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
一代大史学家的成就需要有诸多条件。时代环境方面的条件，决定出现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史学家，学者的研治方向也和时代风气有关。个人学养的累积，决定对所选择的方向达致的精深的程度暨总体学术成就的蕴涵。而家世和家学，则决定学者的个性风貌及学术品格。陈寅恪的学术品格最为世人所称道。实际上，他学术品格的形成，与义宁陈氏一族在晚清的特殊地位及其家学渊源，有直接的关系。
一 同光胜流与陈氏家族
如果就个人情感的好恶而言，我对清代二百六十几年的统治实在没有太多的好感。包括史家所艳称的“康乾盛世”，总觉得需要打折扣的地方很多。康熙算是有胆识有气魄的皇帝了，可是觉得他开阔得还不够，和西人的关系后来处理得比较僵。乾隆则过分聪明，聪明得让人感到他经常卖弄聪明；而且整治知识分子整治得太厉害，可他又以重视文化的传承著称。至于他们两位中间的雍正皇帝，干练固然干练，但悛刻寡恩，用智术玩大臣士子于股掌之中，根本不把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放在眼里。领袖人物太聪明，其实并不是臣民的福分。所以嘉、道以后走下坡路，早在那“盛世”就埋下了种子。特别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国家状况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家里天灾人祸不说，西方列强又打上门来。纵使玄烨、弘历临朝，恐怕也会因应失据。
不过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当时的状况虽然越来越坏，却出现了一大批个性色彩鲜明、敢于担当、学养深厚、可称作箭垛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尽管党有新旧、流分清浊、物论匪一，而且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最终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挽救清朝的颓运，但均为一时之选，同为当时胜流，作为历史人物各有其可圈点可记录之处，应无问题。陈寅恪的家族，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就是这一人物谱系中的佼佼者。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不能不翻阅清季胜流的人物档案。
清季胜流人物的第一把交椅，非曾国藩莫属。实际上，当时的人物谱系，都是以这位曾湘乡为网络中心的。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俞樾、王闿运、薛福成、吴汝纶、刘蓉，哪一个与湘军幕府分得开。朝廷因循腐败，无力阻遏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各地豪杰之士起而组织团练即地方军，参与平抑太平军的战斗，结果无意中开辟了招纳并造就人才的新途径[1]。值得注意的是，聚拢在曾国藩周围的并不是地方豪强，大部分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陈宝箴的崭露头角，也是由于和曾国藩的交往。
陈宝箴，一名观善，字右铭，清道光十一年（公历1831年），生于江西修水县之竹塅乡。咸丰元年（1851年）恩科乡试及第，成为举人。咸丰十年（1860年），入京会试，没有考中，留京师，有了结交各方面才俊方雅之士的机会，而尤与奉新易佩绅、武宁罗亨奎相契合，因而有“三君子”之目[2]。后来易、罗南下带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陈宝箴先回江西看望母亲，然后抵湖南，参与在凤龙山一带与石达开部的作战，守城累月，军粮将尽。这时右铭到澧洲、永顺为之筹饷。虽遇风雪，仍穿很单薄的衣服，永顺守张公修府见此情景，慌忙拿来狐皮大衣给宝箴披上，宝箴不受，说：“军士已经冻饿很久了，我怎能忍心自己取暖？”张公感动得涕泗横流，立即征召民众，拿出银米交付，使易、罗率领的“果健营”及时得到后勤保障，屡建战功，名声大振于东南之地。[3]
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863年（同治二年），三十二岁的陈宝箴拜访了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在陈宝箴心目中，曾国藩不啻命世伟人；而曾国藩一见宝箴，便叹为“海内奇士”[4]，当即尊为上宾。而在宝箴生日之时，国藩为之撰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5]极亲切有味。曾的幕僚则争相**引重，李鸿裔甚至提出由陈宝箴接替其幕僚主管的职务。但陈宝箴喜欢直接的军事运作，没有留在曾幕任职，而是到席宝田主持的江西军道参与谋划。
当时江西闹饥荒，灾民遍野，虽有赈灾之举，不过虚应故事。宝箴见此情景非常难过，于是写信给江西巡抚沈葆桢，将灾民困于死亡边缘的凄惨情况真实写出—
某自皖城归，过洋塘，道经彭泽、鄱阳县境，目击田庐榛莽，墟落萧条，雀无罗之可张，草掘根而亦尽。颓墙败屋之中，无非鸠形瘠骨垂死待尽之人，奄奄愁叹；又或病妇零丁，而数岁孤儿绕床哀号，嗷嗷索哺。流离家口，卖妇呼天；野田僵死，握草盈掬。睹之酸鼻，言之痛心。计至明年，耕获无期，则噍类尽矣！悠悠苍天，能不悲哉！呜呼！[6]
从中见出陈宝箴对社会民生的关切和对下层披灾民众的深切同情。他因此向巡抚沈公建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7]沈公感悟其道理明通，于是从府库中拿出钱米，大举进行赈灾活动，百姓因而得救。沈葆桢是福建人，比陈宝箴大十一岁，道光丁未（1847年）进士，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为人颇具性格，受林则徐的影响，为中国的自强奋斗了一生，也是晚清胜流中的重要人物。沈欣赏右铭的才干，遇到问题愿意与之商量，右铭也佩服沈的立身行事。而席宝田，纯是一个军事天才，看上去就有勇武之气，陈三立的印象是，席公“沉毅持重，不苟言笑”，“器干精实，目沉沉下视，猛鸷有威”。[8]席宝田在江西的军事行动，因为有陈宝箴的奇谋远虑，每每克敌制胜。
席、沈之间一度互不服气，矛盾闹得很大，至有往来公文信函被席宝田扔到地上的时候。陈宝箴为之调停，对席说道：“沈公是个贤者，主要是他不了解你。”于是前往见沈公，说明席的为人特点和军事上的优胜之处，认为两个人应该推心置腹地相处，否则席的军队败绩，危及大局，你沈文肃也无以立足。一言提醒了沈，写了一封披诚相见的信，慰勉席的劳绩，两人从此和好，彼此配合，共同成就功业[9]。而在此之前，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的嫌隙，也是因为陈宝箴的妙喻与沟通得以解决。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引朱克敬《瞑庵杂识》叙此事翔实而有意趣，兹转引以飨读者：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祯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祯惧救不时至，上书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祯卖己，绝不与通，葆祯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行遇风，柁者蒿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之喜怒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10]
