士，当时，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就占了百分之五十八。

淳朴之人：曾国藩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对此，他认为选将必须注重一个人的“淳朴”，即没有官气、脚踏实地，不浮夸，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才能有效地提高湘军的战斗力。

如此的求才标准，使得曾国藩收揽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除了这些他明确提出的标准之外，还有一些实行但不公开的求才标准。诸如表现欲太强的人，不能久用；对于有才能但性格偏激的人，须慎用。就是因为他在求才时眼光独到，其所选用的人才均是可造之才，而非庸才，在这些有才之士的帮助下，最后成就了其一生的赫赫功绩。

曾氏幕府收揽了大量的人才，因此，曾国藩所见的人才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利用一些人才的时候，他表现得尤其小心，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对此，曾国藩说：“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也有其优势。”用人如同用器，也就是尽量用其长处，同时，避开他的短处。关于如何扬长避短，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精通，但主张与力度不够强的人，是独当一面的人才。在工作中，他们有足够的精力与智慧去治理整乱，在治理过程中，以暴制暴，以恶制恶，根除事源之根本。

“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以德为主，这样的一类人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即“以之治小则迂”。

“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样的人才善于策划，胸中有好的计谋，若是遇到了识人之士，定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无论是乱世，还是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才都不可缺少。

求才时，曾国藩不恪守“唯才是用”，而在用人上，他却坚持以“唯才是用”为根本，其中，蕴含了用人的博大智慧。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难免有长处，也有缺陷，各有各的长处，又各有各的短处，如果要一个人能发挥出最大力量，那就是竭尽其能，即用其长处。这是人最普遍的特点，曾国藩了解这样的特点，并将其纳入用人的绝学中，如此一来，不管什么人，只要到了他的麾下，都能够被其所用。任何人在他那里，都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同时，曾国藩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谓是一举两得。

心理支招

鬼谷子所说的损悦，意思是即使最微小的变化，也不可不细察。世间万物有成有败，有偶然巧合，其间存在的隐微变化，不能不仔细观察，而观察言辞要与事物相结合，通过细节识人的方法确实非常特别，不过却很少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