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伊波利特
让·伊波利特的著作是反对阿尔都塞所背叛的那种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极好说明。作为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学派的成员，伊波利特是阿尔都塞发现存在悖谬的那种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
伊波利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代法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受到20世纪30年代黑格尔复兴的影响，也正是这个复兴对卢卡奇的思想产生了影响。20世纪30年代，除了黑格尔的复兴之外，爱德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在法国也引人注目，正如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样。
法国黑格尔主义的现代历史中的一个传奇事件，是科耶夫1933～1939年在索邦大学讲授论及黑格尔的课程。①这些课程极大地推动了法国黑格尔主义的上升。伊波利特没有参加，但其他法国哲学未来的杰出人物都参加了，如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科耶夫的讲座强调黑格尔的主人一奴隶话语，这完全来自《精神现象学》。科耶夫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接近黑格尔，认为“绝对”并不是与精神连在一起的，而是与人类劳动连在一起的。
科耶夫的著作很有趣，证明了人们对黑格尔的学术解释在内部并不一致。那些在观点上背离了《逻辑学》(1812年)、《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的人优先看重晚年黑格尔，而晚年黑格尔又被看作一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普鲁士复辟保守主义的辩护者。20世纪30年代，黑格尔对普鲁士复辟的解释在法国大学中得到公认。
相反，那些在观点上背离了《精神现象学》,或由霍夫迈斯特和拉松在20世纪20年代刚刚开始出版的黑格尔更早的著作的人，阐明了一个更具有人类学意蕴的黑格尔。伊波利特正是这样做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和新发现的耶拿时期(1802～1806年)的著作，特别是《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是早年黑格尔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著作中，黑格尔是以将主观意识视为历史审察的面貌出现的。相对于意识这个更积极的观点，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中显示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兴趣，更为关注人类劳动的力量及其创造性潜力。如同科耶夫那样，伊波利特属于那些优先看重黑格尔早期著述的人。伊波利特1936年将《精神现象学》翻译为法文，这是该著作的第一个法文版。
此外，正如我在本章最初几节中论述的，伊波利特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做了一个区分。他写道：“黑格尔主义的关键困难是《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关系，或者，正如我今天要说的，是人类学和本体论之间的关系。”①
如果谁将《精神现象学》作为黑格尔的核心文本，他就会羡慕人的意识的肯定力量，而如果谁将《逻辑学》作为黑格尔思想的外衣，他就会受到黑格尔的本体论体系、理念作用与现实的有机整体的深刻影响。
由伊波利特展开的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将早期黑格尔和早期马克思联系起来了。伊波利特站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关键时刻。他的一个观点是，并举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其依赖的《精神现象学》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篇文章中。通过比较这两部著作，伊波利特能够确定黑格尔哪些思想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以及哪些思想已经死去了。伊波利特以自己的方式追溯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步骤。鉴于卢卡奇想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永存，伊波利特是以一种现象学的存在主义来呈现马克思的。
伊波利特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中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的受益者。这部手稿使马克思第一次带着人类学的光芒在场。以往未被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现，揭示了马克思思想此前被遮蔽的方面。伊波利特也是以往不为人知的黑格尔早期手稿出版的受益者，这些手稿也照亮了黑格尔思想被遮蔽的维度。和卢卡奇一样，伊波利特及时站在这一点上。当
第一次并举以往没有出版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成为可能时，他倾向于一种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做法。
伊波利特的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是他的著作《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成因和结构》。在这里，他概述了“以意识为中介上升到精神的灵魂的巡回”①。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对通过自我意识进化为精神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象所确认的自我意识的漫长探索过程。
自我意识的旅程假定自我意识本身的历史性质。自我意识要想发展为精神，必须有能力转化自身。精神是对自我意识自我决定的认识。自我意识想要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就必须生产对象，并在生产出对象之后反映这些对象。黑格尔提到作为对象化的对象的生产，自我意识使自身永存。在对象化产生之后，自我意识反映并了解自身的力量。当自我意识抵达自觉的程度时，它就是精神。
精神的自我教化是在文化领域中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我观察是通过对文化对象化的研究形成的。《精神现象学》是自我意识的文本来源。
然而，对象化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当自我意识产生了对象，对象就不再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它处于自我意识之外。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一个暂时的分离，但当主体进入其包含客体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这种分离瞬间就被克服了。由于外化和扬弃持续地循环，异化就成为自我意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条件。对象化的历史阶段意味着自我意识绝不能避免自我异化。
《精神现象学》包括“苦恼的意识”这一章。黑格尔在这一章中评论了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据黑格尔所见，古代的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夸大了个人的自给自足，而这种自我实现的努力使个体与群体分离。这种分离的一个结果是“苦恼的意识”,即一种孤立的不祥的感觉。伊波利特认为，“苦恼的意识”一章是黑格尔这部杰作的核心，是对自我意识的状态——从其产生的文化客体中反映自己的异化状态——极好的描述。
