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大学的演讲

孟繁华

我讲座的题目是《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下文学》。大家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已经70年了，这个概念是1960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由周扬提出来的。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100多部作品。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100多部当代文学史不是太多，我们有14亿人口，而是说内容相同的文学史太多了。

虽然是1960年当代文学的概念才被提出，但是我们当代文学有一个漫长的前史，这个前史包括当代文学的元理论或者元话语。比如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1951年到1953年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包括其间刘绶松、张毕来、丁易等编的现代文学史，甚至也包括季莫菲耶夫的《文学理论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苏联文艺理论家著作对我们的深刻影响。这个“前史”不仅是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同时它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的依据和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传统的说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始，但是现在当代文学史一般都不这样处理。几部现在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的文学史，包括我和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一般都确定在1942年。这一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正式发表。《讲话》的发表，为40年代的中国文学指明了新的方向，奠定了新的理论，包括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的问题，甚至包括语言问题。大家都知道，《讲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我们现在每年的5月23日，各个大学中文系，包括我们的科研院所等，都要举办关于《讲话》的座谈会。我的看法是，我们去评价任何一部历史文献，评价任何一个作品，包括评价任何一个时段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总要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一部历史文献，评价一部作家作品，或者一个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大家知道，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国将不国，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希望我们的文艺能够帮助实现全民族的动员，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个想法有问题吗？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讲话》的发表，我觉得隐含了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些看法。五四新文学是科学与民主，是启蒙。但是启蒙仅仅在知识分子之间发生，老百姓不懂启蒙，知识分子之间的个人主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老百姓不懂。所以这个启蒙还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包括他们的话语方式、他们的情感方式，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所以，1942年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讲话》发表之后，整个延安地区的文艺创作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讲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号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走向民间。我和谢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有一本就是《1942：走向民间》。走向民间之后，作家、艺术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用阿瑞夫·德里克的说法，就是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译”。这个“转译”一个是从情感方式，作家和艺术家的情感方式，就是要和人民的情感发生联系；第二个是语言表达的方式，就是不要再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而是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创作出能够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两个“转译”推动了延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1949年7月，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这次文代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参加了。周扬代表大会做了一个报告，就是总结延安人民文学的经验。大会是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个方面作家队伍的会师。大会贯彻的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所以《讲话》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最经典最重要的思想。把它称作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好，文艺的主流思想也好，都可以。学界对延安文艺评价都很高，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有一篇叫作《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的文章，对新的农民形象有很高的评价。五四以来，中国的农民形象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是阿Q的形象、祥林嫂的形象，华老栓、老通宝这样的形象，这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形象，他们是肮脏的、病态的、愚蠢的形象。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延安文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他们是大春哥，是二黑哥，是当红军的哥，都是健康、生动、活泼、健朗的青年形象。延安文艺改变了传统的中国农民形象。

我们评价一个作品也好，评家一个作家也好，我们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在文学史上，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鲜的审美经验。那这些新的农民形象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新鲜的审美经验吗？他们不是沿着阿Q的路线来塑造农民形象。这个形象一直贯串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大家知道我们现在17年文学经典，八大经典叫“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八大经典里面，我现在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成就最大的是《创业史》。《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形象。这样的农民形象和大春哥不是一个谱系吗？《创业史》发表之后，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北大的严家炎老师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包括在《文学评论》发表的，他讲《创业史》最好的人物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面对着互助组、合作社，入社还是不入社，他矛盾、犹疑、彷徨。这是人的正常思维。

梁生宝不是这样，梁生宝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蛤蟆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者。他没有矛盾。但是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像梁三老汉这样去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这是符合人性的。但是后来也有学者认为梁三老汉这个形象的塑造应该比梁生宝更生动、更真实。后来茅盾先生也讲，中国农村两头小中间大。20世纪60年代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叫“中间人物”。“文革”期间被叫作“黑八论”之一。就是说在1960年时，文学站在了梁三老汉一边，但是社会历史站在了梁生宝一边。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从《讲话》一直到十七年文学期，与其说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人物，毋宁说我们是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就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起来到我们面前的，也就只有梁生宝的道路、萧长春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够救中国。

