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8.红衣主教沃尔西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王位传给了18岁的儿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亨利八世精力充沛又倔强固执。在年轻的亨利八世统治(35)的开始，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他最伟大的大臣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 ，1475？—1530）。沃尔西是这个时代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如此形容沃尔西，“口才出众，充满智慧；但是又野心勃勃”。亨利八世委任他为约克郡的大主教，后来又任命他为王国大法官；而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作为教皇在英格兰的使节。沃尔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掌管政府和宗教事务的双重首脑。

589.“护教者”亨利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第8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一样，英格兰也受到了影响。不久之后，当路德直接向教皇权力发起攻击之时，亨利八世写了一篇拉丁文论文来反驳路德的论点。教皇利奥十世（Leo X）为了表彰亨利对天主教的支持而授予他“护教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头衔（1521）。这一头衔在亨利带领英格兰国教脱离教皇统治之后仍然保有，并一直被他的后继者保留下来。然而，亨利八世所维护的信仰和他刚开始获得这个头衔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亨利八世

590.亨利寻求与凯瑟琳离婚

我们现在需要讲述一下，一些情况的出现很快将亨利从一个狂热的教皇支持者变成教皇的敌人。之前，亨利娶了自己的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他已去世的哥哥亚瑟的妻子，但是这桩婚姻只是政治联姻而不是出于爱情。亨利和凯瑟琳一共生了5个孩子，除了体弱多病的女儿玛丽存活下来，其他几个都不幸夭折。没有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亨利好像看到这是上天对他娶了自己嫂子的不满的信号。

而亨利爱上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女王身边的一个美丽活泼的侍女。这份新的感情快速升温，亨利确信自己应该结束与凯瑟琳的婚姻了。因此，亨利请求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允许他离婚。克莱门特没有立即作出决定，拖了两年之后，克莱门特下令亨利和凯瑟琳到罗马来见他。

591.沃尔西失宠；他的去世（1530）

亨利的耐心几近耗尽。有人告诉他，沃尔西在帮助他离婚这件事上并没有尽力，亨利于是将沃尔西从大法官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沃尔西树敌过多，博林和其他人对他的憎恨造成了他的下台。最终他因莫须有的叛国罪而遭到逮捕。在前往伦敦的路上，沃尔西的情绪和健康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并染上了致命的高烧。临终之际，沃尔西躺在莱斯特修道院的修士怀里进行了自我反省，他说：“如果我能够像忠于我的国王那样向上帝尽责，上帝绝不会令我如此狼狈。”

沃尔西在宗教事务上确实不像他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样尽职尽责，作为政治家，他对国王的要求和命令完全服从，甚至有时候都甘于抛弃自己的良知。

592.托马斯·克伦威尔

沃尔西下台之后，他亲自提拔起来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迅速上位。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里，强势而又不择手段的克伦威尔重新塑造了亨利政府的政策。他掌权的这段时期被称作“英国的恐怖统治”时期。对那些反对他或让他和国王不开心的人，他都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亨利对克伦威尔的大胆建议言听计从。克伦威尔建议他立即同教皇谈判，立即宣布脱离罗马教皇的管辖，宣称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并通过自己的法庭获得了批准离婚的判决。

593.与罗马决裂的首批法案（1533—1534）

克伦威尔的建议立即得到执行，英格兰很快就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亨利首先不顾教皇不得擅自行动的威胁，秘密和博林结婚，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亨利任命自己的朋友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阻止法庭对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进行审判，并随后宣布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接下来的一年（1534），亨利利用议会通过了重要的《教职收入法案》（Act of Annates），该法案禁止大主教和主教职位的圣职首年捐交给罗马教皇，并下令所有这些收入都应该上交英国国王。

594.《至尊法案》（1534）

亨利和他的议会法案在罗马被认为是对教皇的不敬。教皇事先并没有和亨利有任何沟通，迅速颁布诏令：宣布其基督教臣民无需向亨利效忠。

亨利采取了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他从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1534）。这项法案使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唯一至高的首领”，对教会职务和事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将之前流入罗马教皇财库的收入转到了自己手中。而法案还规定任何拒绝国王授予的头衔的行为都属于叛国。

这一与过去决裂的行为自然招致了很多不满，很多人因此而被处死。这场暴行中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和曾经多年作为亨利主要执政顾问之一的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两个人都被送上断头台（1535），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亨利和凯瑟琳离婚的有效性和国王在宗教事务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托马斯·摩尔被处死尤其招致了广泛的谴责和恐慌。

595.镇压修道院（1536—1539）

对修道院的镇压是亨利作为英格兰国教最高领袖发动的初步行动之一。他决心拆毁这些宗教建筑物，首先因为他觊觎他们的财富，当时修道院拥有的财产很可能占据英国国土的1/5。另外，修道院公开或秘密反对亨利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至尊地位，这自然引起亨利对他们的嫉恨和不满。

