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首诗歌都有她的“铁幕来鸿”，诗歌总是在“铁幕的那一边”，秘密的以我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夜晚的缪斯，仍旧是那写错了收件人的“铁幕来鸿”（你依旧为我颤栗于那部同名的电影《铁幕来鸿》）。来自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的暮霭深沉的港湾的“放下尊严在恐惧当中”的浩渺的叹息，或者1935年曼德尔斯塔姆那首经过汉语译者双重袭击的诗句，都有着从铁幕的另外一端无法传递过来的“X档案”，所以诗歌的一部分，诗歌的真谛不在缪斯手中，也不在诗人那些永远也写不出来的诗句或禁忌中，收件人、邮递员或者那没有及时出现为你诵读信件的“犹如女主人公的打字员”即使没有一个适时出现，那这首无法完成的诗歌，依旧会被还回到我们脑海里赫拉巴尔所形容的“飘浮的打字机”那里去。

一直以来就想写一组关于火车的诗歌，还是在赫拉巴尔1963年的那本小说《被严密监视的列车》里，在每个句子的大雪里找着那列晚点的列车，但是晚点成了挽歌的层次。是的，纵使死亡本身也偷不出那列火车的乘客名单，在插满了消防梯子的田野上，我们是迟到者。2011年的9月，那个和我们一起吃饭的现在身在波兰华沙的国际铁路联盟朋友，托人送给我的书法是四个字：“於无声处。”这名来自非诗歌的发言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潘德雷斯基的六重奏作品，也没有买过他的任何一张唱片，他也不听肖邦，但是他给我的那张狂草，“於无声处”，是一个延缓诗歌这列着火的列车高速开进旧日乡愁之田野的缓冲器吗？这个秋天我买全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全部中文版本的小说，这就是我的“新生活”，而写过的诗歌，是我的“旧生活”，纵使那一切依旧被诗歌本身所“严密监视着”。

每位诗人都应该有一面“CD墙”，应该起码聆听过上千张的唱片，苏联钢琴家里赫特在他晚期的钢琴现场中弹奏出了肖邦音乐里那极权般的“词深处的大雪”，而布伦德尔就弹不出，或者如果让中国女钢琴家顾圣婴来弹，可能只会弹奏出共青团的雪暴，词的深处在哪里抵达和晚点，在哪里有着信仰者的“微光”，或许相对于诗歌，只有在浩渺的古典音乐里才能彻察得到。

在诗人欧阳江河位于北京望京的顶层寓所里，天光逐渐变暗，漆黑的交响乐景深，我们一起听着他的阿卡佩拉扬声器放送的切利比达克的布鲁克纳“第九”。这次聆听是一次彻底的交出，当诗人悄无声息地离开座椅走上前去为我换下一张唱片来听的时候，屋里几乎全部暗下来了，没有开灯。我突然被巨大的宁静荒凉地笼罩住了，我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在哪里，诗人的居所仿佛黑森林，诗人弯腰换唱片的背影好像是在拾柴火或者捡林中的蘑菇。我幻想这林中的拾荒人会和这块大地上的寓所一起消失。空留我一人在这个空旷的有着巨大扬声器的房间里，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恐惧。直到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仿佛从天边传来，诗人打开地灯重新坐回到我身边。也许这就是一首真正的诗歌“来过”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刻，是缪斯来过并没有要求我们记录下来的时刻呢。这就是“铁幕来鸿”，在布鲁克纳的“第九”和拉赫玛尼诺夫的某一交响曲之间，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里。这样的突入的“天光”即使在切利比达克的慕尼黑晚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犹如穿越铁幕的那一封唯一的来鸿。诗歌也是会这样最终抵达我们的主人公手中的，所以不要对诗歌放弃信心，放弃我们那似乎久已放弃的信念。

诗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醒觉”吗？最近一直在听以色列女钢琴家萨尔兹曼的唱片，她的唱片早买了好几年了，直到今天早上，才突然感觉到内心中有股泉涌般的东西被她的琴声所唤醒。和音乐女神的相遇就是这样需要时间。LOMO香港公司网站推出了使用35MM胶卷拍摄胶片视频的LOMO摄影机，只需要600多元人民币。这样古怪的不合时宜的胶片机器，装入一卷用于照相的胶卷，估计拍摄不到几分钟就会用完，如此短暂的瞬间胶片电影会给谁来放映呢？又要用什么样的胶片放映机来重播呢？不知道有多少摄影师买了这款LOMO照相机系列里的首款摄影机。但或许这样的一款机器就是诗歌本身的一个比喻吧。诗歌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在德国的一个街区，有一座有着音乐墙的大楼，被做成乐器形状的漏斗排雨管遍布在楼面墙上，我多想成为这座楼的房客啊。哪怕不写诗歌，哪怕只是它的一个看门人，在这样的楼里居住着，这就是命运女神暂且在我们这个喧嚣的世界上的意义吧。

