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战争的性质与起因

漫长而悲惨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它开始时是德意志新教王公和天主教王公之间的争斗，但是，渐渐地，它把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卷了进来，最终退化成一场争夺权力和领土的可耻而残酷的斗争。

战争的真正起因是德意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相互敌对。但是，更具体一点来讲，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条款的特点造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和约里的条款有着不同的解读，每一方的对条款的侵犯都给了对方抱怨的借口。新教徒最终成立了具有互保性质的“福音派联盟”（Evangelical Union，1608），与之针锋相对，天主教教徒则组成了“神圣同盟”（Holy League，1609）。整个德意志都在为宗教战争的最终爆发做准备。

113.波希米亚阶段（1618—1623）

这把使德意志凋零了一代人之久的战火首先在波希米亚点燃，在这里，两个世纪前爆发的胡斯战争的余烬仍未熄灭。新教徒根据皇室法令的条款有权修建并保有的一座教堂，被天主教徒拆毁，而另一座教堂则被关闭。宗教改革者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波希米亚国王马蒂亚斯（Matthias）进谏，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一群波希米亚贵族闯进位于布拉格（Prague）的皇家城堡将两个摄政者扔出窗外。这一鲁莽行动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我们所有苦难的根源”，一位生活在随后的那个悲哀时代的人这样写道。

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发动了有组织的起义，将耶稣会士（Jesuits）赶出了波希米亚。但是起义很快被刚刚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镇压——他为天主教联盟所支持。起义的领导者被处死，波希米亚的新教信仰几乎被完全清除。

114.丹麦阶段（1625—1629）

德意志的新教教徒似乎正遭受着灭顶之灾的威胁。不仅德意志的新教王公，甚至所有的北欧新教强国都对这样的局面感到震惊。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在英格兰和荷兰的支持下，投入到战争中来——仍以断断续续的方式进行——成为了德意志新教的捍卫者。而在天主教这边，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将领——神圣同盟军队的统帅蒂利（Tilly）和出身于波希米亚富有的贵族、担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三十年战争丹麦阶段就此开始。

战争对新教联盟是灾难性的(57)，克里斯蒂安最终被迫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署和平协议并退出了战争。

115.瑞典阶段（1630—1635）

就在这胜利在望之际，皇帝斐迪南却对自己最具才干的将军华伦斯坦产生了不满和嫉妒之心，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就在几个月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召集了16000名英勇善战的瑞典士兵出现在了德意志北部，成为了这里士气低落、群龙无首的新教徒的捍卫者。瑞典国王参战，有着多重原因：首先，他是新教教义的强烈支持者并对新教派抱有同情。另外，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德意志北部高歌猛进，威胁到了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利益——建立哈布斯堡家族的霸权(58)对把波罗的海看成是自己内湖的瑞典君主而言是个威胁。

德意志新教王公对古斯塔夫的嫉妒和不信任造成了可怕的灾难。这时，蒂利正围攻马格德堡（Magdeburg）。但是，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选帝侯们——马格德堡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援助——却不愿与古斯塔夫联合解围。很快，马格德堡被攻陷，并被洗掠一空，成千上万的居民悲惨地死去。蒂利给斐迪南写信说，这是自从特洛伊和耶路撒冷陷落以来从未有过的胜利。他补充道：“我非常遗憾，尊贵的皇室夫人们没有亲眼观赏这一壮观的景象。”

马格德堡的悲惨命运令新教王公们极为震惊，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选帝侯们将自己的军队和瑞典国王的部队联合在一起。蒂利两次被打败，并在最后一场战役中遭受致命伤（1632）。随着蒂利的去世，斐迪南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将军。

神圣罗马帝国的事业似乎陷入绝境。现在，德意志只有一个人能够扭转瑞典君主的破竹之势，他就是华伦斯坦。皇帝现在只好向他求助。华伦斯坦同意招募一支军队，前提是他要有绝对的领导权。斐迪南被迫同意了这个宿将的所有要求。华伦斯坦又提高了自己的标准，他需要招募的不仅是德意志的，而是整个欧洲的冒险家。

华伦斯坦招募了4万完全听命于他的军队，经过多次的进攻与撤退，最终在萨克森的吕岑（Lützen）与古斯塔夫决一死战。结果瑞典人虽然获得了胜利，却失去了自己的首领和国王（1632）。

我们可以用历史学家金德利（Gindely）的话来总结古斯塔夫·阿道夫参加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他让新教避免了在德意志陷入绝境。”

