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5月6日，勃拉姆斯的纪念像在雷塞尔公园（ResselPark）落成，这是对于勃拉姆斯75周年诞辰的一个隆重纪念，但更是一种带有惋惜意义或者补偿意义的死而复生，而了解其中的旧闻，更能解读出其中很多的忏悔与自责。

从1871年的38岁开始，直至1897年4月3日64岁辞世，勃拉姆斯在距离塑像不远的卡尔街（Karlsgasse）4号的公寓里居住了26年时间，他当初选择此地显然是因为距离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和歌剧院都近在咫尺。据载其卧室、放有施特莱歇（Streicher）钢琴的音乐室和书房的陈设都与音乐和艺术相关而朴素无华，音乐室内悬挂着拉斐尔《西斯廷的圣母》以及贝多芬的胸像（在海顿故居的勃拉姆斯纪念室内并未得见），但现在只能借助威廉·诺瓦克（Wilhelm Nowak）作于1904年以及卡尔·穆勒（Carl Muller）作于1906年的三幅水彩画予以粗略想象。爱屋及乌，毁屋及物，在人类历史上保留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故居和扩建一所大学到底孰重孰轻，似乎各说各道，莫衷一是，但在我看来，维也纳理工大学1907年对于那栋四层楼房的无情拆除显然暴殄天物不可饶恕，扩建的大学校舍是现代史上一堆罪不可赦的耻辱柱，而一年之后再建的这座勃拉姆斯坐像远远不能消弭始作俑者的罪愆。

雷塞尔公园很小，如同维也纳的贝多芬广场一样小巧玲珑。雷塞尔是19世纪一位主管林业的官员，因为勃拉姆斯塑像的缘故，他的名字现在常常被爱乐者提及，这显然属于近朱者赤，我猜想维也纳市政当局一直沿用当初的公园名称而并非因为勃拉姆斯的名气改称勃拉姆斯公园，很可能是对于历史的尊重之情。正如繁体汉字是历史积淀的艺术一样，简化字和前不久风传的更改书写笔顺的行为都是闹剧，新建的仿古建筑也永远是东施效颦，可笑的是我们总能发明出一些类似“保护性拆除”这样的奇词怪语。

我到过雷塞尔公园以及附近举办过布鲁克纳葬礼与马勒婚礼的卡尔教堂两次，但鉴于蹩脚的英语和方位判别的弱项，都没有找到拆除原址的校舍墙壁上那块1922年制作的写有“约翰·勃拉姆斯从1872年1月1日至1897年4月3日辞世的住所建于此地”的标牌，特意凭吊的心情便全部转化为对于坐像的敬重。

雕塑家鲁道夫·维埃尔（Rudolf Weyr）设计的坐像并非1908年安放的最初地点，因为维也纳修建地铁的原因挪移到现在的位置。即使在阳光普照的天气里，那些并不粗壮和高大的树木总是遮天蔽日，给勃拉姆斯人为投射了阴郁晦涩的光影，也许设计者全都基于印象或是传说，所以从来就没有一尊微笑的勃拉姆斯留存于世。而那位抚琴的女子似乎在模拟《德意志安魂曲》中灵魂的挽歌，延展着不尽的深沉与苦楚，但我注视她的时候，却萌生出一种生命意义上的终极平衡，也许雕塑家出于对终身未娶的作曲家的怜悯之情，而故意在神圣的庄严面前匍匐一位懂得音乐的琴女，如此一来，就像克拉拉·舒曼钢琴协奏曲的琴瑟和鸣，雷塞尔公园里的勃拉姆斯因这架石质的竖琴而不再孤寂。

站在勃拉姆斯坐像面前我没有鞠躬。注视之后，下一次我一定要找到校舍墙壁的那块石牌，因为它不像4月6日给勃拉姆斯送葬时路过的施瓦尔岑伯格（Schwarzenberger）小桥已经**然无存那样无足轻重，在对于勃拉姆斯的崇敬中，找到石牌其实并不重要，在情感上弥合一段历史才是本意，只有看到赎罪，历史才是心灵上的完整，而到底应该责难还是感激历史，后人的无能为力真的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