黄秋岳说《瞑庵杂识》的作者朱克敏是个盲人，久居湘省，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非常稔熟，因而所记应该可信。这个充满意趣的故事，反映出陈宝箴的妙喻达变以及善于解决复杂人际关系的惊人能力。
晚清胜流中陈宝箴最服膺的人物是曾国藩，虽然终其一生受曾的赞赏却没有得到曾的保荐，但他对曾国藩有知己之感，敬仰信服至死不变，曾给予他的教益，变成了他深藏于自己心底的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右铭在席宝田的江西军道滞留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的幕府，直到曾改督直隶方离开。论辈分陈当然在曾之后，但陈的立身行事多有曾的影子。只是右铭除了担任湖南巡抚的短时期，一生大部分时间没有曾公那样的可供调动的资源，时势局限了右铭的用武天地，才能并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发挥。胡思敏《国闻备乘》“陈右铭服膺曾文正”条的记载，颇耐人寻味：
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转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平生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11]
曾国藩期待右铭“转移风气”，其所托之责任也大矣。而承担起此责的方法，则是“沉潜味道”“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就人才培植、风气转变而言，曾公之言不啻洞天雷音。但曾的话，只能是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所幸右铭正是文正所期待之人，这次面授之语，实际上成为陈宝箴一生的座右铭。后来陈宝箴居官之时，曾在自己的衙署贴一对联：“执法在持平，只权衡轻重低昂，无所谓用宽用猛；问心期自慊，不计较毁誉得失，乃能求公是公非。”[12]显然已经把文正公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嘱托，化作了为官律己的公开戒律。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逝世，陈宝箴在写给曾的幕僚程恒生的信里，深情致慨：“湘乡溘逝，海宇苍茫，有四顾萧然之感。嘉、道以来，疆臣饬吏整军，皆任法而不任人，以驯至大乱莫之救。湘乡起而持之，简擢贤俊，阔疏节目，天下之气为之一振。山摧梁萎，故辙易循，岂但生存华屋，洒邱山泪也！”[13]陈之于曾，真可以说是生而有夙缘。
此时之右铭，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他已有极佳的声闻，其人品、胆识、魄力、谋略、治才，不仅为曾国藩也为当时其他各路铭公钜卿所深赏。江西的军事行动获得胜利后，席宝田曾多次保荐右铭出任知府，右铭辞而未就。直到同治末年，陈宝箴才希望有一个正式官职，一方面想通过仕途做一番事业，一方面为了奉养老母，因此在江西的邻省湖南以知府的身份候补，时间在同治九年八月。嗣后由于平苗民之乱有功，一度被安排在平苗善后局任事。不久王文韶代理湖南巡抚，赏识右铭的才能，复擢为道员。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署理辰、永、沅、靖四县事。今天非常有名的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县，当年就在陈宝箴的治下。
光绪六年（1880年），改授河北道，治所在河南武陟。陈宝箴每到一地，每任一职，都有突出治绩。湘土民风刁悍，他恩威并施，惩办恶霸，打击豪族；对贫困的湘西苗民，则传授栽茶、种竹技术，学会如何以薯代粮，使百姓的生活得以维持。河北道治下的子民，性格质直、讲义气，但文教不够发达，他便创办学校，招募人才，推广教育。至于治河、兴修水利，更是他惠及一方人民的经常措施。河南、湖南等他所到之地，均深受其益。右铭母李太夫人也极力支持儿子为民造福，一次因治理佗江资金不足，右铭拿出自己的俸禄捐献给治河工程，得到母亲的体认，致使疏浚湘西佗江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14]
郭嵩焘在《陈右铭观察赠别诗序》中，对陈宝箴治河治水的专长与功绩曾大书特书，其中写道：
观察所治河，实当济派东流入河处。济水湍悍，既入而河势益横，遂为兖、冀诸州受河患之始。其北漳、卫二水皆大川，泛滥于渤海，岁潦则流溢，浩瀚弥迤；旱又无所资以宣泄。自魏时从荥阳下引河为鸿沟，通曹、卫，而渠引漳水溉邺以富河内，多在今观察所治地。水性迁移，而陵谷高下之势随以变，循故道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劝之方；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泄之术。望古以证今，因利而善道。观察往历辰、沅，通民情，兴水利，为有儒者之效。吾见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诸州以溉之天下无穷也。[15]
陈宝箴的既善治盗又善治水，为知者所叹服。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河北道治下是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道员的官职权力亦有限，对右铭的才干而言，自非用武之地。
两年以后，即光绪八年（1882年），右铭擢升为浙江按察使。不过仅几个月，就因坐“王树汶案”，蒙冤罢职而归。此后过起了长期赋闲的生活。所以郭嵩焘发为感慨地说：“亦有志节声名，人望所归，几显用矣，而邅回郁塞，若或沮之，施焉而未闳，耀焉而未光，若吾右铭廉访，天下想望其为人，而又重惜其遇也。”[16]为陈宝箴的不遇而深自惋惜，并分析所以然之故：“廉访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17]可谓一语道破了右铭的性格特点以及何以升迁缓慢的原因。
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理广东边防的彭刚直奏调陈宝箴去广东，右铭谢病未赴。次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调，适值中法战争，右铭于是前往，先总理营务处，后任职缉务总局。又次年（1887年），黄河决口，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让陈宝箴襄助堵合缺口的工作。不久，朝廷简派军机大臣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陈宝箴的才干得到李的赏识。但此次堵合之役，久拖不决，致使主事大吏，多名受到降调的处分，李鸿藻、倪文蔚也革职留任。右铭的专长洞见未被采纳，等于无功而返了。陈三立说：“府君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粲然。”[18]以散原的严谨和遣词法度，所述自然无半丝溢美之情渗透其间。