通过这样一些作品和人物来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这条道路我们坚持了很久。从这条道路我们一直走到八个样板戏，这条道路证明走不通了。也就是说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农民没有找到我们希望找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社会基础和前提。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79年到1980年，出版了两个重要的作品，一部作品是古华的《芙蓉镇》，一部作品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两部作品，我们看豆腐西施胡玉音，看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看工作队队长李国香，再看看老许茂和他的七个女儿们，她们的衣着、肤色、目光、吃的、穿的和阿Q、华老栓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那也就是说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70年代末，60年的时间，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中国乡村发生，这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社会基础和前提。文学艺术也一样。我们从1942年开始，从农村题材逐渐回到了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和乡土文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看过很多批评家、学者，对这两个概念都不去处理，乡土文学是对中国社会原生状态的一种真实的描摹；农村题材是试图在乡土中国建立起两个阶级的斗争。农村题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要把经济建设在社会生活结构里面的合法性地位确立下来以后，阶级斗争这口号不再提了，农村题材也自然终结。我们重新接续了现代文学乡土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像《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些作品，重新回到了传统，反映了中国乡村的真实状况。

1978年，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也就是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很多学者，包括批评家，把80年代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来研究。80年代也好，当代文学也好，都是被构建起来的。如像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老师，带着他的团队一直在做80年代研究，不仅把80年代作为对象，也把80年代做成一种方法。通过阅读很多原始材料，重新去解读80年代。大家有一个空前高涨的热情。前几天，在温州，他们请去了谢冕老师和黄子平、王晓明等80年代重要的批评家聊80年代。前些年也出版了各种各样80年代访谈、80年代对话，试图通过想象的方式来还原80年代。但是80年代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我们一再言说80年代的时候，事实上80年代已成为我们虚构的一部分。大家知道，叙事就是虚构，任何事情进入叙事之后，它都有虚构的成分。历史就像伊利亚特一样，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里面充满了历史；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汤因比说，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以大家老说历史要有真相，但历史没有真相。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历史是一个口袋，历史学家把材料装进去，这个口袋就站起来了，这就是历史。不同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不同、价值观不同，有些时候为了讲述历史的需要，他们可能恰恰要遮蔽真相。

我觉得现在讲述这个80年代，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钱理群先生前一段时间发表演讲，说不要神化80年代。我的看法也是这样，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我觉得作家、批评家和学者，讲80年代的时候，他们态度不一样。批评家们讲80年代的时候都是兴致盎然，每一个人都在建构80年代。作家讲80年代好像不是这么讲，比如我读过一个作品，叫《行走的年代》，是山西作家蒋韵写的，前几年得了郁达夫文学奖。作品的第一节叫陈香。陈香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学校已经决定让她留校。突然有一天，大学里面来了一个诗人，名字叫莽河。大家知道，那时诗人都是天使，诗人的声音都是天籁之音，礼堂里面爆满，陈香听说之后马上挤到礼堂里面，听诗人莽河讲诗歌，听着听着就爱上了他。爱也不要紧，他们发生了“一夜情”，“一夜情”也不要紧，陈香怀孕了，留校不可能了。但是班里面有一个老周大哥，他一直暗恋陈香，答应和陈香结婚，这样孩子就有合法性了。陈香不同意，说这不公平。周大哥说他愿意，两人结婚了，这孩子就会有合法性，可以出生了。陈香毕业的第二年，诗人又来了。陈香非常激动地挤到礼堂里面，她挤到前面之后，几乎昏厥过去。当时和她发生一夜情的那个诗人是假的，真正的诗人莽河现在才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80年代也有问题。作家通过这个故事、这个角度发现了问题。当然这不是故事的主体，这个故事很复杂，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是一个很少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浪漫气息的小说。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中国的小说、小说作家，包括我们很有成就的作家，都把现实主义作为主要存在方法，当然它有合理性。也就是说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我们国家民族的真实的状况。我们要奋发图强，要拯救危亡，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限制了我们文学艺术有更多道路选择的可能。所以浪漫主义在我们的文学创作里面是一个稀缺之物。大家都读过很多作品，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但是蒋韵是一个非常有浪漫气质的作家。最近她发表了一部长篇叫《安娜，你好》，写50年代一代人的长篇小说，20多万字，大家可以找来读一读。所以对80年代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建构也是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80年代对我们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只可想象难再经历的伟大的时代。我们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比如现代派文学，比如前面提到的朦胧诗、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一直到后现代主义小说。80年代的文学非常繁荣，那个时候条件并不好，没有资金支持，没有项目，但每一个从事文学的人都豪情万丈，对文学的这种态度、这种情感，今天想起来恍如隔世。现在我也在大学工作，大学教授大多是争个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建中心、建博士点，搞各种各样的名堂，文学变成了一个非常功利的事情。想起来一言难尽。我要说的是，80年代是一个对话的年代：同西方对话，同本土传统对话。

所以我说，十七年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时代，80年代是我们和内部和西方进行对话的一个时代。比如我们现在有些人还喜欢看刘索拉、刘西鸿、徐星等人的现代派小说，当然也包括残雪的作品。有的批评家认为在80年代中国只有一个作家，就是残雪，这当然非常极端化。因为现代派之后，我们很快感知到只是跟着西方后面走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文学资源和文化资源。

