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斯·奈文斯/文

凡尔纳的小说不仅影响了英美两地的数代作家与艺术家，日本的科幻作家也深深地为其着迷，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押川春浪。他的作品《海底军舰》（Kaitei Gunkan，1903）融合了凡尔纳式幻想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战争小说。这类小说的代表性人物——比如乔治·格里菲斯和道格拉斯·法切特——惯于在作品中描绘极具未来主义风格的军事冲突，其中往往包含着由齐柏林飞艇组成的无敌舰队或潜水艇军团。押川春浪将这些主题与幻想机械结合了起来，又设置了一位与尼摩船长很像的复仇者来驾驭它们，这个角色就是樱木船长。科幻小说学者杰斯·奈文斯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奇幻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Fantastic Victoriana）中介绍了这个角色，以下是相关篇目的节选。

押川春浪（1876—1914）创造的角色樱木船长是《海底军舰》及之后四部续作中的人物。虽然其作品的目标读者群是儿童而非成人，押川依然被誉为“日本科幻小说之父”。

乔治·格里菲斯小说《革命的天使》的插图，1893年

樱木船长是一位海军军官，他因为日本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在亚洲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的无能表现而日益愤慨不平。白人不仅对日本施加了种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还对其他亚洲国家大肆欺凌。然而，在樱木看来，比这更糟糕的是，西方各国阻碍了日本以与列强侵略中国相同的方式进行扩张的道路。他认定日本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应对未来与西方力量之间无法避免的战争。于是樱木离开了海军，躲藏到四国沿海一座被人遗忘的荒岛上。他在那里建造了一艘名为“电光舰”的“海底军舰”，这艘舰艇装备了包括鱼雷和高爆弹头在内的先进武器，它在海底和海面都能运作，甚至还拥有飞行作战的能力。樱木为电光舰招募了一小群忠诚且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水手，带领着他们在茫茫大海上为日本而战。在《海底军舰》中，电光舰剿灭了一群骚扰日本海运的白人海盗。而在后续的几部小说里，电光舰又向沙俄、英国以及法国的舰队发起挑战，并把它们逐一击破。

拥有幻想元素的小说在日本有长达数百年的传统，这一点与中国十分相似。中国的武侠文学——比如《水浒传》——在江户时代（1603—1868）下半叶的日本一度非常流行。1774年，一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风格的小说《异国奇谈和庄兵卫》（Wasobei Ikoku Monogatari）在日本问世。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后，日本学者岭田枫江出版了叙述鸦片战争经过的《海外新话》（Kaigai Shinwa，1849），并在其中着重强调了英国侵略中国的邪恶动机。在《海外新话》的影响下，以虚构或半虚构的方式重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类作品应运而生，比如伊东孝的《西征快心编》（Seisei Kaishin Hen，约1855年），它讲述的是大名德川齐昭带领日本军队在中国打击英帝国主义的一场未来战争。

但是，日本的现代科幻文学起源于1878年问世的《海底两万里》日文译本。凡尔纳的作品对日本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短短几年后就开始不断有《海底两万里》的仿作涌现。1890年，矢野龙溪出版了《浮岛物语》（Ukishiro Monogatari），它直接采用了《海底两万里》的基本设置，只把险恶又浪漫的尼摩船长替换成了一位日本帝国的坚定拥护者，他在一群由日本海军少尉组成的船员的辅佐下打击着没有提及具体国籍的高加索白人海盗。

押川比矢野走得更远，他的作品不仅包含凡尔纳风格的科幻机械与设备，其中还额外添加了一层极具政治意味的底色。押川在小说中细数了西方势力以及俄国对亚洲和日本的邪恶计划，并以此敦促日本人加入西方列强构筑帝国的博弈游戏之中。

乔治·格里菲斯小说《革命的天使》的插图，1893年

押川的作品因凡尔纳式科技崇拜、傲慢的民族主义以及对西方国家的负面描绘而风行一时，尤其是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后，因为这场战争恰好与押川的预判相符。押川在同时代人中间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科幻小说作家才逐渐摆脱押川的影响。

威尔斯与“可能的人”

与爱伦·坡和凡尔纳相似的是，威尔斯同样十分依赖貌似真实的效果。在描述自己的发明时，他将科学知识与术语融入叙事，让故事看起来切实可信。然而，威尔斯更感兴趣的是营造让读者难以置信的怀疑氛围，而不是极度注重细节的现实主义。狂热的粉丝或许能够在仔细研读文本后试着复刻尼摩船长在“鹦鹉螺号”内外布置的机械结构，而不论是时间机器、火星人的三足机器人，还是化学射线枪，威尔斯笔下的描述都没有精确到可以在现实世界中重现的程度。（讽刺的是，虽然描写得事无巨细，但实际上凡尔纳的造物作为发明可能也行不通。）在威尔斯看来，他的故事完全是幻想，那些机械不是什么工业制品，而是艺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点也是对当代蒸汽朋克创作者的先见，因为他们的存在模糊了手艺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界限。在1934年出版的《七部知名小说》（Seven Famous Novels）的序言中，威尔斯终于得到了一个直面凡尔纳的幽灵的机会，他如此写道：