尽管他们伟大的国王和统帅阵亡，瑞典人却没有从战争中退出。随着战争的继续，新教联盟取得了优势。恰巧这个时候，斐迪南对华伦斯坦起了疑心。他坚信华伦斯坦背叛了皇室，因此派人刺杀了华伦斯坦（1634）。这一事件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瑞典阶段的尾声。

古斯塔夫·阿道夫

116.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

若不是法国出于自私和野心的干预，这场困扰德意志半代人之久的战争或许可以早点结束，因为交战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并且希望能够展开和平谈判。但是黎塞留不愿意就此结束战争，因为奥地利还没有完全屈服。因此，黎塞留鼓励瑞典首相奥克森斯滕（Oxenstiern）——就像他对古斯塔夫做的一样——继续战斗，并许诺法国军队会给予援助。

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德意志天主教和新教王公之间的斗争的特征，变成了奥地利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的政治斗争，其中奥地利是为生存而战，而法国波旁王朝则是为扩张而战。

所以，这场可怕的战争一年一年地持续进行，它已经成为了一场残忍无情的掠夺战利品的争斗。瑞典人抓紧控制德意志的河流入海口，而法国人则希望控制莱茵河畔的土地。战争大戏开始时的参与者已经退出了舞台，但是他们的角色又被其他人接替。

117.《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

战争终于随着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59)（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而结束了。这一重要和约的主要条款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领土和宗教。

关于前一条，这些条款在三个方向缩减了神圣罗马帝国实际和名义上的领土面积。瑞士和尼德兰联邦从中分离出来；尽管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取得独立，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承认。法国对洛林地区（Lorraine）的梅茨（Metz）、图勒（Toul）和凡尔登（Verdun）三个教区的管辖已经有大约一个世纪之久，现在得到了确认，整个阿尔萨斯地区（Alsace）除了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外都落入了法国之手。

已经是海上强国的瑞典，又获得了德意志北部的领土——西波美拉尼亚（Western Pomerania）和其他地区，这让她因为控制了德意志境内三条重要河流——奥德河（Oder）、易北河（Elbe）和威悉河（Weser）——的入海口，而影响力大大提升。但是这些地区并不是把所有的主权都给了瑞典，它们仍然是德意志的一部分，瑞典国王通过与这些地区的关系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公并在帝国议会中获得了席位。

帝国内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是很重要的。勃兰登堡，未来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她获得了东波美拉尼亚（Eastern Pomerania）和有价值的教会土地。

德意志的不同邦国——算上帝国的自由城市，数量超过400个——在战后变成了事实上独立于帝国权威之外的存在。继续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和约中关于宗教的条款比那些建立邦国边界的条款更为重要。天主教、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都被赋予了相同的地位。每个王公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宗教来作为自己人民的信仰，拒绝接受国教的人将被驱逐，这些不奉国教者有5年的时间用于移居国外。这样的条款被称作王公们的“宗教改革权”，而臣民们的则被称为“移民权”。(60)

这些就是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最重要的条款。20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成为德意志的基本法律原则，并且在欧洲各国之间实现了权力平衡。尽管法国的路易十四对这些条款有所异议，但是这些条款还是一直被维持到法国大革命时代。

118.战争对德意志的影响

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留下的创伤几乎难以形容。战争开始的时候，德意志的人口有3000万，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1200万。2/3的个人财产被破坏。很多曾经繁荣的大城市被削弱到只剩下躯壳。符腾堡（Württemberg）在战争开始时有50万居民，而战争结束时只剩下5万。曾经强大的汉萨同盟实际上已经解体。到处都是农民茅舍和贵族宫殿被烧焦的废墟。大量地区由于没有人居住而荒芜不堪。很多地区的土地复为原始的蛮荒之地。贸易路线中断，一些工商业和贸易被席卷一空。

战争对艺术、科学、教育和道德的影响更加令人痛心。绘画、雕塑和建筑已经消亡，曾经作为艺术家家园的城市躺在废墟中。诗歌不再发展，教育完全被忽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完全被战争占据，孩子们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道德法律被人遗忘，到处弥漫的罪恶却甚嚣尘上。(61)曾经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德意志文明遭受重创，久久不能恢复，而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完全麻木。

除了这些罪恶，战争还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虽然皇帝的头衔仍然由奥地利王室继承，但只是一个虚名而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使德意志各邦国之间本就不多的凝聚力也丧失了，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一个各邦国各行其是的松散集合。被削弱的德意志作为一个国家失去了其独立性，而很多小邦国的百姓则成为他们野心勃勃、专横暴虐统治者的奴隶。更糟糕的是，持续一代人之久的战争灾难让德意志人民最后一丝爱国主义的火花也完全熄灭了。国家民族的自豪感和希望几近消失。