右铭先生此时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可称为晚清胜流的封疆大吏都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并给以推荐。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起为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奏请陈宝箴“可大用”。明年（1890年），授右铭湖北按察使，视事三天后改为布政使，一年后又回任按察使。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为韩日关系紧张，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兴兵防海，京师戒严，朝廷任命右铭为直隶布政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鉴于东北亚态势严峻，中日已处于战争边缘，他提出了“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兵事十六条》。看到皇帝“宵旰焦劳、颜悴甚”，建议光绪帝读《御纂周易》，可以“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19]。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宝箴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守天津，督师刘坤一赞其为历来“军兴粮台所仅见”[20]。
这时，右铭已准专折奏事。历经千难百曲、长期罢黜赋闲，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未来大史学家的祖父陈宝箴，终于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 陈氏父子和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
不过写到这里，我想补叙一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郭嵩焘的特殊知遇与特殊情谊。
郭嵩焘在晚清胜流中是极重要的人物，其角色、地位、遭遇、影响，不是同侪流辈所可比并。他字筠仙，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历1818年，小曾国藩八岁，小胡林翼、左宗棠七岁，比陈宝箴大十三岁。湖南湘阴人，二十岁举于乡，中式。三十岁会试京师，赐进士第，与李鸿章、沈葆桢同科。也是从曾湘乡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一生的最高官职，是1863年10月至1866年6月，当了两年又十个月的广东巡抚。他的最风光也是最遭人诟病的事情，是去英国出任第一任公使并撰写《使西纪程》。他和左宗棠同为湘阴人，又是儿女亲家，但彼此关系如同冰炭。他最佩服曾国藩，但曾公却认为他“过于任事”、“不可使权位兼隆”。惹是生非的王闿运得到他的眷顾最多，也给他增添许多麻烦。倒是李鸿章始终举荐他。虽有高才，却因为书生气和“性情笃挚”的特点，使他不适宜虚伪的官场生活。但他是晚清真正精通夷务并懂得如何处理与欧西诸国关系的第一人。只有陈宝箴深谙他的“孤忠闳识”及其思想与实践的重要价值。
陈寅恪晚年写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别引述乃父《先府君行状》里的话：“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21]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郭嵩焘的真正知音。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以后，每遇到矛盾纠葛，经常说，如果郭公在就好了。但这时郭公已经弃世四五年。郭嵩焘对右铭父子的人品才干真正是赏识有加。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郭嵩焘奉命离开驻英公使的职务回到故乡湖南长沙，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故，前后十二年多的时间，与右铭父子的交往极其频密，少有中断。陈宝箴、陈三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郭嵩焘日记》之中。
笔者粗略统计，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共十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郭的日记中提到陈宝箴、陈三立之处，有196次之多[22]。内容则有的为过谈，有的为书信往还，有的是诗酒之会，有的是记事造名。直到逝世的前五天，即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八日，郭嵩焘还在日记中写道：
陈右铭、陈伯严二信，本交易铁桥带鄂，铁桥竟已回家。自二月铁桥索信赴湖北，吾病不能书，磨受四月之久，彼日口授顺孙书之。铁桥又恝然归去，诚所谓不遇时者也。是日凉，吾以病躯，着重棉矣。[23]
对义宁父子充满了眷念之情，虽只是因为没有及时让右铭与伯严收到自己的信函，但焦急与怅惘流露于笔墨之间。右铭此时任湖北按察使的职务，起用不到一年，与郭公分别并不太久。郭的日记中，凡提到陈氏父子，经常赞誉有加。如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陈右铭谈近事甚悉，并及往年奉檄办理宁远案，途次拦舆呈具者相环也，因传谕：收呈太多，馀候抵公馆接收。于是环集大噪，舆后［数？］百人紧追。停舆谕之，则相顾而笑。行则追呼。怒执一人，传令缚杀之，则有父老数十人跪而乞恩。乃令亲兵十人，各杖之四十。于是皆股栗而退。至县城，观者数千人，无敢哗者。天下之乱，成于姑容。闻右铭此举，使入神往。[24]
同年四月十五日：
陈右铭过谈。适以赴乡受寒，症近寒厥。右铭为主理中汤，加桂枝、苏梗。谈次，稍觉阳气上升。[25]
同年五月初二日：
陈右铭过谈，极论疏陈俄事六条，举重若轻，其理确不可易。[26]
同年六月初一日：
陈右铭过谈，论及湖南吏治，以候补府李芗垣有棻为最，兼提调厘金、发审两局事，所见甚卓，不仅为良吏而已。[27]
同年六月十九日：
陈右铭、周兰生枉过。右铭语及近今盗贼之烦，刑罚之失，无能窥其大体，而各挟其趋避之私，规己自大之见，而一行之以悻忌，皆导乱之征也。至今不知悔祸，酿乱将不可支。吾谓万事原本皆在吏治。[28]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
右铭追述初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于时意气方盛。其言多可听者。[29]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右铭述及潘琴轩就商摺稿，乃条陈京师海防事宜，曹咏生为之道意。其请京师添兵万人，并以辽河为第一重海防，于事绝远，于职事又并非所宜言。所见如此，何足与深言。初以右铭为从所约，自附不入幕之宾，未敢一语询及，至是具道其旨。益服所见之胜人也。[30]
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陈右铭、李冶凡枉视，因留陈右铭，所莅办事情形，多可听者。[31]
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日记，提及陈三立：
批注阎季蓉、朱次江文十余篇，颇持直论，自度非宜。季蓉云即回石门，顷询知尚留省城。其志趣甚高远，文笔亦俊，与陈伯严、朱次江皆年少能文，并为后来之秀。而根底之深厚，终以陈伯严为最。[32]
