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自始至终都明白，我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同情和怜悯。但有时她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她想把我当成健全的孩子一样对待；另一方面又认为有责任保护我。如果我做错什么事，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受到批评。

母亲深知，我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感受到正常孩子所获得的快乐，例如，学习骑自行车，去公共泳池游泳等。对我来说，做这些事情时身心所面临的困难比其他的孩子要大得多，但是与收获相比，这一时的担忧和潜在的伤害都是不值一提的。“那时我别无选择呀！”母亲后来告诉我，“什么都不敢让你去尝试可能才是最糟的。”

这也是为什么母亲总会允许我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就算我浑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甚至有可能会摔成骨折都不阻止，只要我开心就好。我可以沿着街道跌跌撞撞地走，也可以骑在邻居的自行车上，面临着随时都可能摔下来的危险。正是母亲的理智战胜了感性，我才得以茁壮成长。

长到一岁多点，也就是十五个月大光景那会儿，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医生曾说过假如不装个假肢，我这辈子都别指望能走路了，但事实却和他的预言大相径庭：父母的房子坐落于华盛顿州西雅图郊区的山湖天台市，我就是在那客厅的地板上摇晃着迈开了步子。没有脚行走的感觉，就像在高跷上想要保持平衡一样。

父亲用他那8毫米对焦镜头的相机捕捉住了这一重要时刻。我笑得合不拢嘴，那笑容胜过了任何语言。爸爸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了。给我看病的医生也目瞪口呆。从我的表情看得出，我正在努力用大脑控制身体，试图创造奇迹。有位朋友曾经看过这段家庭录像，他说我们见证了“某种演变”。这天，父母第一次问：“他真的能做到吗？”之后，他们依然忧心忡忡。

孩子们天性就爱模仿其他孩子。我很幸运能有一个哥哥，名叫阿尔特，只比我大一岁。阿尔特是我的守护者，我们的家庭录像里也有他，他张开手臂，跟着蹒跚学步的我，生怕我摔倒。我学会了走路，他和我一样兴奋，我还没来得及向另一个方向挪步，他就紧紧抱住我，向我表示祝贺。

阿尔特和我形影不离。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帮我挣脱了束缚，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都不再受到限制。例如，有一次，医院的一位理疗师告诉母亲必须调整一下我的玩具，在上面分别装上手柄。“你必须对他周围的事物做些调整，”她说，“不然托尼会有挫败感和困惑。你不想让他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对吧？”

这次见面后，母亲本打算按照那位理疗师说的做；毕竟，她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第二天，母亲看到我和阿尔特并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周围堆满了乐高积木。当时，哥哥用他的双手搭建宇宙飞船、城堡和小车，我则用我的脚、牙齿和“手”模仿他的动作。

母亲这才恍然领悟到：儿子必须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让这个世界来适应他。

她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我没有成为“脆弱的托尼”，而成为了“爱探险的托尼”。我没有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打闹，常常膝盖沾着草渍，手肘磨破皮。

母亲知道，不管是我小时候在外玩耍，还是长大后永远离开家乡，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能帮我活得从容自在。因此她想把我培养成独立自强的人。这令父母很苦恼，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生活就是不断的尝试，有阿尔特为我引路。我会观察他做事的方式，跟着反复尝试，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阿尔特能胜任的事，我也能。阿尔特能搭积木，我也能。阿尔特能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我也能。阿尔特能骑自行车（这对孩子的独立性和运动力要求很高），我也能。

我们邻居家有个叫辛迪的女孩，比阿尔特大几岁，她是第一个让我骑自行车的人。一天她问母亲能否带我去骑自行车。“我以前教过其他孩子骑，我会帮他的，保证会非常小心！”辛迪说。

“求你了，妈妈！”我站在辛迪旁边，咬着嘴唇，“十指紧扣”，恳求着母亲。她知道我有多想去，也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于是说：“好吧，去吧。”

尽管母亲答应了我和辛迪的请求，却不忍目睹可能发生的一切，便走进屋里了。大多数孩子学骑自行车时都会摔倒，不用想也知道我不会例外。何况我要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挑战，要时刻担心能不能抓住车把手，会不会踩不到踏板，可能还会因为这些担心而没法专心骑车。