他（凡尔纳）的作品几乎总是在探讨发明与探索的真实可能性，而他的确做出了一些重要的预判。他所激发的是十分客观而实际的兴趣，他书写、谈论且深信不疑的都是本应实现却未能在他写作的时代实现的事物。他帮助读者想象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情况，以及这些事物实现之后可能带来的趣味、刺激或伤害……而我的故事则不会假装自己探讨的是可能的东西……它们全都是幻想；它们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规划某种严肃的可能性，而只是传达和一场激动人心的梦境相近的真实感；它们用以吸引读者从头读到尾的不是讨论与证明，而是幻想和艺术。从读者在回味中合上书本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应当从这个梦境中醒来，并认识到那一切并不可能了。

《世界大战》中的一幅插图，沃维克·戈博斯绘，刊登于1897年连载该小说的《皮尔逊杂志》

诚然，威尔斯或许将自己笔下的造物视作艺术品，但是在学者布莱恩·斯塔博福特看来，他的“发明”正是让科幻小说延续到20世纪所必需的叙事提升。通过对传统科幻小说的叙事方式加以改造，威尔斯的发明——斯塔博福特将其称为“促进设备”——使得梦境故事和对未来的预言显得更加令人信服。

预言对威尔斯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可能远胜于科幻小说的其他要素。虽然他笔下的机械令人印象深刻，但威尔斯的兴趣所在并不是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人类在社会与政治上的潜力。在《世界大战》中，火星人令人畏惧的技术起到了一种近似于人类学描述的作用。威尔斯将火星人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类比，并成功地建立了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而伊恩·埃金顿和德·伊萨艾力等精明的现代创作者又在《伟大的博弈》（The Great Game）和《赤红印迹》（Scarlet Traces）等视觉小说中拓展了这一主题。与之相比，《时间机器》一书则堪称阶级评述的载体，并且十分符合创作背景的时代精神。比如，在虚构小说之外的领域，西奥多·德莱塞等美国作家便以小说作为载体来探讨社会上的不公现象（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完善的人物形象分析）。就像传记作者W.沃伦·瓦加尔在《H.G.威尔斯：时空穿梭》（H.G. Wells:Traversing Time）中所写的那样：

时至今日，哪怕读者对19世纪末的欧洲和美洲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一点皮毛，威尔斯小说的主题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目了然的。《时间机器》是一部关于阶级斗争的寓言。生物学揭示了异化现象的可能性，而对“社会问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的认知则揭示了异化发生后可能遵循的脉络。

正是威尔斯在外星装置之外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切引导了蒸汽朋克文化中的特定领域：从对所谓的“绿色运动”的关注，到由无政府主义者运营的《蒸汽朋克杂志》。对于蒸汽朋克文化最优秀的参与者而言，社会意识无疑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们必须时刻对19世纪那些不怎么激动人心的元素抱有清晰的认识。虽然这个时代在科技和美学上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在政治上却难以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印记——其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尤其是威尔斯审视的重心。

虽然在种族与征服等问题上，威尔斯也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偏狭之处，他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却紧紧抓住了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威尔斯最显著的天赋便是运用科幻元素让富有娱乐性的故事和对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有趣的是，一旦剥离了这些科幻要素，威尔斯就无法再将娱乐手段作为自己理念的载体了，他那些更加主流、更偏向现实主义的作品如今大多被人淡忘了。

两位作家从科学进步带来的模糊空间中汲取着全新的灵感，并以爱伦·坡的技术为基础，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创造出了充斥着恐怖与美丽的平行世界。这让他们为20世纪晚期及以后的蒸汽朋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影响与刺激，这一文化群体依旧面对着那个必将始终存在的选择：是在当代语境下延续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还是单纯采纳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设置，并停留在对古怪发明和疯狂科学家的迷恋之上。考虑到当代蒸汽朋克文化那些颇具多样性的创作——比如杰克·冯·斯拉特的蒸汽朋克工坊里那些升级翻新的古董机械，以及色彩斑斓的《格拉汉姆杂志》；比如莉比·布罗夫的时尚肖像摄影、电影《童梦失魂夜》（The City of Lost Children）里的疯狂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哥夫罗德斯基的机械装置，以及埃夫莫博士的“通天塔”建筑作品——都能看出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影响，这一在当下和过去之间不断延续的交流与争论也在其范围上变得越发显而易见。自新艺术运动(7)——或超现实主义运动——以来，便再也没有哪种单独的思想能够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一种文化之中了，也不曾出现过这种同时依赖于两位独特且彼此不同的前辈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