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记，称赞陈三立的学问：
接陈伯严寄示所著《杂记》及《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并所刻《老子注》、《龙壁山房文集》五种……伯严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33]
郭嵩焘与义宁父子可以说是互为知音了。只是郭公日记中叙及的陈三立的各种著作，特别是《杂记》《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三种，那是散原中年以前的文字，其重要性可以想见，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
郭公与右铭、伯严父子往来诗歌赠答唱和也很多。光绪六年正月十八日，是右铭的五十岁生日，郭公的友好黄子寿等，于正月二十一日邀集长沙的同人在絜园举行诗会，为其祝寿。与会者均有诗，黄子寿的诗是七律：“大夫伟略足经邦，眉寿人人祝骏庞。小队初回麓山寺，幽怀同醉契圆缸。西边铜柱铭新勒，东序金钟响待撞。见说工师求斧凿，未容笑闹倚南窗。”[34]七月十五日，右铭将赴河北道的新职，郭公邀右铭及张东墅、吴云谷、邹少松四观察，还有友人黄子寿、张力臣等小酌，为其饯行，黄子寿席间朗诵同饮絜园的祝寿诗，右铭也有答诗。郭嵩焘日记记载：“是日右铭避游麓山，至晚方赴席，诗笔亦极工雅。”[35]“避游”是为了躲开无谓的应酬，此可见右铭的一贯性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郭公直接称赞陈宝箴的诗笔“极工雅”。
光绪十年正月初十，郭公日记又写道：“接陈右铭、朱香荪信，右铭见示《喜雪》诗，香荪见示杂感诗，均各和韵为报。”[36]可惜右铭的《喜雪》原诗我们无法读到了，郭嵩焘的和诗载其诗文集中，题为《喜雪和陈右铭》，为方便查找，抄录如下：
夜窗作寒响，穿瓮发晨光。
起见溟蒙中，夭矫万龙翔。
野性喜放浪，对景恣欢狂。
举头望沧海，转顾成凄凉。
冬阳骄玄冥，天行亦改常。
水边芦苇丛，残根抱枯螀。
鹙鸧啄虾腹，宿草犹争芳。
遗孕于其中，或恐成蝻蝗。
小儒利喉舌，谬意稽灾祥。
凋残念民瘼，举目成羸□。
日落黄赤气，吐焰霾重阊。
彗星复西见，屋角腾精铓。
颉颃作气势，言官口飞霜。
堂廉孰云尊，击射满鸳凰。
杯水覆堂坳，驾海有浮糠。
逼仄乾坤内，千官集微茫。
昊苍鼓狂雪，飞洒填池隍。
康衢戛寒玉，石滑虞颠僵。
扪天力排斡，万怪森我肠。
禹汤去已远，举步皆榛荒。
旦暮春水生，欲济川无梁。
公诗屑琼瑶，洗耳听鸣筤。[37]
郭的和诗竟是长达四十四句的五古，那么陈宝箴的《喜雪》原诗，可以想见，肯定也是五言古诗，而且至少也应在四十句以上，甚至更长。内容则相应地可以推知，大约涉及右铭在河南武陟任所的居住环境，以及由自然之景观想到人生际遇，并牵及对官场、吏治、社会腐相的批评态度。郭诗结句“公诗屑琼瑶”，典出白居易《西楼喜雪命宴》“四郊铺缟素，万室甃琼瑶”句[38]，用以称赞陈宝箴的《喜雪》诗，如同纷落的美玉一样美好。
郭嵩焘与陈宝箴的赠答唱和之作，今存《郭嵩焘诗文集》中，除《喜雪和陈右铭》，另还有四首，分别是《喜陈右铭来湘瞑庵有诗次韵》《次韵酬陈右铭》《再次前韵酬陈右铭见赠》《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39]此外还有《陈右铭于长安市中得高碧湄为李眉生书册属题》《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易铁樵为陈右铭廉访作丛竹扇面属题句》三题[40]，也都直接与右铭有关。这些诗作反映出郭、陈交谊之深。诗题中的瞑庵，就是黄秋岳所引《瞑庵杂识》的作者朱克敬，与郭嵩焘、陈宝箴往来唱和甚多，《杂识》所记右铭与曾国藩事，自是可靠。右铭与郭嵩焘往来最多时间，是光绪九年（1883年）右铭离去浙江按察使的职务之后，所以郭嵩焘诗中每对右铭仕途的挫折和不得重用而作不平之鸣。《喜陈右铭来湘》：“坐深茵几尽回温，一室盘旋为道存。急微皋比明圣学，同归田里是天恩。寒窗风雨围炉乐，深巷蓬蒿闭户尊。好事朱云真健者，抗心孤诣莫轻论。”[41]明显是写陈宝箴出任浙江按察使不久，因“王树汶案”蒙冤而抗疏自辩、愤而离官回长沙家中之事。郭公赞扬右铭的抗争，是如同汉代的“朱云折槛”一样，这在今天莫可轻看。当然“同归田里是天恩”句，既指右铭，同时也是自指，含反讽之意。因为郭公后半生仕途也大不得意，很早就回籍终养了。
《次韵酬陈右铭》尾句：“黄粱梦醒酒初热，毁誉纷纷何足论。”[42]更是对右铭的慰勉。而《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寄意尤殷切深挚明显：
宣圣犹云吾道非，琦怀孤赏似公稀。
平时言论忧郁惯，少日心情老大违。
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
从知此意陶潜识，一笑相逢各拂衣。[43]
诗中郭公赞扬陈宝箴为世间少有的“琦怀孤赏”，试想这是深在切中的评价，由不得令人想起右铭对郭嵩焘的“孤忠闳识”的四字考语。“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是说国家面临列强觊觎的危机，但长期形成的官场陋习，最优秀的人物还是不能得到重用，致使右铭也包括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陶渊明，拂衣而去，一笑了之吧。
郭嵩焘对陈三立的夸赞赏识已如前引。诗歌唱和方面，《郭嵩焘诗文集》中今存有三题与陈三立直接有关，分别为《鹤村又见示和陈伯严诗再次一首》《熊鹤村偕陈伯严曾重伯诸君为重九之会，各枉新诗，再叠前韵》《陈伯严涂次蘅邀陪碧浪湖修契分韵得“条”字》。[44]最后一题所涉碧浪湖修契集会事，郭日记里有记载。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日记：“陈伯严、涂次蘅为碧湖修契之会，会者三十余人。所识王雁峰、王壬秋、龚云浦、陈程初二三老宿外，胡子威、易瓒舟、熊叔雅、陈玉山、王吉来、罗顺循、曾履初、曾慕陶数人与相识，余皆不能举其名。分韵赋诗，予分得条字韵。”[45]显然这是效法王羲之兰亭之会的一次规模很大的风雅文化活动，陈三立是主要发起者，郭嵩焘得到邀请，并热心参加。此外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六的一次诗会，请客单上有王壬秋题写的七律，熊鹤村和陈三立互相叠韵，俞确士紧随其后。正月二十六日熊鹤村拿诗册给郭嵩焘看，郭嵩焘也叠韵书七律一首：“良辰盛会不同欢，最怕吟诗胜怕官。老去胸无半点墨，诗成人尽九还丹。群喧时亦怜孤寂，四美中还见二难。笑我寻春牛背稳，只驼蓑笠不驼鞍。”第五句下有注：“伯严诗有‘和成却忆玉池叟’之句。”第六句后更注明：“鹤老与王壬秋、陈伯严、俞确士四人相与叠韵，而伯严与鹤老并叠至二十首。”[46]因此郭嵩焘称陈三立和熊鹤村为“四美”中的“二难”。此可见陈三立诗思的旺盛与快捷。第二句“最怕吟诗胜怕官”的注，尤令人忍俊不禁，写的是：“生平有二怕：一怕做官，一怕作诗。”此注不用说后来的我们，即陈宝箴当时看到，也会与己心有戚戚然罢。那么在场的陈三立，诗虽然作到二十首，内心感受恐亦无二致。
郭嵩焘逝世前患病期间，陈宝箴以家传之医学多次为之诊脉看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二十日的郭日记写道：“陈右铭闻予病，枉蒙就视。所有脉息，言人人殊，而右铭为最近理。所拟一方，丁次谷亦力主之，然大抵皆凉品也。”[47]隔日晚上，右铭又来看视郭公，且带来李姓亲戚（名李冶凡者）共同为之诊脉。此后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接连四天，陈宝箴都前往探视郭嵩焘的病况。未能前来探视的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三十日，两人都有书信往来。[48]而三月三十日这天，郭致陈一信、陈致郭一信、陈复往郭宅看望[49]。一天而三致意焉。这种友谊和友谊的这种亲密程度，求诸载记，也不多见。
