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纪

※.高　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①，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张居正讲评：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在接见朝觐官时，对他们说道：“现在我刚刚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更新教化，以永保基业。我从小在深宫中长大，外面的事知道的很少，你们来自地方，对于百姓的苦乐、政令的得失，一定知道得很详细，除了那些恰当合适，百姓认为便利的，仍旧照常施行。如果有百姓认为不便，或者设置得不合时宜，应当改革的；或者措施不够完善，应当完善的；或者施行已经很久，但现在形势已经变化了的；或这律法的本意是好的，但不够完备的，你们应当一一据实陈奏。如果事情太多，在当廷奏报时，一时时间仓卒难以全部上奏的，可以另上奏章详细陈述，这样我虽然不出宫，却能尽知天下事。”高宗对众朝觐官讲完这些话以后，每天召诸州刺史十人到便殿问对，询问各地百姓的疾苦，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观察他是否称职，及才能大小、人品高下，以作为升迁、罢黜的根据。高宗留心吏治，勤于访求百姓疾苦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又任命太宗留下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担任宰相。当时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素知长孙无忌公忠体国，于是就立刻下令处死了李弘泰，使奸邪小人不敢妄生谗言，动摇朝廷。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协力，辅佐高宗，高宗也很尊重他们，优礼甚渥。凡是朝廷事务，都放手让他们去做，听由他们裁决，绝无猜疑之心，其信任贤臣，不被谗言迷惑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永徽初年，政治清明，百姓安乐，有太宗贞观遗风。信任辅国老臣，以端正教化天下的本原，虚心访问地方官员，因而知道百姓的疾苦。高宗初年，励精图治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高宗能一直坚持下去，其德行与太宗也不遑多让！然而，他后来宠爱后宫武氏，不能善始善终，长孙无忌、褚遂良逐渐被疏远，武后干预政事，大唐江山几乎灭亡。

【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张居正讲评：显庆元年，高宗对身边的侍臣说道：“我作为天子，时常想着如何使百姓们得到福利，各得其所，但总是不得要领，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中书令来济回答说：“要让百姓蒙受福利，只要不扰乱他们就可以了。以前，齐桓公到郊外游玩，看见一个老人，饥寒交迫，实在值得怜悯，于是桓公便赏赐了他一些食物，那老人说：‘国内像我这样挨饿的人还很多，陛下也给他们赏赐些食物。’桓公又赏赐给他衣服，那老人说：‘国内像我一样受冻的人还很多，希望陛下也赐给他们衣服。’桓公说：‘我仓库中储备的物资有限，不足以赏赐给国内受冻挨饿的人啊！’那老人说：‘所谓赏赐食物，并不需要陛下开仓放粮，以赈济挨饿的人；所谓赏赐衣服，也并不需要陛下的布帛，以救济受冻的人。想想那些人受冻挨饿的原因，都是因为不能安心地从事农事啊。作为君主，只要使百姓不误农时，能够专心耕作，则粮食丰收，国人都有余粮，这就是陛下赐予他们的粮食，何必要打开仓库放粮呢？百姓之所以受冻，是因为不能种桑养蚕。作为君主，只要不耽误百姓种桑养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专心纺织，则布帛充足，国人都有余衣，这就是陛下赏赐给他们的衣服了，何必要给每人分发衣服呢？’从老人的话中可见，君主如果打算使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没有挨饿受冻的，不在于赏赐百姓财物，使他们免于挨饿受冻，而在于体恤他们，妥善地制定法度，轻徭薄役，让他们得到修养生息，这样他们自然衣食充足，所谓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来济认为减省徭役、税赋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第一要务，这个观点当然很对，但是如果不能节省开支，就很难减少税赋，如果不减少工程，就很难减少徭役。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都要减省，然后费用的支出都有根据，而税赋的征收也就可以减少；不紧急的工程，一律停下，然后合理调度民力，这样徭役才能减轻。这些又是来济所认识不到的。