为了让自己的行动有个合理的借口，亨利计划给这些修道院的行为定性为不道德。因此，他委任了一些专员来检查修道院并向他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报告中指出一些小的修道院行为不端，而大的修道院则没有什么过失。很多大修道院都是作为学校和旅馆向求上门来的穷人发放赈济。

但是，这些大修道院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毁掉的命运。在1537年到1539年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拆毁，它们的主人一般都自愿把财产交到国王手中以免发生比损失房屋和财产更糟糕的事情。共有645座修道院被拆毁。这些修道院被拆得七零八落，每一条铁块或铅块都被抽出，没有保护的院墙最终沦为爬满常青藤的废墟。

被没收的修道院的巨额财产进入亨利手中后，一部分用于修建学校和安置新的教会人员，还有一部分作为其他公用事务的资金；但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财产则被贱卖或直接赏赐给国王的亲信。今天很多英国大家族的财富就是来自这时罚没修道院的财产。因此，新的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反对重返罗马天主教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财产很可能重新被修道院收回。

596.镇压修道院对议会的影响

解散修道院对议会上院的影响是，它对英国宪法自由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议会上院在此之前一直是对王权的制衡，对议会修道院一系的重创使得已经衰退的在上院保有席位的世俗贵族的力量因为解除大小修道院院长的职务进一步被削弱。(36)与此同时，保留下来的神职人员，两名大主教和主教完全变成了国王的附庸，《至尊法案》使得国王成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宗教首领。

上院几乎终止了其作为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主体机构。由于下院里都是对国王言听计从的议员，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后来经过漫长的斗争，就像我们看到的，英国人民才从国王手里夺回了部分权力——当初通过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进程而获得，重新恢复了政府初期的特征。

597.信仰统一法案（1539）

议会将修道院财产和权力移交国王手中的同一年，又根据国王的意见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在基督教某些教义方面取消差异观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旧教会的圣餐礼布道、牧师的禁欲、私人弥撒、向牧师忏悔，还有其他信条都被认为符合上帝的法理，任何人对这些教条提出、传播或实施反对意见都是犯罪。否认圣餐礼变体论（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甚至在其他方面对法案涉及的内容有间接的冒犯，都会受到烧死的惩罚。

很难说亨利统治下的英国教会应该叫什么，它既不是新教，也远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它的惩罚方式特征决定了它非此亦非彼。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某次，3名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合法领袖，另有3名新教教徒质疑圣餐礼，都被处以死刑。

598.亨利去世及他的性格；他的功绩

亨利死于1547年。关于他的个性，一直有不同的见解。但是都承认亨利为人残忍专制，自私而好干涉。尽管他将英国国教从罗马天主教会那里独立出来，但是英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臣民的福祉，也不是对宗教改革的同情。

另一方面，亨利在位时期，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这令英国人感到骄傲并对亨利国王感恩不尽。亨利高瞻远瞩，认为英国必须在海上开拓自己的国土，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因此，他对海军情有独钟。当其他欧洲大陆的君主创建优秀的陆军的时候，他已经为英国建立了“常驻海军部队”。他对战舰不断改良完善，首次取代了划桨船，而这走在了世界海军发展的前列。按照一位著名的海军军事家的说法，亨利统治下的英国海军“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部队，之前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海军”。他对英国海军的改造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蒸汽发动机取代人力。

599.亨利八世时期的文学；莫尔的《乌托邦》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文学人物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作为作家，莫尔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乌托邦》（Utopia），这是一部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Plato’s Republic）或者菲利普·西德尼的《世外桃源》（Sir Philip Sidney’s Arcadia）的传奇之作。它描绘了一个位于新大陆的岛上的理想国度，那里的人们的法理、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都如理想般完美。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宗教偏执和政府专制给了作者创作《乌托邦》的灵感。历史学家格林说，“自从《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这样为穷苦人民呐喊的声音”。但是莫尔的呐喊绝非郎兰德（Langland）一样的绝望之音，他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他指出了社会的恶疾，并给出了治疗方案来改革它们。他讲述了乌托邦里的和谐景象，这里的房屋和土地非常吸引人，街道宽阔整洁；所有人都接受教育，每天工作不超过6个小时；这里没有酗酒、斗殴和战争，没有政党的更替；罪犯都被用改造的目光来对待；在这个快乐的理想国度，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管理国家和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

莫尔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向人们提出了社会、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改革建议。很显然，他并没有指望亨利国王能够完全接受自己的建议，实际上，莫尔自己在去世之前对宗教宽容的观点都有所改变。他在自己著作的最后都承认：“我承认乌托邦里的很多事情都是我的理想，我并没有希望看到它们都会被我们这个时代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