另外，陈宝箴的父亲陈琢如的墓碑铭是郭嵩焘所写[50]。而《陈母李太夫人墓志铭》[51]，也出自郭公的手笔。光绪六年正月十一日郭嵩焘日记曾详细记载此事经过，其中写道：“陈右铭属撰其母李太夫人墓铭。载权辰沅道时，疏凿沱江，而镇筸河实所谓乌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合流，东经镇筸城北，名西门江，折而北流，经由泸溪县入远水，似未宜专属之沱江。右铭于此功为大，于志叙中加详。”[52]不过撰写的时间用的可不算短，直到光绪十年，过了四年以后，才竣稿寄给陈宝箴。[53]这是因为晚年的郭嵩焘，事繁而身体又不甚好所致。
陈宝箴官迁河北道，郭嵩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以彰显其嘉德懿行。全文不长，兹抄录如下：
闻之《记》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夫此三者各有执以成名，而谓之达德。何哉？德者，载道以行者也。其必皆有足于己，而后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执一端以为应事之准，诚若异于流俗，而其轻重缓急得失之间，有过不及之差，则亦无由推而放之，以应乎时措之宜。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学素修而行素豫故也。
吾始闻陈君右铭之贤，就而与之言，则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渊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从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气而不嗫也。
光绪庚辰之春，诏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应。于是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堤数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习湖南久，其行也，心若有不自释。湖南之人亦茫然于君之将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独湖南之人为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观于今之人，知者几何？仁且勇者几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至者鲜。能至而未备，要之于道，必未有闻焉耳。学之不修，德之不足达于天下，民将安赖？而君之去人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彷徨太息于君之行也。然天子方知君，且知君之德于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厄。湖南之人将终受庇焉。于其行，为之序以期之。[54]
此序极赞陈宝箴具有集知仁勇为一体的“天下之达德”，而且这种德范是平素为学积累而成，是如同震雷一样的久酿而当发而发。因右铭此次获任北上，特别为湘省人士所惋惜，故郭公对右铭与湖南的关系作了较多阐述，相信已为天子所知的陈宝箴“堪大臣之任”，湖南人终将受其庇荫，“以拯斯民之厄”。
除了这篇《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之外，郭嵩焘还写了《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五言古风三首，其第一首有句：“朝野艰虞际，真嗟学术疏。深望才数出，事急愿非虚。磊落廷臣荐，飞腾使者车。”第三首写道：“君才勘国计，我老谢朝簪。敛迹悠悠世，伤时寸寸心。云山梁苑古，风雨楚江深。更有依迟意，高原鹤在阴。”[55]可看出情意深切，而非泛泛之作。第三首末句并且有注：“兼谓公子伯严。”说明对陈三立的才识，郭嵩焘也很早就欣赏且视之为忘年之友了。不仅如此，当陈宝箴就任湖北按察使时，郭嵩焘还写过另外一篇《送陈右铭廉访序》，历数陈宝箴的经历和业绩，为国家惜才，期以大用。郭公说，像陈宝箴这样的“志节声名，人望所归”的高才志士，其用与不用、遇与不遇，足以牵动天下之人。“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是郭公对右铭的十二字评。篇末则云：“今天子亲政，稍用疆臣之言，征求有名绩者，将加以简畀，而廉访首鹰是选，庶冀朝廷遂及时用之，俾其蕴蓄得一发摅，必有以济时之艰危而使生人受其福。夫豪杰伟人，乘国家危惫之日，以功业著，此必待其功之成而始见也。”[56]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心胸和彼此之间的互相期许的情谊，求诸晚清胜流，应属有见而不多之例。“天子亲政”指光绪十四年，为光绪帝亲政之年。次年王文韶复官湖南巡抚，保荐陈宝箴，得以补授湖北按察使，故郭嵩焘以廉访称右铭从而送之。
陈寅恪非常重视乃祖乃父与郭嵩焘的知遇和交谊，他在1945年写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郑重提起这段往事，写道：“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第。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57]这是说，陈宝箴和陈三立的变法思想和郭嵩焘同属一脉，其渊源为曾国藩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而与康有为的激进变革判然有别。因此在寅恪先生的记忆中，郭嵩焘实是自己先人与之交谊的极重要的人物，如前所引，其晚年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对此事续有辨析，限于题旨此不赘。
三 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
陈宝箴以举人而非进士出身，且并非高门，能够跻身于晚清胜流之列，在仕途上最终取得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个人的流品与才干。而流品与才干得之于学养和素修，同时也得之于义宁陈氏的家学传统。
陈宝箴的先世为福建人，曾祖鲲池始迁入江西义宁州。父亲陈琢如，六七岁时已能知晓儒学基本经典的大旨，端庄寡言，有成人之风。长大之后，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一见而如有夙契，感慨说道：“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聩之功。”[58]从此知行尽去功名利达之见，决心与古贤为伍，“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不走为官为宦的道路，只以孝友尊亲、德化乡里为事。可见王学对陈寅恪的曾祖父的影响有多大。陈琢如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因此遍读医书，究心医术，成为远近知名的能医之人。尝说：“无功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59]