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个可以洗刷战争罪恶的好处。战争的暴行和恐怖激励了杰出的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创作了他的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s of War and Peace）。这部法律著作被权威人士评价为“所有非宣扬君权神授的法律著作中最有裨益的一部”。其主要目的是改革战争法，减少战争的灾难，限制战争胜利者的“权力”。这部法律著作对欧洲各国法律的发展有着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格劳秀斯被认为是国际法的创始人。

119.结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整个欧洲历史的标志性和约。它是两个伟大时代的分界线，标志着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和政治革命时代的开始。从此之后，人们不再为了教义而战，而是为宪法而战。我们发现人们会对民主政府和政治权利问题比对宗教政府和宗教教条问题更加关注。我们不再看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党派因为宗教观点的分歧而向另一个国家或党派发起攻击。(62)

但是我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们开始接受宗教宽容思想。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宗教宽容，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宽容而已。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和财富的更迭使一个党派今天是迫害者，明天就成为被迫害者，这迫使所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必须相互宽容，任何一方不要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另一方。两个多世纪的教训使人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看清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人们不仅要在外在行为上，更要在精神上保持宽容。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述政治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君权神授思想的发展以及政府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

(1)　文艺复兴在科学领域的真正代表人物是尼古拉·哥白尼。当哥伦布和其他人都在探索地球上的未知海域和开拓新的文明世界时，哥白尼却执着于探索宇宙并发现了宇宙的真正体系。哥白尼的理论体系在1507年已经完善并成熟，但由于担心被攻击为异端邪说，他在36年后（1543）才发表了阐述自己观点的伟大著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哥白尼的理论对16世纪的思想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的理论被认为违背了天主教和新教所奉行的《圣经》教义，因此在其出版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几乎被完全否定。甚至在伽利略（1564—1642）发明了望远镜后，神学家们对哥白尼真理学说的传播仍然予以阻挠，从而使得其理论直到18世纪才取得完全的胜利。参见怀特，《科学与神学的斗争》，第1卷，第3章。

(2)　人们对发现磁针的特性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一直存有争议。指南针最初是由中国人在8世纪开始应用的。在13世纪中叶之前，关于欧洲航海者使用指南针，并没有可靠的记载。很可能是十字军在东征期间在东方掌握了指南针的相关知识。

(3)　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将南美洲突出的部分（巴西）向东划到分界线以东，从而使其成为葡萄牙而非西班牙的领地。

(4)　教皇对异教徒土地的所有权的主张得到了《圣经》经文的支持：“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篇》，第2章，第8条）。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认可教皇的主张，而天主教的君主们认为只要不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他们都认可。在路德反对天主教之后，新教国家的统治者们对此则根本不予理睬。

(5)　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著名法学家，在《海上自由论》中反驳这一理论，并表示海洋应该属于所有人，这一法理最后成为国际公法的一部分。

(6)　很难确定东南亚岛屿的分界线应该如何划分。

(7)　海洋时代被认为包括两个阶段——大西洋时期和太平洋时期。而后者则刚刚开始。参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欧洲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扩张”。

(8)　胡安·庞塞·德莱昂1512年开始他的探索之旅；瓦斯科·德·巴尔博亚1513年发现太平洋；埃尔南多·德·索托在寻找富足的印第安王国时于1541年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同一年，弗朗西斯科·德·奥雷亚纳沿着安第斯山东坡到达纳波河，顺流而下来到亚马逊，随后漂流而下入海。

(9)　普利斯科特对墨西哥国家的描述，尤其是对其政治机构的描述，完全是误人子弟。参见书末的参考文献。

(10)　据推测，美洲土著居民的文明之所以落后，一部分原因就是其有用家养动物的缺乏。参见费斯克，《美洲的发现》，第1卷，第27页。新大陆动物群与旧大陆的相比，它们在驯化的物种方面极其匮乏。除美洲鸵、羊驼和火鸡外，新大陆对动物的驯化就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而动物的驯化构成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很大的一部分。

