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统一客体和主体的努力是他的理论——思想本身是自然的表达——的产物。谢林假定三种力量的存在，即自然、精神和思想。其中，精神是自然的力量，在自然中作为一种能力存在。精神和自然在“主体和客体的冷漠”②中结合起来。或者说，自然和精神之间没有“冷漠”,思想是这种“冷漠”的表现。由于“冷漠”并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

据黑格尔所见，谢林的哲学努力是一个错误，因为它终结于自然哲学。谢林通过将主体纳入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③

谢林的失败在于，他将理念纳入自然之中。从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来看，理念必须是完全独立的，它必须是自我存在的。黑格尔派的方案是采用斯宾诺莎的物质概念，并使物质进入思想。谢林恰恰移入相反的方向，使思想成为自然力量的表现。谢林将理性归纳为自然力量的一种机能，而不是表明意识的独立性。在谢林看来，主体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自然的附加现象的限制。④

黑格尔对谢林的评价也是对黑格尔体系的一种表述。黑格尔的原理被用于哲学体系的替代。这里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不幸的是，青年恩格斯拒绝利用黑格尔的这类论证。青年恩格斯从未提到黑格尔论及谢林的著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停留在对这个黑格尔的敌人试图重新回到宗教哲学或复兴神学的指责上。

青年恩格斯对论战的兴趣比对哲学的兴趣大。通过他1838～1842年的基本行为方式，我们能够发现，青年恩格斯是一个社论家，一个熟练的、消息灵通的分析家，而不是哲学的专业人士。

他在1838～1842年的著述是党派的社论文章。

在这一章中，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的不准确把握。他对黑格尔不完整的理解不仅产生了对黑格尔思想的严重歪曲，而且使他不可能区分这些希望延续他们老师传统的学生和追随者之间的差别。

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为青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马尔海内克》,另一篇是《亨宁》,它们都被并入“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这个标题之下。①当青年恩格斯在柏林主动卷入关于黑格尔的争论时，他不仅旁听了谢林的课程，而且旁听了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这两个人也加入了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并与他们以往同事的代表争讼。

青年恩格斯赞同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并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共和主义的。马尔海内克和亨宁被青年恩格斯归入赞成黑格尔派的联盟。这个阵营击退了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攻击，试图抢救黑格尔主义的遗产。

由于缺乏分析能力，青年恩格斯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都是老年黑格尔派。到了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归为自由人的一员，但他也没能指出自由人的立场与马尔海内克、亨宁的立场之间的差别。

在对黑格尔主义传统、详尽和深入的研究中，约翰·托乌斯提到了这两个人：关于黑格尔派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现存的宗教、政治秩序的保守的妥协的解释，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观点是最好的例证。①

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他对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赞美可以被定位为“保守的妥协的”老年黑格尔派。即使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青年恩格斯与马尔海内克、亨宁同属一个联盟，但他没有告知他的读者，他自己的黑格尔主义、政治改革与这两个捍卫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正统右翼代表之间存在重要分裂。

青年恩格斯甚至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两个人都是黑格尔的拥护者，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上捍卫黑格尔的。马尔海内克将黑格尔视为宗教和理性之间和解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点上，托乌斯写道：

在他的神学课程和著述中，马尔海内克一直认为，在《圣经》和福音教会编纂的教义中揭示的宗教“代表”的整个体系既可以用于哲学真理的形式，又不损害人的自由的合法要求，或曰不牺牲宗教信仰内容的任何部分。②

相反，亨宁探求理性和现实之间的和解。也就是说，亨宁探求理性和政治的结合，而马尔海内克追求理性和宗教的统一。

对亨宁和福斯特来说，政治是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和现实和解的焦点。人能够把握绝对，因为绝对在理性自由的君主政治世界中揭示自身。①

共和主义的需要，建立统一联盟以反对普鲁士反动政权的需要，是青年恩格斯没有充分界定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立场的原因之一。无视这些统一的要求，青年恩格斯留下了关于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老年黑格尔派以及这两个人对黑格尔的理性观念的不同态度的重要空缺。