于是我们有了寻根文学。80年代就是我们二次沐浴欧风美雨的时代，我们有了先锋小说，同时也有了新写实小说。有西方的也有本土的。这个不同的对话、不同的碰撞，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创造性。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他们写得最好的作品大概都发生在80年代。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有些老师同不同意。80年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作家有非常充沛创造力的一个大时代。现在我仍然认为，作家有没有经过80年代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洗礼，这个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创造，用我的说法，文学革命已经终结，纸媒的文学创作想在形式上再花样翻新，再进行新的创造，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了。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没有这种创造或创新的可能，当然不是。其他的文学艺术门类，加入科技手段，这种创新完全可以。比如我们看过《阿凡达》之后，我们知道有3D，现在有4D，据研究，文艺还有多维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些科技手段进入我们艺术创造之后，它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以纸媒作为载体的文学，想在形式上再花样翻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年的先锋作家都退后五十里下寨，比如格非、余华这些先锋作家，他们都重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格非如果没有“江南三部曲”，没有《隐身衣》，没有《望春风》《月落荒寺》，他会是今天的格非吗？

如果余华没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还是今天的余华吗？他们一定要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不是过去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被丰富、不断被添加了更多元素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讲今天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气度啊。现实主义有巨大的包容性，把其他有效的创作方法都能够融汇到现实主义这个方法当中。余华也好、格非也好，如果他们没有经过现代派文学的训练，没有经过先锋小说的训练，他们能创作出今天这样的作品吗？所以80年代非常重要。今天我仍然认为经过现代派和先锋文学洗礼的作家，在今天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仍然有很多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这些作家可能会赢得一些荣誉，但是这些作品读起来，文学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所以80年代应该是我们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对话的时代，和我们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思想的，是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大发展。很多作家朋友，特别是经历过这个年代的，谈起80年代都充满了怀念。

那么我们谈17年、谈80年代，但谈90年代很少。去年在上海召开了一个90年代文学研讨会，突然发现研究90年代的批评家学者很少。

后来我们有学者研究，20世纪是一个短20世纪，到1990年20世纪已经终结。也就是90年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研究的关键词、批评的关键词，创作所面对的问题、方法和书写的主要对象，和新世纪没有区别。也就是说21世纪是从90年代开始的。90年代大家知道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把它概括为“建构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1993年发生两件大事，一个是陕军东征，一个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经过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消费主义、资本神话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里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日常生活具有宰制性的思想，很多学者感到忧虑。1993年，批评家王晓明和他的博士生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旷野上的废墟》，是关于人文精神的思考。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长达三四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重要的是把问题提出来，也就是商品经济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社会的道德水准，文明程度逐渐下跌，GDP在增加，但是社会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观等都出现问题。这个判断是不是有道理，我觉得1993年愈演愈烈，我们都处在一个非常迷茫的焦虑的不安的心理环境中。也是这个时候，陕西的五大作家，他们在这一年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这些作品就镶嵌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在北京、上海及全国其他各地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特别是贾平凹的《废都》，好像讨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现在我们讨论新世纪文学。我把这个时期称为建构中国文学经验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乡村发生了巨变。但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我们还有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中国的国家整体战略就是2020年要全面进入小康。对中国乡村变革和书写中国乡村建设的变化，大概有三种情感：一种是悲观的，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静观的。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孙惠芬的《上塘书》等，这些作家对乡村变革都有某种忧虑，觉得乡村文化已经接近崩溃，与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文明渐行渐远；表达乐观的，如周大新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比如关仁山的土地三部曲《麦河》《日头》《金谷银山》，无论是对鹦鹉村还是对白羊峪，通过变革之后，农民都会过上幸福生活；还有一种就是以静观的姿态面对乡土中国的这种变化，包括刘亮程的《虚土》、付秀莹的《陌上》、格非的《望春风》等。这三种立场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理解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到今天并没有终止。如果那些破败的乡村就这样了，大家可以悲观。但改革开放或乡村变革并没有终止，改革开放没有结束。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讲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事业。所以这些情感立场可能都可以分析。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作家对变革现实中国的基本关怀正在构建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不要轻易去否定当代文学。我一直强调，评价任何一个时段的文学，一定要看它的高端成绩。如果说你能够批评莫言，批评贾平凹、王安忆、余华、格非、刘恒、刘震云，能够批评这些作家，那是对当代文学的对话；如果你只看低端的作品，一个出租司机都可以否定，他只说喜欢和不喜欢就可以了。但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着眼于它的高端学术成就，着眼高端的文学作品，才是和我们当下中国文学的对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再展开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