(11)　在掠夺了印第安人的金银财富之后，西班牙人又通过奴役印第安人进一步积累自己的财富。这种在鞭子抽打下的奴役，其苦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埃及监工对奴隶的迫害。几百年间，仅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金矿和西印度群岛的糖厂，就有几百万印第安人丧生。超过半数的秘鲁人口被这里的金矿吞噬了生命。一位作家说，“在5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压迫和奴役当地人民；强迫他们做劳工，而对此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西班牙人对当地土著居民大肆屠杀，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抗。有统计说，在此期间有4000万土著居民丧生：最保守的数字也达到了1000万；恐怕前边的数字更接近真实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西印度群岛曾经拥有600万人口，此时几乎已经灭绝；而仅仅在海地，人口在15年里就从100万减少到6万，而在50年后，这个数字又降低到了只有200人”（佩恩，《欧洲殖民地》，第89、90页）。黑奴作为替代劳动力又被引进。这就是新大陆非洲奴隶贸易的开端。奴隶贸易的开始得到了素有“印第安人使徒”之称的仁慈主教拉斯·卡萨斯（1474—1566）的批准。然而，卡萨斯在其去世前认识到了黑人奴隶和印第安奴隶制度的邪恶，并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参见费斯克，《美洲的发现》，第2卷，第454—458页。

(12)　与路德同时代的神学家约翰·冯·帕尔茨（Johann von Paltz）对“赎罪券”给出了下述权威定义：“赎罪券是对忏悔者实际罪恶暂时惩罚的一种豁免，这些罪恶并没有得到圣礼仪式的正式免除——教会的高级教士出于理性考虑并以理性方式对已经受到惩罚的罪恶的暂时豁免。”“暂时的”惩罚意味着教会让被救赎者以苦行赎罪以及炼狱暂时性的惩罚，以区别于地狱的永久性惩罚。

(13)　大赦指对忏悔者在得到豁免时，对其所有暂时性的惩罚予以全部的赦免。

(14)　圣职者首年捐指教职人员将任职第一年的全部或部分收入交给教皇以确认自己的任职。这是罗马教廷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各国君主自然对这些收入心怀妒忌，因为大量的资金从国库流入到了罗马教廷。因此圣职者首年捐成为欧洲各国政府和罗马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议和分歧。在英国，禁止向教皇缴纳首年捐就成为英国政府同教皇分离所采取的早期手段之一（第62条）。

(15)　路德当时并没有打算让教士放弃他们的独身誓言。不过，路德的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他开始认为教士们的独身主义违反了《圣经》的教义。1525年，思想更加成熟的路德同曾经的修女凯塞玲·波拉结婚。路德违背教士独身誓言的做法受到了敌人猛烈地攻击。

(16)　当路德快要到达沃木斯的时候，有传言说城内正密谋以叛国罪控告他。路德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传言后大惊失色，他们试图说服路德不要冒险前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发表了自己著名的宣言：“纵使前路鬼魅当道，我仍会继续前行。”

(17)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人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但是这些版本发行量十分有限。

(18)　农民们的要求体现在了一份名为《十二条款》的文件之中。参见《翻译与转载》（宾夕法尼亚大学），第2卷，第6条。

(19)　农民起义被镇压大约十年之后，宗教狂热诞生了所谓的“新天国”或明斯特重洗派王国，是一种神权政体，首领是莱顿的约翰（1510？—1536）。这场运动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宗教狂热。与农民起义一样，它们带来的结果只是让真正的改革派丢脸。

(20)　政府接收教会财产的做法叫作“世俗化”。

(21)　阿尔伯特（1490—1568），霍亨索伦家族一个分支的首领。

(22)　路德死后，德意志境内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了菲利普·梅兰希顿的手中，他是路德曾经的朋友和同事。梅兰希顿的做法与路德恰恰相反。他经常对路德的轻率和狂热做法表示反对，并不断通过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相互妥协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23)　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日内瓦成为了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家，它的宗教改革者成了新教教皇。这个小城邦的法规让人想起了后期的清教徒英联邦。加尔文主义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它是对古希伯来人神权政治的一种复兴。加尔文被称作“《旧约》的先知”。他的作品《基督教原理》被看作是加尔文主义神学思想的完美展示。

(24)　所有这些教派都是政治自由史中响当当的名字。加尔文主义对人民自由的积极影响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加尔文主义的民主宪法而不是其教义——尽管个人良知最终裁定的信条在削弱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国王的神权。每个教堂都形成了各自的民主形式，而教会民主自然也就强化了政治民主。

(25)　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得到了德意志民族的普遍拥护，而天主教则受到了拉丁民族的广泛支持，因此有时候新教也被称作德意志基督教，而天主教则被称为拉丁基督教。

