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9.共和国的建立

处死查理几个星期以后，下议院投票表决决定取消“对于人民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毫无意义、负担沉重而又危险重重”的国王之位，并以同样的名义将“对于英格兰人民无用而又危险”的上议院取消，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了自由的国家。新的国玺上印着“上帝复佑，自由元年，1648”的字样。(59) 国家的行政权力被赋予由4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著名爱国者亨利·范恩爵士（Sir Henry Vane）是该机构的领导人。

680.共和国的困境

宗教和政治热情交织在一起的共和国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危险。处死查理的举动令欧洲的君主们惊恐万分。俄罗斯、法国、荷兰共和国都拒绝和共和国的大使们有任何联系。苏格兰人为自己曾经将查理交到敌人手中一直悔恨不已，现在他们为了洗刷不忠的罪名急忙宣布拥护查理的儿子为国王，称之为查理二世；在爱尔兰的保皇党人也宣布支持查理二世；同时，荷兰人也积极准备帮助查理二世重新夺回他不幸父亲丢失的王位。在英格兰本土，保皇派也积极活动，不断地威胁着共和国。

681.同爱尔兰的战争（1649—1652）

就像古罗马共和国一样，英格兰共和国似乎从各种危险处境里积聚了力量。克伦威尔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 Lord Lieutenant），率军前去镇压那里的保皇党人。依靠着“铁甲军”，克伦威尔迅速而恐怖地镇压了爱尔兰的天主教保皇党人。由于拒绝克伦威尔投降的要求，德罗赫达（Drogheda）被攻占后，三千守军被屠杀殆尽（1649）。其他被攻占城镇的命运也大致如此，但少了些许的血腥。克伦威尔自己曾描述过对待这些被俘守军的手段：“当他们投降的时候，军官们的脑袋都被敲碎，1/10的士兵被杀掉，而剩下的士兵则被用船运到了巴巴多斯(60)。”克伦威尔对待爱尔兰人时的残忍野蛮是他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天主教的保皇党人被击败后，爱尔兰最好的土地都被没收，然后再被授予英格兰和苏格兰殖民者。这种确立新教徒在爱尔兰优势地位的方式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作“克伦威尔式殖民”，但是爱尔兰人则愤恨地将之称为“克伦威尔的诅咒”。清教徒在爱尔兰的疯狂举动煽动了爱尔兰人仇恨的情绪，再加上之前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人的暴行，让爱尔兰人心中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直到今天都没有熄灭。(61)

682.同苏格兰的战争（1650—1651）

随后，国务委员会命令克伦威尔撤出爱尔兰，率军前往苏格兰。克伦威尔的名字让人闻之色变，他所到之处，苏格兰人四散奔逃。在邓巴，克伦威尔与苏格兰军队相遇。面对狂热的圆颅党人的进攻，苏格兰军队如风中的谷壳一般四处溃散。上万人被俘，所有辎重和大炮都被缴获（1650）。

第二年，在邓巴战役周年之际，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Worcester）取得另一场重大的胜利。整个苏格兰很快被迫向共和国投降。查理二世在历经千难万险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

683.克伦威尔解散长期议会（1653）

苏格兰战争之后又爆发了英荷战争。在此期间，英国议会和军队之间发生了公开的争吵。克伦威尔下令解散议会，呼吁建立一个新机构。议会予以拒绝；克伦威尔便带领士兵前往议会，在听了一会儿议会的公开辩论后，克伦威尔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宣布：“我要终结你们的空谈。你们都需要离开；让位给更优秀的人。你们不是议会。上帝已经受够了你们这些家伙。”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克伦威尔的士兵闯进议会。整个议会大厅都被清理干净，门被锁上。

就这样，长期议会或“残缺议会”——“普莱德清洗”之后的戏称，在当权12年之后被解散了。长期议会已经彻底失去了各方的信任和尊敬，所以它在被非法、专断地解散时，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奥利弗·克伦威尔