青年恩格斯最尊重的老年黑格尔派成员是爱德华·甘斯。甘斯在1839年逝世。在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责问他是否参加了甘斯的葬礼。②大约两个月后，恩格斯再次敦促格雷培不要忘记到甘斯的坟前致敬。③大约一年后，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通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只有甘斯、罗生克兰茨和卢格配称黑格尔的学生。④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向甘斯致以最高的敬意，可能有两个原因：青年恩格斯自己是犹太解放运动的阐述者，他对甘斯在柏林大学最后成功地赢得教职表示赞赏；青年恩格斯将甘斯视为反对历史法学派斗争中的一个同盟者，而历史法学派的立场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做意识形态的辩护。

青年恩格斯想做辩护者的需要成为他最初引起马克思注意的基础。正如青年恩格斯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拥护黑格尔派联盟，他也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在共产主义早期历史中颇有影响的人的拥护者。我已经指出这个事实，即青年恩格斯在写于1842年5月至6月的诗歌《信仰的胜利》中，赞扬青年马克思的才智。大约四个月后，1842年11月，他与马克思在实际生活中结识了。

青年恩格斯希望填补的角色是支持激进政治运动的重要的共和主义者，而这个愿望有时候使他歪曲了一些事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有必要再次逾越我为自己设定的1842年这个分界线，而对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和1844年1月写于英国的某些著述加以审视。

对我将要引证的论据的充分认识，依赖于回想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在科隆《莱茵报》办公室的第一次会面。当时，青年马克思怀疑青年恩格斯与柏林的自由人有联系。青年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人发表的文章，冷淡地结束了两个人的会面。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没有再次会面。

不顾和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缺乏联系，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18日的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撰写了如下段落。它发表在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

还在1842年秋天，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唯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可是，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该派的政治性刊物《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倡共产主义，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反对行为都不能把它扼杀；就在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曾满意地看到，共和主义者正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行列。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一位诗人，他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于去年冬天曾被大部分英国报纸译成英文；还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希望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逐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①

在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摆出了新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姿态。他为欧文和宪章运动的拥趸们写作，并试图说服读者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大陆上发展着。青年恩格斯希望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提倡者。

只有到1842年11月，在科隆的报社遇到赫斯时，青年恩格斯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赫斯当时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了，在匆忙的会见之后，他使青年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1842年11月底，青年恩格斯在去往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的路上途经科隆，而当他到达曼彻斯特时，已经是德国共产主义的辩护者和推动者了。

青年恩格斯渴望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号角，推动英国和大陆激进主义的联合的实现。这使他不仅歪曲了陈述，而且对事实做出了误述。青年恩格斯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畸形形象出场，错误地断言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学。

在上面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说成—“派”,而这是对现实的歪曲。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做出了这个断言，但到1844年，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就解散了。②这证明，青年恩格斯提到的这一“派”至少是短暂的。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派”这个词来描绘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是夸张的。鲍威尔、费尔巴哈和卢格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以至于不能被归为一“派”。这个理性的运动一年后就分崩离析了。

指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这一“派”同情共产主义，这也是严重的误导。赫斯成了共产主义者，而鲍威尔和卢格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青年恩格斯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意见纷争。他写道：“就连这一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布鲁诺·鲍威尔博士、费尔巴哈博士和卢格博士，当时也都没有打算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他们从未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

“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这种表述是荒谬的。鲍威尔，抑或费尔巴哈和卢格从未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因此，青年黑格尔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共产主义。只有在脱离青年黑格尔派之后，青年马克思才成为共产主义者。青年恩格斯经历了略微不同的过程。他在1843年追随赫斯，并采取了这种“决定性的步骤”。但是到1844年和1845年，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成为合作者，一起撰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与鲍威尔、费尔巴哈、卢格、赫斯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相分离。青年恩格斯证明，共产主义并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必然产物”,因为他自己就割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联系，以便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础。

上面引自青年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包含着事实上的谬误。“除了现在已被查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派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以外，已经又有另外一大批人，如卢格博士，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决定而被查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期刊《德国年鉴》的编辑；马克思博士，《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

这段话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莫泽斯·赫斯是共产主义的早期信仰者。这个我此前提到的人，使青年恩格斯受到了共产主义的洗礼。

为了揭示这段表述中的其他错误，我们有必要忆及如下年表。

青年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写出这段话，而青年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他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