(26)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由于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的联姻而结合在一起；奥地利和勃艮第则由于奥地利的马克斯米利安和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勇敢者查理的女儿及继承人玛丽的联姻而结合在一起；这两个世系随后又被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儿乔安娜和马克斯米利安与玛丽的儿子腓力的联姻而结合在一起。

(27)　然而，这一法则并没有得到各国官方的普遍认可，直到1668年英国、荷兰和瑞典三国阻止路易十四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的同盟形成（在威廉·坦普尔爵士的仲裁下），才被正式接受。

(28)　在与查理交战前，弗朗索瓦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个盟友。英国的年轻国王亨利八世似乎成为最好的选择。弗朗索瓦因此而邀请亨利到法国会晤，这场会晤被看作是对抗查理的结盟。两国国王都带着自己豪华的随从队伍在加来附近会晤（1520）。因为两位国王的随从都是盛装出席，奢侈空前，所以这场会晤历史上称作“金缕地”。一位同时代作家说道：“很多会晤人员恨不能将自己的工场、森林和草地都背在背上。”但是会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反而是查理最终赢得了亨利的支持。

(29)　 　 　 　 　战争表

(30)　因教派创始人彼得·瓦勒度得名，瓦勒度一直活到了12世纪末。

(31)　《奥格斯堡信纲》是路德追随者的信条。《奥古斯堡宗教和约》没有关于茨温利派和加尔文派的相关条款。

(32)　帝国自由城市并没有获得这项权力。城市内部各派别必须相互容忍。

(33)　之前一年（1554），腓力获得了那不勒斯的王位。因为当年他与英格兰的玛丽女王结婚，为了与玛丽女王的头衔对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被授予查理的弟弟斐迪南德大公。

(34)　继承父亲的衣钵，腓力同法国交恶。腓力在两场大战役中击败了法国（1557年圣昆廷战役和1557年格拉沃利讷战役）。战争以签署《卡托-康布雷西斯和约》（1559）而结束。腓力为纪念圣昆廷战役而建立的纪念碑凸显了他的性格。战争之前他曾发愿，如果能够获胜，他会在圣劳伦斯河边建造一座最为壮丽的修道院。腓力没有食言，几年之后，他在马德里附近为著名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一座宫殿、修道院及陵墓——奠基。这座建筑以烤架为模型，原因就是圣劳伦斯曾在烤架上被烧死。它是西班牙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这里摆放着自查理五世皇帝以后的大部分西班牙国君的骨灰。

(35)　在失去荷兰之后，随后又于1640年失去了葡萄牙。17世纪后半叶，西班牙卷入了同法国的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其人口因此而急剧下降。在美洲的殖民地爆发起义后，西班牙又于19世纪初将佛罗里达割让给了美国（1819），尽管西班牙还掌控着古巴和世界上其他一些零散的地区，但是此时的西班牙几乎已经将昌盛时期的众多富饶的殖民土地完全割让。美国又于1898年给了西班牙的殖民最后一次重创。

(36)　《人文学科研究》，第9卷，第64页。

(37)　都铎王朝的君主有亨利七世（1485—1500）、亨利八世（1509—1547）、爱德华六世（1547—1553）、玛丽（1553—1558）和伊丽莎白（1558—1603）。

(38)　关于这场旷日持久争端的系列事件，参见本人的《中世纪史》第十九章“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第308条），“教皇英诺森三世与英格兰约翰王”（第228条），和“教廷迁至阿维尼翁（1309—1376）；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反抗”（第233条）。

(39)　1512年，亨利加入神圣同盟——一个反对法国国王，以教皇为领袖的联盟——亨利在法国发动了自己的第一场战役。亨利在横穿英吉利海峡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考虑进攻英国以援助法国国王。苏格兰军队在切维厄特丘陵（Cheviot Hills）的弗洛登遭遇英国部队，几乎全军覆没（1513）。詹姆斯国王被杀，苏格兰的贵族精英几乎在这场战斗中完全凋零。这是苏格兰民族历史上所遭受的最沉重打击。斯科特的长诗《马米恩：弗洛登战役的故事》，就是为纪念这场战争而作。

(40)　镇压行动连同其他一些行径激起了英国北部的反抗，这在历史上被称作“求恩巡礼事件”。这场运动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41)　26位大修道院长和2名小修道院长遭到驱逐。