辛迪意识到了我的不便，所以格外小心。“总之，记住，关键是要保持平衡，”她说，“刚开始可能会有点怪怪的，摇摇晃晃，但只要一直踩踏板，很快就会沿着直线走了。一旦掌握了诀窍，就永远不会忘了。”

她帮我扶着车让我跳上去。“好，用力蹬！”她说。此时，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在围观。阿尔特也在其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沿着街道往下骑的时候有点摇晃，但是我完全是自己独立完成的。辛迪本打算跑在后面帮忙扶车的，但她发现没有这个必要。她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骑。“冲啊，托尼！好样的！”她蹦跳着，欢呼雀跃。其他的孩子也在为我加油打气，我家的门是敞着的，母亲一定听到了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我又突破了一道障碍。

当然，要掌握这项新技能还是颇具挑战性的。我没有手，加上手臂很短，这就导致我的灵活度有限，于是转弯成了我的大难题。刚开始，我只能沿直线骑。每次转弯都摔跤。但是通过不断地摔跤和反复地练习，不出几日，我就开始自由穿梭于车道和宁静的街巷了。从那时起，我和任何人一块儿骑车都不再是问题，哪怕是大个子的男生。

这让我兴奋极了，可惜只有在辛迪不用车的时候我才能有车骑。可是运气这东西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过了几个月，辛迪竟得到一辆新自行车。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七岁生日，父母给了我一个惊喜，他们把一辆红色的施文牌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车子安上了新的细长的后部翘起的车座和蝶形车把。

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了邻居孩子们“自行车党”的一员，我们每天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我总是喜欢当领头羊，还喜欢挑战别人来场赛车。每次骑过家门前我都大声喊：“妈妈快看啊，我不用手就能骑啦！”这总能让每个人感到欣慰。

阿尔特和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走过大街到对面小学的操场玩耍。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理想的游乐场，那里有足球场，也有篮球场。有时，我们口袋里装些粉笔，为我们的自行车画“停车位”。学校离家的距离不远不近，既能使我们感到自由独立，又能听见母亲从门廊后面叫，“阿尔特、托尼，该回家了！”

我上四年级、阿尔特读五年级的那会儿，我们有时骑车去社区泳池。尽管我水性不是太好，但是我喜欢水，我会迫不及待地和哥哥以及朋友们跳进泳池里。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当孩子们每次跳进水里时，有些母亲会立刻把自己的孩子拉出水池。阿尔特说：“看，我们一进来，他们全出去了！”他们觉得我有传染病似的，好像我一下水，他们孩子的手脚就会脱落。过了一会儿，大批人都离开了，无须别人说我也明白他们是在躲避我。对此，我不放在心上，我继续游泳，心想：“太棒了！宽敞多了。”

阿尔特和我的关系，与其说是兄弟关系，倒不如说是朋友来得贴切。我有多渴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阿尔特就有多感同身受。类似捡玩具这样力所能及的事他从来不会主动帮我，他知道我自己能够做好。但是一旦我需要他，他总会出现在我身边。事实上我很少求助。通常我更喜欢自己完成每件事，这个过程给予我独立感和成就感。

父母对我们向来一视同仁，在分配家务上都毫无偏颇。我负责收拾餐具，以及给房子进行大扫除。

因为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所以母亲常常给阿尔特和我穿同样款式的衣服。去市集时，我们都戴牛仔帽，穿棕褐色皮外套（她给我的夹克衫缝了短衣袖，帮阿尔特缝了正常衣袖）、格子花呢衬衫和牛仔裤。要是去我们最喜爱的比萨店吃晚餐，我们会穿着同样的带领扣衬衫、相似的牛仔裤和鞋子。我们深棕色的头发也总是剪成一个发型，把前面的刘海梳到一侧留成一个大波浪。人们会停下来看并问道：“他们是双胞胎吗？”

妈妈买什么东西都会买两套，除了是因为更经济划算外，我想更主要的是她想把我们俩打扮成一样的，以此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这样人们更不容易发现我没手没脚。人们更多的会关注我们俩长得有多像；这样，对我表现出的异常反应就会少很多。