我自己的诗歌启蒙首先来源于“朦胧诗歌”，这是一个基准线，20世纪的百年对于我们这几代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诗歌传承的没有文学史的时代，是诗歌最黯淡的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突然读到北岛的诗歌，读到他的《你好，百花山》、《回答》，读到他的《波动》，这是来自哪里的声音？80年代是中国的思想启蒙的年代，芒克的《旧梦》、严力的纽约诗歌读本、多多的那本已很难见到的小说集《搭车》和我一年前才刚刚从诗人手里领到的油印本《里程》，都成为我混杂的诗歌启蒙。

从早年那本菲野翻译的《跨世纪抒情》开始，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成为我的秘密的源泉，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俄罗斯女诗人的诗歌，到后来保罗·策兰的诗歌、翁加雷蒂等欧洲诗人的作品，终于给了我诗歌最浩渺的盾牌，而缪斯的火警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吗？还是像在“果戈理马车上”的特朗斯特罗姆那样，“让我们仰视他的脸”，让我们终于羞愧于并不止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穹顶和灵魂。同样重要的是，邓丽君的歌声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是激励我前行的灵魂副歌。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的歌声，我们是否还处于启蒙的蛮荒中。粤语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对我精神的影响，在我中年之后才开始被真正意识到。也是在我40岁以后，我才有机会聆听到琼英·卓玛、葛莎雀吉的道歌，或者至尊依哲仁波切的《无垢忏悔续》法音唱颂。如果没有这些，诗歌会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这样更为内在的秘密的“伏藏的方向”，诗歌是如此秘密，充满了前世的“雪”。多年前真正唤醒我的那首诗歌《德格》，如空行母的妙音穿越重重障碍，让我领悟诗歌内在更神秘的含义。“消息啊，人间的消息，传递着一个个人间亲切的名字/在空行与护法骤然隐遁的片刻——”这样的诗歌终于把我引向真正的诗歌，引向道歌。创巴仁波切的道歌、米拉日巴尊者的道歌、莲花生大师的道歌祈祷文，是的，多年来对我而言最秘密的诗歌般的“导引文”正是在这里开始的，至尊巴珠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祈祷文、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年龙上师父母祈祷文等道歌法脉传承，让我们彻察到诗歌的本源，诗歌被安放在祈祷的深处如泉涌般的本来之境。

这些年来，我也总是被这样的诗句所震撼，比如“不要说我是一块木头/为了给你取暖即使把我烧焦了也不喊疼”（严力诗）。或者，当心中突然涌现出比如度母祈祷文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诗歌，是诗歌的当下。

我发觉，我越来越依赖于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他的旧乡愁和流亡者的殇歌。我反复收集俄国作曲家施尼特克、古拜杜丽娜等作曲家在欧洲出版的各种唱片，那“流亡编年史”般的声音河流终成为我的一个组诗的名字。我最近迷醉于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那种“自新世界”的朝霞般的唤起，一次次更苏我的灵魂。正因为诗歌来源于此，“诗歌在哪里，国土就在哪里”。所以诗人们依旧在流亡，在流亡的当下中。

我对写作有着古怪的“终端依赖症”，比如现在我只习惯在一款叫Write Room的软件上，使用繁体字来写作。我还依赖于苹果电脑才可以进入诗歌的早已被荒芜了的田野，以及依赖于一款日本富士通公司生产的给程序员使用的HHKB PRO2“带错了整个夏天的国家的打字机行”的静电电容键盘。因为这是支付宝的时代，是使用黑莓全键盘手机BBM的时刻，是Patagonia客在樱桃最深的季节眺望故国的时刻。

我的第三本书《夜莺障碍——唱片客的秘密聆听年代》依旧是一本关于爱乐和诗歌的随笔集，在中国，诗人们似乎被迫转向随笔的创作，只有骑上随笔的“自行车”，我们或许才能通过出版的“关口”，而诗歌或者诗人，只能是那个伪装成“勃拉姆斯”或“邮递员”的家伙——这就是夜莺的重负。在这个代后记的最后，我还想说的是，除了诗歌、音乐之外，美剧《X档案》对我的世界观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或者这个“世界观美剧”名单还可以列出很多，比如《迷失》、《4400》、《危机边缘》等，这也是诗歌意义的“国土安全”，诗歌也算是另一种性质的“平行宇宙”，算另外性质的并非只来自爱乐防线的“领悟”。

感谢刘雪枫先生对此书出版的促成，也感谢他和欧阳江河先生多年来对我爱乐聆听的秘密启蒙和“激励”，我的音乐随笔写作深受他们的影响。感谢爱乐杂志社的耿捷女士多年来对我写作的促进。这也算是我的爱乐世界观吧。夜莺的障碍，也即是夜莺的重负，在这个需要承担使命的年代里，我们有来自唱片防线的“早晨与入口”（借用下我刚拿到的一本瑞典诗集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