在琢如公的影响下，陈宝箴、陈三立后来也都通中医之学。前面笔者已略及陈宝箴给郭嵩焘瞧病诊脉的事例，郭嵩焘甚至认为右铭的脉理比其他专业医生还要高明。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中医学传统，仍非常重视。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就是“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遍举曾祖陈琢如、祖父陈宝箴精通医术的证据，而有“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结论[60]。因此探究义宁之学的渊源与传统，一是要注意其导源于王学的尽去功名利达之见的学术精神，二是不能忽略陈氏一族所擅长的中医之学。中医的目的是疗救民间的病痛，在传统社会属于下行之学，与王学有精神脉理上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曾国藩说的“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谕导，何以对右铭能够终生发用。
义宁之学的另一传统是重才兴教，即尽可能利用一切机缘兴办教育、造就人才。陈琢如为了见识“天下奇士”，走遍淮、徐、齐、豫等地，最后还去了京师，结果非常失望。他慨叹说：“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独义宁也与哉。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61]当时曾、左、胡诸胜流尚未命世，仕宦猥委，人才凋落，陈公之叹，实发时代之音。只可惜琢如先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亲子宝箴就是未来的“天下奇士”。当然他自己也够得上“奇士”之目，因为只有“奇士”才具有辨识世而无士、有士而不奇的“奇士”的眼光。他的经世之志与经世之学，促使他率先办起了地方教育，创办“义宁书院”，授子弟以实学，以期明体达用。
说来绝非巧合，陈宝箴对兴教办学的重视，也是毕生一以贯之。同治三年（1864年）右铭三十三岁，所作《上沈中丞书》，有一节专论“明学术”和“育人才”的问题。他说：“某历观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兴学校为己任。”针对长期以来八股取士的“科制之弊”，陈宝箴提出：“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裁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而书院之兴，首在慎择合格的山长。右铭认为，书院山长应该敦聘“乡先达之品学德望可为多士楷模者”，可以成为“士子趋向之的”。如果反是，尽以科目、官爵为重，而不管是不是能“造士”，就和官场习惯没有区别了。[62]沈中丞即沈葆桢，当时的江西巡抚。
后来右铭进入仕途，任河北道，很快就创办了“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或治经书院），聘通儒担任教职，使河北道治下的社会文教风气为之一变。他更加系统地完善了自己的“造士”学说，所撰写的《致用精舍记》写道：“世之治乱视人才，人才之盛衰，存乎造士。”至于如何造士？他说无非“上之人有以教，下之人有以学”。学之原始，在于致知，致知在致用。故“学之为用，实为世运人才升降之原”。圣人“修六经”，可“为万世师”。“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圣人复兴”，无逾此途。亦即“渊乎其识，足以烛理，沛乎其气，足以干事”。但也不是“汲汲于求用”，只是致用的工具知识和条件准备，“不可一日不讲”。[63]《致用精舍学规》之初拟或另有其人[64]，但最后必经右铭删订改润定稿，应无疑问。故《学规》明确提出“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的主张，认为即使号称学问兴盛的乾嘉之际，“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缈焉寡闻”。而在谈到“晚近之人才”的时候，至有“词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65]的说法。此可见右铭是完全承继了乃父陈琢如的学问精神，对已流为士风习气的学弊的批评异常严厉，毋宁说这也是他汲汲于兴学易俗的动力源泉。
陈宝箴的人不可及的长项，一是揖盗、二是治河、三是办学。他每设计一所学校，都是唾手可成。抚湘时设立著名的时务学堂，并非偶然。陈三立当时人在湖南，直接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办，同时关切江西书院的情况。河北“致用精舍”的创办，陈三立肯定也身与其事。陈宝箴办学，始终不忘添置图籍，这让我想起1925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头一个条件就是要研究院购买充足的图书。义宁一族之办学兴教的传统，真可谓渊源有自了。
这里需要辨明，义宁之学的思想旨归系来自王学，这有陈琢如对王学的共鸣心折可证。王学之于义宁，可以说是家传夙契之学，不只陈琢如一代，其于宝箴，其于三立，王学的影响，均昭然可睹。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会试京师，陈宝箴与易佩绅、罗亨奎交游之时，右铭就在《答易笏山书》里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态度。他说：
窃谓朱子教人为学，次第节目，至精至详，何有支离之病？但宗朱子者，务以攻陆、王为事，往往矫枉过甚，反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故末流之失，稍涉支离者，亦有之矣。即阳明之学，亦何尝以空寂为宗？以其攻朱学末流之失，语意不免偏重。而为阳明之学者，又不深究其本末，而徒以附会宗旨为事，且并阳明之意而失之，何有于朱子也？[68]
朱子之学是否“支离”和阳明之学是否“空寂”，历来是学者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因由，并不只是缘于朱子和阳明的学问本体，有时还有时代环境和思想潮流影响其间。有清一代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子的地位如日中天，阳明学不时成为攻讦的对象。故陈宝箴虽将朱子和阳明并列，辨其“支离”不是朱子学问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朱子者”不遗余力地攻阳明，“矫枉过甚”，以致“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结果自身陷入了“支离”。同样，阳明学并非“空寂”，而是由于学阳明学的人“攻朱学末流之失”，致使阳明的本意一并“失之”。叙论的态度似乎不偏不倚，但置诸清代的扬朱抑王的背景，可以肯定，陈宝箴在此信中主要是替王阳明说话，应无问题。
陈宝箴在信中并进而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施辩，认为阳明之为教，意在避免“学者支离琐碎，反蹈务外遗内、舍本求末之病”，而“非教人耽空守寂，如佛氏之为也”。此又将阳明学与佛氏混同的俗见予以澄清。接着又阐明，朱子的“穷理”和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成正修齐之实功”，阳明所论说的“宗旨”，完全是为了“务正”。如果发生“偏重”，那是理解者的问题，而不是王阳明本身的问题。毋庸说，其为阳明学的辩护是准确而有力量的。通过这篇早期的《答易笏山书》，我们大体能够看出，陈宝箴的学术主张明显倾向于王学。当然还不止于此，下面再看另外的例证。