我没手没脚，并不意味着我体弱多病。恰恰相反，我是几个兄弟里最健康的。我的父母从未跟阿尔特说过，“小心！你会伤到托尼。”因为我从不会表现得需要同情，并且我们也像其他兄弟一样经常摔跤、玩耍。我们抱成一团，谁都不肯退让，非要争出个胜负不可。我把他夹在腿和胳膊之间。阿尔特挣脱不了，他扭动着身体大叫，“放过我吧！”我认为我们多半是打成平手。比赛摔跤，我胜负参半。但阿尔特不赞成，他认为比分更像是60∶40，他胜了。

我和阿尔特也会争吵。一次，当我们模仿星球大战，拿着自己的光剑决斗时，最后我们打到阿尔特的卧室才结束，他的**堆满了玩具车和图画。

在我挥舞了一番我的剑之后，阿尔特说，“够了，托尼！你会打坏东西的。”

“你现在说话像老妈一样！”我戏谑道，同时挥剑砍下最后一刀，千钧一发之际，阿尔特躲开了。这一刀没有打到他，却打碎了他最喜爱的玩具车。车子的碎片溅得满屋都是。

阿尔特被激怒了。“出去，托尼。马上离开这里！”

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向他道了歉并且离开了房间。但是阿尔特没有说任何辱骂的话，也没有想报复而打我（虽然这在一怒之下是可以理解的）。阿尔特从未因为我残疾而侮辱我。愤怒不是爆粗口和打架的借口。阿尔特从不做这样的事。此外，父母也绝不容忍这样的事发生。从一开始，他们就教育我们，我们是亲兄弟，不论发生什么不愉快，都要彼此尊重。对外人也要以礼相待：我们想要他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始终要那样对待他人，而且要懂得尊重。我们会互相发脾气，但是脾气发过了，我们始终还是朋友。

阿尔特所做的一切都超出了兄弟之情。他总是保护我，不让别人欺负我，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知心朋友。但是，阿尔特也是“另一个兄弟”。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的照片在美国畸形儿基金会募集资金期间被刊登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在播放马拉松式电视节目时也出现在了银幕上。亲友们总是想知道我的近况，阿尔特却总是被忽略。

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备受关注的孩子，作为我的哥哥，久而久之阿尔特也不以为意了。他也想得到认可和赞美。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一直在搞艺术。而我天生喜欢社交。通常，我都很活泼开朗。我喜欢和人打交道，他们仿佛像一种魔力吸引着我。阿尔特则对独自创造艺术品更感兴趣。阿尔特认为这方面是他的特长，为了突出他的优势，他画画，制作汽车、船和飞机的模型。他的房间渐渐地变成了艺术展馆。我对艺术并不感兴趣，但是这却使他得到了认可，不再被称作“托尼的哥哥”。

虽然我从不抱怨自己没有手脚，但是在大概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摆出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问母亲：“我会像阿尔特一样长手吗？”

她犹豫了一会，然后说，“当你和哥哥一样的岁数时，你会长出手的。”

我自然是永远长不到和阿尔特一样的岁数。母亲不确定我是否听出了话中的玄机，但是这个回答对我似乎足够了。那次之后，我没有再问过关于长手的事情。

家人或朋友从不会怜悯我，我不希望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因为我努力做好生活中的一切，这种念头一刻也没有在他们脑海中出现过。“我从不记得托尼为自己的不健全而难过，”我的母亲会告诉她的朋友们，“他从不怨天尤人或是抱怨为什么自己会经历这些。他始终接受现在的自己，从未退缩过。”

了解我的人从不会为我感到难过。除非是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只有那些在商场或是饭馆碰到的陌生人、那些在一臂之远的距离看见我的人，他们才会觉得我需要怜悯。

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以及阿尔特，我和阿尔特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正是因为我天生的缺陷才使我们如此亲密地在一起。

我总想模仿阿尔特，他也尽力保证我能跟上他的节奏，尽管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放慢一些速度。他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这种耐心在我对待幼时的儿子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例如，我曾用心地帮他系鞋带。

我的哥哥不止一次地说，“托尼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能够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如果我一出生就没手没脚，我绝不能像他一样做得那么好。托尼实在了不起。他真的是很幸运。”

但是，成功并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我不是单枪匹马取得成绩的。阿尔特自始至终帮助我、指引我，简而言之，他是我的坚实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