(42)　托马斯·克伦威尔安排了这场婚姻，因为亨利对此不满，克伦威尔便失去了国王的宠信，很快，克伦威尔因受贿和其他渎职罪被送上了断头台（1540）。国王的所为都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国王从议会获得了剥夺公权法案的通过。在克伦威尔之前，被起诉者有权为自己召开听证会进行无罪辩护。但是，克伦威尔为了逢迎国王，倡导通过了议会可以不用听证而进行宣判。克伦威尔因此而使自己成为了暴君统治的牺牲品，可谓作茧自缚。由于英国议会滥用职权，美国立宪者在列举议会权力时特意加入了这样的条款：“不得通过剥夺公权法案”。

(43)　哥伦布航海的目的是找到通往中国的西方通道。他的活动最终导致美洲新大陆被发现，而美洲却阻挡了这样的通道。这个障碍或许可以在南部或北部，或在两个方向一起被打通；因此探索西方通道就变成了寻求西南通道和西北通道。西南通道由麦哲伦在1520年发现。而西北通道在半个多世纪后才被英国人发现。——佩恩《英国海员航海记》，第83页。

(44)　在此之前多年，这种植物已经被引入西班牙和法国，但是似乎主要因其药用价值被人重视。

(45)　1601年，伊丽莎白将自己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以叛国罪送上了断头台。

(46)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和培根都比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晚。

(47)　查理的迫害从1521年持续到1555年。这些年间被杀死的人数一直被夸大；荷兰著名法学家格劳秀斯（卒于1645）认为这个数字高达10万。而布洛克则认为实际数字并不到1000人。参见布洛克的《荷兰人民史》，第2卷，第317页。

(48)　他还有一个头衔——拿骚伯爵。拿骚是德意志的一个小邦国，现在（20世纪初）属于普鲁士。奥兰治是阿维尼翁附近罗纳河河畔的一个很小的公国，它在1530年归拿骚家族所有。

(49)　很多天主教徒起初同情新教徒并与他们一起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腓力的行为直接违反了尼德兰行省和城市的特许权和优先权。但是埃格蒙特和霍恩无罪而被处死，他们死得很冤。

(50)　参见莫特利的《荷兰共和国的崛起》中哈勒姆（Haarlem）的围困和劫掠，以及莱顿（Leyden）围困的解除。

(51)　这里采用“公开刺杀”的说法目的是为了表明腓力手段上的改变。他一直试图通过暗杀来除掉奥兰治亲王。此时他非法化的法令使得蓄意的刺杀行动公然地成为公共的或政府的事务。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了解16世纪的刺杀活动并不像今天认为的那样非正义。在意大利的一些小城邦，刺杀已经成为一种不涉及良知的普遍手段，即使在北方很多统治者也时常会采取这种手段。

(52)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曾认为这份宣言对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有影响，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荷兰的《独立宣言》在这两份重大的文件中存在影响。

(53)　在这一停战期间（1609—1621），荷兰共和国内部由于宗教和政治党派的斗争充满了分歧。这个时期荷兰最著名的政治家是巴内费尔特的约翰（John of Barneveld，1549？—1619）。参见莫特利为他写的传。

(54)　16世纪瓦卢瓦王朝统治者包括路易十二（1498—1515）、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亨利二世（1547—1559）、弗朗索瓦二世（1559—1560）、查理九世（1560—1574）及亨利三世（1574—1589）。亨利三世的继任者亨利四世是波旁王朝的首位国王。

(55)　《圣杰梅因协议》，1570年签订。

(56)　在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计划中，亨利构思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方案，这在苏利公爵的《回忆录》中有所体现，那就是将欧洲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邦联或联邦，并通过设立一个国际和平法庭来消除战争。这一方案被称作“伟大计划”。

(57)　这场战争的重要事件包括蒂利在卢特（Lutter）击败丹麦国王（1626）和华伦斯坦包围斯特拉松德（1628）。

(58)　皇帝斐迪南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

(59)　为了使谈判更加顺利，委员们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开会，另一部分在明斯特（Münster）开会，都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城市。和平协议条款经过4年的协商才达成一致。

(60)　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的历史阐述了和平协议的这一条款；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们被统治者四次逼迫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这属于例外情况。

(61)　在战争结束之前，双方阵营的支持者人数超过了士兵的人数。在行军途中，军队召集了那些在罗马帝国横行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游牧部落。战争过后，这些被解散的士兵成了盗贼和土匪，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德意志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一个世纪里，仍不断受到这些匪帮的侵扰。

(62)　英国的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可能看起来像一场宗教战争，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它主要是一场政治较量，一场反对英国国内政治独裁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