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所做的讨论，核心在于联系或分离马克思和黑格尔逻辑上的异同，即马克思延续或不延续黑格尔的方法论方面。然而，这里有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他们的历史地位层面，或者说他们与18世纪启蒙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个层面关注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对此，我需要做一些评论。

在写于1939年的非凡的《从黑格尔到尼采》中，卡尔·洛维特——一个身处日本的移民——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以他们自己的文风使理性、历史和发展的启蒙传统永久化。①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将宗教和哲学分离开来，认为只有人类理性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乌托邦未来的能力，而黑格尔改写了基督教末世论，将宗教信仰转化为哲学上的自我决定。

洛维特将《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精神”这章作为黑格尔对基督教神义论世俗化的标志。在“绝对精神”这一章中，黑格尔描述了完整的知识、艺术、宗教和哲学上升的三个阶段，并证明宗教超越艺术，哲学超越宗教。事实上，哲学取代宗教成为知识的最高形式，是对理性的启蒙信仰的一种反映。洛维特将黑格尔表述为哲学神学的一个范例，而启蒙哲学之后的理念将获得此前为信仰所保留的“绝对知识”。

在洛维特看来，黑格尔将启蒙的方案传递给了后几个世纪。贯通理性、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启蒙原则，黑格尔将西方思想史对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的期望留给未来。洛维特的解释被约翰·爱德华·托乌斯在《黑格尔主义》中所做的研究证实。托乌斯将黑格尔理解为对理性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经验主义分歧的反叛者，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和本体论的和解取代了这种分歧。①事实上，本体论自身是逻辑的或自我决定的，这意味着人们的时间由理性设计来指导。

尽管马克思脱离了本体论思想，但他也将人类主体视为理性的存在，视为实现与人类理性相符合的未来的能力。这种历史目的论将马克思与启蒙—黑格尔主义的方案联系了起来。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②中，于尔根·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看作现代性的发明者。黑格尔将19世纪表述为一个新的时代，表述为对此前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富有决定性的突破。

在这个新的时代，现代性与历史中的理性规则是同位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思想能促进人的持续发展。哈贝马斯指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启蒙方案和现代性是同时代的。

然而，现代性中存在一个不幸的悖论。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一方面，理性规则承诺一种永无止境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理性的统治也为工具理性的产生准备了通道。黑格尔和马克思是阿多诺思想的先驱。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当质疑现代性的议程是否还与后现代主义世界有关的时候，哈贝马斯提出了当今时代的基本问题之一。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后现代主义时代还有话可说吗?这个问题提出的议题是，理性的思想和历史的进步目前是否仍然具有意义。

本书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只想保留这种困惑。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中的上升或衰落，对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问题具有当代意义。如果拒绝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的概念，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保留思想和乌托邦主义信念，黑格尔和马克思就仍然是知识和灵感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