684.“小议会”和护国政体的建立（1653）

这时，克伦威尔召集了一个新议会，更确切地说，是召集了一个会议，他尽可能地招徕宗教人士与敬畏上帝的人。这个经常被叫做“小议会”的议会由156名成员组成，基本上都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解释圣经、做祷告和说教上。其中有一个叫做“赞美神的贝尔邦”（Praise-God Barebone）的伦敦皮毛商人，尤其专注于此。这个名字令人感到好笑，因为这位布道者是议会相当一部分人典型的代表，所以他们给这个议会取了一个绰号——贝尔邦议会——通过这个绰号，这个议会成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

“小议会”只存在了5个月，然后把所有的权力都交到了克伦威尔的手里，自行解散。一部可以说是宪法的《政府组织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由军官委员会起草，并由克伦威尔批准通过。这份法律文书是第一部成文宪法，它规定议会由下议院、国务委员会和终身制的行政长官组成。行政长官的头衔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护国公”（Lord Protecto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Scotland，and Ireland）。通过这部宪法，克伦威尔成为了终身制的护国公。

685.护国政体时期（1653—1659）

克伦威尔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他基本上是一个独裁者，身后拥有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撑。护国公可以随意召集、挑选和解散议会。在他的独裁统治下，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或愿意与他进行顺利的合作。当克伦威尔最后一次解散他倔强和难以驾驭的议会时说：“让上帝来在我和你们之间做出裁判吧。”

在5年的时间里，克伦威尔独揽政府大权。他的统治虽然专制，但却开明。他让英格兰拥有了自沃尔西和伊丽莎白以来的最强大的政府。他的目的就是“让英格兰变得伟大并配得上这样的伟大”。作为狂热的清教徒，克伦威尔认为只有由教职人员按照圣经的教义管理国家事务，英格兰才配得上这样的伟大。

另外，克伦威尔认为英国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并变得伟大，就是因为英格兰在欧洲高举新教的大旗。正是这样的宗教信念，引领他成为所有地方被威胁的新教的保护者。他曾成功地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利益而对法国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在饱受折磨的困顿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他还迫使萨伏依公爵停止对沃州人（Vaudois）的迫害，并告知教皇：如果任何地方的新教徒继续受到攻击或迫害——克伦威尔把一切反对新教徒利益的行为归咎于教皇——英格兰的炮火将迅速在整个圣安格罗（St. Angelo）附近回响。

686.克伦威尔去世

尽管克伦威尔拥有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他仍然感觉到了管理政府的沉重负担，并为自己所在位置的焦虑而饱受折磨。他从成功的表象中感觉到了彻底的失败。他曾经希望建立一个立宪政体，然而到头来，他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军事篡夺者，他的头衔只是武力的附属品。我们可以相信，他对自己建立的政府的憎恨同英国人民是一样的。由于焦虑和超负荷工作的摧残，他染上了高烧，再加上担心自己死后英国不知会陷入什么样糟糕境地的深深忧惧，他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去世的那天，就是他一直认为是“幸运日”的那天，就是取得邓巴和伍斯特战役大捷的那天（1658年9月3日）。

687.理查德·克伦威尔（Richard Cromwell，1658—1659）

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去世之际，将护国公的头衔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理查德行事完全与父亲相反，他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毫无信仰。父亲掌控全局所要最大限度运用的才干和资源，对无能而又缺乏经验的儿子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理查德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再加上迫于已对他不满的军队的压力，理查德在统治英国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宣布退位。

688.王政复辟（1660）

护国政体垮台后的几个月里，整个英国陷入了无政府的边缘。对未来的悲观和对共和政体的不满让绝大多数英国人迫切希望君主政体复辟——实际上，大多数英国人从来没有希望君主制被废除。查理·斯图亚特正在荷兰，忠诚的大潮正向他那里回流。蒙克将军，驻苏格兰军队的统帅以及苏格兰民族情感的代表，率军南下，向伦敦挺进，实际上已经掌控大局。