陈宝箴创办河北致用精舍留下的文献，除《精舍记》《学规》，还有一篇《说学》，纯是右铭手写而成。文前小序说得明白：“二月己巳，诣致用精舍，少坐诸生斋中，与为讲论，归而拉杂书之。”[69]由于有“二月己巳”字样，我们知道右铭此篇著作之撰写，应在光绪八年二月十三，即公历1882年3月31日。此篇《说学》，是陈宝箴一生的重要著作之一，阐述“造士”思想最为系统详尽。
右铭猛烈批评“末俗”的学风和后来书院之敝：“不求其本而骛其末，只习八股、试律、小楷，以为取爵禄之具。”结果流于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甚至无所不至。而“所读圣经贤传，不过聊供举业词藻之资”而已。志行、操守、才具之士，当然是有的，但都是由于“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使得有别于“庸众”，因为阅历和经验也是学问。然而毕竟没有经过“学问思辨之功、践履之实”，致使根底未厚，“辩晰未精，持守未定，其所成就，终属有限”，无法“与古昔名贤并驾”。即使“天生美质”，也未免“为俗学所困”，“不克大成”。所以“末俗之士，大抵失学者多”。右铭面对河北精舍的学子，提出国家需要造就什么样的士的问题：“当以君子自待乎，抑人小乎？当以忠臣孝子自待乎，抑罪臣悖子乎？当碌碌以苟富贵乎，抑兢兢以励名节乎？当稍求自别于庸众乎，抑蕲至于古之名儒名臣以无忝所生乎？”他说，只有“如此细细推勘、刻刻提撕”，才能“志气奋发，一切流俗龌龊富贵利达之见，自然渐渐消沮”。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乃父陈琢如的影子。
怎样改变这种“末俗”学风而“不为俗学所误”呢？陈宝箴提出了自己积半生经验的痛切疗方：“吃紧在一‘耻’字”，“耻则奋，奋则忧，有终身之忧，即有终身之耻”，“凡人稍异流俗，遽自骄矜，皆可谓之无耻”。故曰：“知耻近乎勇。”陈宝箴说：“好学力行，皆赖此始，为入德之门。先辈有言：‘不让今人，便是无量；甘让古人，便是无志。’量之不宏，志之不卓也，舍耻其奚以乎？堂堂七尺之躯，其孰甘自居无耻矣！古今来，往往有才气卓荦之人，少年失学，或不免跌宕自喜、**不羁，一旦获亲有道，幡然悔悟，折节向学，卒能卓然自立，超出铮铮佼佼之上。盖由秉气充强，故愧悔之萌，若不可复立人世，其为耻者大，故其致力者猛也。”相信河北精舍的学子们，听了当地最受尊崇的大吏这番掷地有声、慷慨有味的激励勖勉之言，一定内心怦怦然，慷慨奋发之情油然而生罢。
更重要的是，陈宝箴接下去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看法，就像陈琢如读阳明书而感到振聋发聩一样，陈宝箴论王阳明学说，也足以让人振聋发聩。且看陈宝箴是如何讲的—
任生廷瑚言：“曾读《理学宗传》、《阳明全集》诸书。”两生受业王先生少白之门，故读书知所向往。虽儒者于陆、王不无异议，然论今日救时之敝，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之时，苟有绝利一源，真能为佛老之学者，犹当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士生正学大明之后，但期读书明理、身体力行，至于毫厘之差，久之自能辨白，而知所归往。[70]
显然是一位叫任廷瑚的学子，说他读了王阳明的书，陈宝箴当即给予肯定。他当然知道时儒对陆、王之学不无异议，但他说，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的末俗学风充溢之时，为“救时之敝”，对佛老之学尚且应该“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接着，他对阳明之学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及朱、陆异同问题，从学理上作了阐述。他说—
究而论之，阳明之学，亦尝从朱子格物入手，故谓：“朱子于我，亦有罔极之恩。”其用心之勤苦深至，殊绝于人，如初昏之夕就铁树宫道士讲论达旦，及格庭前竹子七日致疾之类，皆朱子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用力之久，散漫支离，而此民卒无自得之趣。迨谪龙场驿，万山寥寂之中，屏去简编，块然独坐，默证所学，清光大来，遂如子贡然，疑于多学，而识之间倏，闻一贯之旨。此正朱子所云：“真积力久，豁然贯通之一旦尔。”而阳明固尝出入佛老，念前此以即物穷理而致疾，今以体认本心而贯通，得鱼忘筌，遂又揭孟子良知之言，以为宗旨，遽与程、朱格致之训分道殊趋。[71]
至于阳明后学之流于“猖狂自恣”，陈宝箴认为，阳明为学之宗旨虽有启端肇始之责，但终归是“不善学阳明之过”。而“阳明之故背朱子，亦因朱子论‘即物穷理’，有‘人物之所以成，草木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等语”，无异“泥于句下”，所以阳明“别立宗义，以告来学，以为可免支离之病”。我们不能不佩服陈宝箴对王学的宗旨意趣阐发得何等透彻，即置诸宋明专学领域，亦难以多赞语词。
通篇《说学》，强调的是为学的“明体达用”，即使是读《四书》《六经》，最重要的是“精义入神”，而非“字栉句比，考其所不必考，知其所不必知，矜奇炫博以为名，愚耳疲目以为惠”，使圣学落入无用之地。这就是陈宝箴的为学思想和“造士”主张，承继的纯是陈琢如所开启的义宁家学的传统，因而对阳明学大力肯定，也可以说兹篇《说学》不啻为阳明学的辩护书。阳明学还需要辩护吗？不妨看看陈三立因阳明学而发生的一段故事，就思过半了。
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72]这一提示至为重要，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打开义宁之学秘奥的一把钥匙。“学宗张朱”，即张横渠和朱元晦之学。叙论学术思想，习惯上总是程朱并提，很少有把张载和朱熹放在一起的。散原之《行状》写于陈宝箴冤死后不久，当时朝野噤声，散原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有清一代，极崇程朱，可是散原又不愿意把乃父为学之宗主，直接与程朱联系起来，遂以“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来加以概括，让人感到陈宝箴的学问路向，“治姚江”（王学）而不失其正。试想，哪有一个有学养的后人，在叙述自己尊人的为学渊源时，会说他父亲在学问上既宗张，又宗朱，又兼治永嘉叶，又兼治姚江王，玩笑也不是这样的开法。以散原之严谨，当然不会如此不伦。明显是出于顾忌，而弱化了右铭为学的真正宗主。右铭为学的宗主，和乃父陈琢如一样，自是意近王学。其实郭嵩焘给陈琢如写墓碑铭，叙及右铭先生之尊人陈琢如特别服膺姚江，还不是陈宝箴提供的材料？提供这种材料，当然反映他本人的学术主张，这也就无怪乎河北任上写《说学》为阳明辩护了。
我在这里想揭出另一个有趣的谜底，即陈三立在学术思想上是否也有一定的旨归？换句话说，他是不是也秉承家风倾向于王学？万没有想到，这个谜底是散原自己为我们揭开的，他在《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中写道：