【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记述武后擅权的原因，以及祸乱的根源。高宗麟德元年，当时武后裁决政事，其权势几乎跟高宗一样。最初，武后因为在太宗时曾担任女官才人，太宗死后被迫出家为尼，后来高宗的皇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便将她接入了宫中。武后聪慧有权谋，能够忍受屈辱，委曲奉承君上的意思，讨得他的欢心。所以高宗逐渐被她蛊惑，日益宠幸，先拜为昭仪，后来就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她为皇后。虽然当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极力进谏阻止，但高宗听不进去，力排众议，册封武氏为皇后。武后得志以后，便肆无忌惮，利用高宗的昏庸，专擅朝政，到处安置自己的心腹，排除异己，在宫内处死了王皇后、萧淑妃，在朝廷里处死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作威作福；然而高宗想做什么事，却动辄为她掣肘，而不能办到。高宗对她的恣意妄为深感恼怒，曾经让近臣上官仪起草诏书，废黜武后，但被武后阻止，上官仪也被诛杀。自此以后，每次高宗上朝处理政事，武后便坐在高宗后面，以帘幕与朝臣相隔，朝廷一切政事，不论大小，她都要知道。高宗昏庸，又将这些事都委托她处理，从此天下大权都归武后了，官员的升迁与罢黜、刑狱的生杀，都由武后决断，太宗反而不能做主了，只能拱手听命，尸位素餐而已。于是武后的尊贵，比拟天子，内外臣民称为“二圣”，天下威福的权柄已经不在天子手里了。《易经》上说：“一家人中，女主内，男主外。男女的位置摆正了，这才符合天地阴阳的大道理。”《尚书》上说：“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快要衰败了。”武后专政以后，进一步登基为帝，改唐朝为周朝，这实在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大变革，追根溯源，这都源于高宗对她的宠爱。因而，君主应当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养身心，整齐家庭，在独处、燕居的时候都要谨慎、明察，使妇女不得干预外事，然后君权不旁落她人之手，这样社稷宗庙才可以长保无虞。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②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③。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唐代官员选拔制度的。唐初，天下初定，人们都不愿意出来做官，因而前来参加官员选拔的不多。到高宗时，天下承平，选拔官员的途径逐渐增多，每年前来参加官员选拔的人，越来越多。吏部侍郎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便想出了解决的方法：设立“长名姓历榜法”，以确定官员的留任与外放；对官员进行考察、选拔并将结果登记，作为官员选拔的依据；又将州县根据人口、面积及位置分为八等，根据官员的资历授予官职，如资历高的，任命为上等州县的官员，资历低的，任命为下等州县的官员。两人制定的这些制度，操作起来非常便利，以后吏部在选拔官员时，便遵照而行，没有改变。一般来说，唐代选拔官员时，选拔的标准有四个：第一是“身”，观察应试者的仪态、气质；第二是“言”，听取应试者对问题的回答；第三是“书”，观察应试者的书法、文章；第四是“判”，考察应试者的判断能力。考察完这四个方面后，又根据应试者资历的深浅，功劳的多寡，授予官职。每年十月间，具有选拔资格的人，都集中到吏部参与选拔，这一选拔活动持续到次年三月才结束。具有选拔资格的人集中到吏部后，首先对他们进行考试，即是所谓的观他们的“书”“判”。考试结束后进行选择，即是所谓观察他们的“身”“言”；选择过后，就当面问他们到某地任职是否合适，于你们的资历、功劳是否相当，然后记录下来；最后，将所有的候选者召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宣布谁谁被授予什么什么官职，审定完毕后，就上奏君主，下旨诏告天下，并给予他们任职的凭证，叫作告身。唐代选拔官员的详细情况就是这样的。辨别官员、品评人才，是朝廷的第一要务，选择合适的人选主持这件事尤其重要。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品评人才首重器量和见识，那些浮躁的人，就算再有才能也不选用。所以，唐初以来，在掌管官员选拔的官员中他贤能第一。自此以后，官员选拔的方法日益严密，而作弊的途径也日益增加，到后来，考试的试卷上考生的姓名要用纸糊住，考卷要经由专门的人誊抄，然后才让考官判卷，而所谓的身、言、书、判，也变成了一种形式，由此可见依照制度办，还不如任用一个贤人。

注释：

①　朝集使，是各地每年派遣到京城报告地方政务及财务等状况的人。

.　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高宗龙朔二年，改吏部尚书为司列太常伯，吏部侍郎为司列少常伯。

③　告身，是委任官职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