长期议会，包括被普莱德清洗（第677条）的那些议会成员再次聚集起来，通过决议宣布“根据王国古已有之的根本大法，政府理应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随后，议会邀请查理重返英格兰，并坐上国王之位。

在万众的欢呼下，查理经过9年的流亡之后重新踏上不列颠岛的土地。英格兰为他的回归做了精心准备，各派政治力量都对他热烈祝贺。面对这一切，查理以一种喜悦的讽刺言语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一个非常乐于见到我的国家之外流亡，确实是我的过错。”

689.清教徒革命失败的原因

清教徒革命失败了。要探寻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无论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从克伦威尔或是其他领导者的个人性格等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要说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教徒自己犯下了错误，革命的步伐迈得太快走得太远，这也几乎是所有革命分子都会犯的错。革命开始时，革命者的目的很简单，那便是合理限制君主的权力。然而很快，国王的职位、世袭的上议院和苏格兰圣公教会（Episcopal Church）都被废除。这些极端措施都为革命树立了很多难以安抚的敌人。

而且，清教主义在很多方面越来越难以得到英国人民的支持。清教徒对无害娱乐的管制，对安息日的恪守，以及其他一百多个极端而荒谬的行为激起了无神论者的嘲讽。所以，在很多方面，清教徒确实是走在了英国人民的前面，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在英格兰应该走或者将要走的道路上已经偏离得太远了。因此，清教主义注定会失败。

但是，如果分析到此为止，就要误入歧途了。在更深的意义上，清教主义其实并没有失败。历史学家卡莱尔（Carlyle）曾说过：“存在于人和他生命中的英雄主义和永恒之光……将作为宇宙一个新的神圣部分而永存。”清教主义就是如此，它所蕴含的英雄主义和真理被融入全部的英国历史之中。直到今天，这样的思想仍然是英格兰人和英联邦人民的最正确、最真的追求，而17世纪清教徒革命让这样的思想在整个英伦三岛生根发芽。

690.清教徒文学；照亮英国革命的宗教方面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能够像清教徒革命那样能用文学研究加以生动的解释了。如果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而只是希望通过外部事件来对英国人民的生活加以真正的诠释，就好比历史学家格林所说的只通过阅读《列王纪》（Kings and Chronicles），而不读《诗篇》和《先知书》（Psalms and Prophets）就想清楚地了解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一样。英国革命的真实特性，尤其是宗教方面的特性，必须要从弥尔顿的壮丽史诗和班扬的无与伦比的寓言中去寻求。

这些伟大著作都是在王政复辟后完成的，但是它们都受到了推翻独裁统治建立共和国的精神的鼓舞和激励。史诗是一个孤独失望的共和党人的作品，而寓言则是一个被监禁的清教徒的著作。

弥尔顿（Milton，1608—1674）是清教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查理一世去世后，他用拉丁文写下了著作《为英国人民申辩》（The Defense of the English People），在书中，弥尔顿对处死查理的行为做了辩解。他更早创作的《论出版自由》（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则是对思想和传教自由的大声呼吁。王政复辟迫使弥尔顿隐退，他最后14年的人生远离尘世。但是正是在此期间，在饱受孤独和失明折磨的状态下，弥尔顿完成了不朽的诗篇《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前者是“清教主义的史诗”，清教徒性格中所有最真实最伟大的一面都能在这部伟大的基督史诗中从道德提升和宗教热情方面找到答案。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是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清教徒。王政复辟后，他被投进贝德福德监狱长达12年，罪名是不尊奉英国国教。在被监禁期间，他创作了英国文学史上最为人所称道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清教徒的生活习惯，从不断的研读《圣经》到借用各种形式的语言和意象进行论述，都在这部非凡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圣经》中所阐述的原罪、忏悔、赎罪、天堂和地狱在清教徒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