光绪初，公方壮年，过谒先公长沙。得间，三立偕公寻衡岳，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镫就饮，倚几纵论，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夜半闻公展转太息声，乃披衣就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滤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公虽少戆，染迫切厚我之肫诚逸事类此者，有不能忘。其后获师龙川李先生，遂不复坚持夙昔所见矣。[73]
这应该是铁证了。散原自己说他在学术问题上“意向阳明王氏”，而且“微不满朱子”，惹得笃守程朱之学的毛庆蕃强卧而不能入睡。但散原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毛庆蕃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为学意向，转而也重视王学。毛氏字君实，是散原的江西同乡，又是“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终始数十年如一日”[74]的好友，对散原的学术宗主，虽然毛庆蕃今天无法来做证人，但散原这篇纪念毛公的墓志铭，却可以证实陈三立学术思想的真实取向。郭嵩焘日记中，载有陈宝箴向郭公介绍毛庆藩的身世：“三世任四川知县，皆祀名宦。曾祖觉斋先生，习程朱性理之学。”[75]则又知程朱是毛氏的家学，无怪对陈三立的不满程朱、意向王学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散原与乃父乃祖父一样，也倾向于王学。
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陈宝箴为王学辩护的事出有因而又难能可贵。因为王学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里面，不仅有独立性的内涵，而且有反叛性的品格。这一点，陈三立当年向怒不与语的毛公所作解释（“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可得到反证。其实，陈琢如、陈宝箴、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特点，所以具有独立不依和截断众流的精神意向，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陈宝箴、陈三立一生的思想行动，是否有过“叛道”或“叛道”的嫌疑，不妨以陈宝箴和陈三立的阅历陶镕和对志行名节的守持来检验一番。
四 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
陈宝箴在《说学》中说：“其有志行可称有守、才具可称有为者，皆其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是以能稍异于庸众。”此实为右铭所自道也。义宁之学的要义，即在于此点。陈宝箴一生立身行事，一是顾全大局，一是保全自身的人格尊严，始终以气节志行相砥砺。
光绪九年（1883年），正在浙江按察使任上的陈宝箴，因王树汶一案的反复曲折而降调去职。王案发生在光绪五年，河南镇平县胡姓胥吏率众抢劫，案发后以家僮王树汶顶罪。王临刑时喊冤，朝廷于是命河南巡抚李鹤年重审此案，东河总督梅启照会同审理。当时任河北道的陈宝箴参加了复审。中间涉及河南官场弊端，此案后由刑部直接审理，王树汶无罪释放，前此参与审理的官员，包括李鹤年、梅启照，很多受到惩处，时在光绪九年。陈宝箴在此案审理中本非重要角色，故未予处分。但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奏请陈宝箴不应放过，诬称右铭“日营营于承审各官之门”，企图“弥缝掩饰”，致使宝箴蒙冤，受到降调三级的追加处分。陈宝箴愤而上疏抗辩—
惟恭阅邸抄，署左副孝都史张佩纶奏会审臬司豫山及臣应与初次勘转之麟椿议处折，内多臆度，不切事情，其他尚皆不足置辨，至所称臣“浙臬到京之日，正此案提审之时，该升道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不知远嫌，其时即干物议。而陈宝箴果与豫山逍遥法外，同罪异罚”等语，以无为有，信口诋哄。其有关于臣一人之名节，为事甚微，夫系于朝廷之是非，流弊甚大，有不忍隐怙恤已不据实沥陈于君父之前以资兼听者。[76]
右铭在此抗疏中又说：“况臣具有天良，粗知忠孝立身之义，纵涓埃无补，亦惟力矢勿欺，有耻之愚，自盟衾影，而祸福听之在人”，“若张佩纶所奏营营于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臣纵改行易辙、判若两人，亦不应寡廉鲜耻，行同市侩至此”[77]。最后要求：
为此仰恳天恩简派亲信大臣查传承审此案各员，询明曾否与臣识面，并密先调各该员门簿，核查臣有无到门投刺。如果曾至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或各投过一刺，则张佩纶语不虚诳，专为整饬纪纲起见，理合请旨将臣严加治罪，以为昧良巧诈者戒，臣亦当清夜怀惭，无颜独立于天地间矣。否则，法司者天下之平也，是非者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实，凭势恣意变乱，黑白惟其所指，独立之士孰不寒心？伏惟圣鉴，遇言必察两用中，无可淆之是非，亦无不达之幽隐，于以上维国是、下系人民，匹夫匹妇之愚，罔不悉蒙矜鉴。用敢不避斧钺，披沥上陈，无任惶悚感激之至。[78]
陈宝箴所以敢于如此冒死陈词自辩，既是为了澄清黑白真相，更是为了自身的名节不受玷污。盖右铭视名节为生命，为此倘遭意外亦在所不辞。这和他在《说学》所讲是完全一致的。《说学》是名言和实理，此抗疏是躬行与实践。可惜负责复查审核右铭此案诉的阎敬铭首鼠两端，经过复查，“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的诬词，证明并无此事，“张佩纶所奏自系得自风闻”[79]。但如何结案，阎敬铭不予建言，以不加可否塞责。致右铭天大冤案未得昭雪，只好蒙冤去官，自我放浪于山水之间。但他的抗疏刊于邸抄，士大夫辗转相传，右铭的志行名节已昭然于天地间。
当时范伯子尚没有与义宁结为儿女亲家，但后来回忆起陈宝箴抗疏一事，曾说：“犹记光绪九年得公与学士张君佩纶互讦之稿，壹皆不识，而心袒公也。”[80]陈宝箴当然心存遗憾，浙江按察使到任不及百日，便遭此人生劫难，素志长才未得一展。他在写给欧阳霖的信中写道：“此来到官三月，治事不过百日，有两谳局为之研究，宜可卧治，而硁硁偏衷，缪欲躬劳怨以先僚属，凛藏身不恕之戒，所自谳决四十余狱，日皇皇如不暇给，他率皆是，虽僚友、士民浮誉日起，淡远如祁子和学使，亦缪谓‘天下从未见此臬司’。”[81]可见右铭在浙省任上是何等辛勤忙碌而又举重若轻，治绩为同僚士民所称赏，许为天下从未见过的臬司；而右铭却谦谨平易似无减无增。以右铭的才学阅历，苟得一展怀抱之机缘，他必然如此。然而他被迫离任了，尽管感受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亲切有味”，但遗憾只能藏在心里。幸好此次在杭，认识了“西湖佳处”的“真面目”[82]，亦不失劳形之外之一得。
这次蒙冤，恰值右铭五十一岁的盛年，七年之后复职，已经五十九岁了。其所作《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之五：“五里浓云九里山，难消氛梫有无间。鸣嗷鹿铤同栖莽，狗盗鸡鸣已脱关。笑我蹉跎成白发，愧人谣诼说红颜。漫嗟骐骥间秋草，款段犹随伏马班。”[83]颇能显示右铭此时的心境。失去了官职，却保全了名节，历练了人格。但长期赋闲，眼看鸡鸣狗盗之徒都得到升迁，难免生颓唐之感。但右铭尊人琢如公临终时写给他的箴铭“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他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