被这种对《精神现象学》的理解武装起来后，伊波利特又对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著述(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进行了比较。伊波利特的著作《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是这种比较发生的场所。①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中，伊波利特致力于将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正如下面这段引文所清晰表明的：
黑格尔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如果没有关于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的知识，我们要理解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是不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马克思认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从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马克思有时受到唯心主义的鼓舞，在另一些时候则拒绝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集大成之作《资本论》的基始意义，并不逊色于理论经济学和恩格斯的经验研究。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全部知识显然来自论禁欲主义和“苦恼的意识”的这章。任何对《资本论》的解读都足以证明黑格尔《逻辑学》的某种影响。人们认识到……正如列宁所观察到的……人们必须掌握《逻辑学》,以跟随马克思的阐述和论证。①
伊波利特不仅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而且意识到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这正是他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的主题。伊波利特也意识到，黑格尔预先为马克思做了思想准备。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早期著述，特别是《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对伊波利特非常有用。在1802～1806年的这些笔记中，黑格尔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评论了新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评论了自由经济体制、私有财产、人们劳动的需要以及劳动分工。斯密的新文明说对他极为重要，他还看到了个人的资产阶级崇拜以及竞争对共同体的破坏性。黑格尔严厉批评了资产阶级秩序的矛盾。伊波利特认为，黑格尔预先为马克思做了思想准备。如果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已经成熟的话，“毫无疑问，黑格尔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②。
马克思在社会理论领域的最大成就是，完善了黑格尔仅仅暗示的东西，即将黑格尔主义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思想的某些核心方面，并将其用作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以德国唯心主义标准来衡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性也就此产生了。
黑格尔主义对资产阶级秩序的攻击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据伊波利特所见，这种攻击还拓展到国家问题。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对立：市民社会是孤立个体的王国，而国家是共同体的领域，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对黑格尔来说，政治问题是如何扬弃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破坏性，使之成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尽管黑格尔捍卫私有财产的权利，但他深信，只有在团结的共同体中，自私和对抗才能被合作和互利取代。因为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耶拿战争以及神圣同盟这样的历史时期，所以黑格尔选择了君主专制制度。
伊波利特断言，黑格尔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有机政治秩序之间两极化的看法，是预先为马克思做的另一个思想准备。马克思写于1842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谴责了黑格尔的君主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立场是不同的。但马克思和黑格尔一致超越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性质(撇开私有财产问题),正如他们都将其看作霍布斯主义的战争，并且都以某种方式思考对个人主义弊病的克服。马克思和黑格尔对恶性病症做出了类似的诊断，但采取了不同的补救措施。①
在解读《资本论》的时候，伊波利特意识到《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在这部著作中都是在场的，并为它添加了不同的特质。《逻辑学》传递给《资本论》的是结构主义的维度。《精神现象学》在另一方面对《资本论》产生了主要影响，异化和外化概念由此被转化到马克思的巨著中。伊波利特解读《资本论》的中心不在于经济学的有效性或社会构成分析的有效性，而在于存在主义的主旨。正如《精神现象学》的核心主题是异化，《资本论》的主旋律是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外化一样。
尽管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但在思考外化的后果时，他们都移入了不同的向度。他们都同意诊断，但却有不同的预测。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黑格尔对人类存在抱持一种悲观的愿景，认为人类存在注定是“苦恼的意识”。马克思认为，异化能被超越，并且相信自己找到了这种超越的手段。在《导言》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确定为解放的原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悲剧，而是革命。
(二)赫伯特·马尔库塞
伊波利特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不同于马尔库塞。尽管伊波利特和马尔库塞都认为，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在场的，但这个法国人关注异化和外化问题，那个德国人分析马克思和黑格尔批判理论的性质。这个法国人直接关注《精神现象学》,关注黑格尔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断定黑格尔对人类存在持有悲观的愿景：人注定是一种“苦恼的意识”,对异化的解放是不可能的；那个德国人更多地直接关注(尽管确实评论了《精神现象学》的一章)黑格尔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述。马尔库塞致力于解剖《法哲学原理》和《耶拿实在哲学》,特别是1802～1803年的《伦理学体系》以及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学》。据马尔库塞所见，尽管黑格尔体系的主题是合理性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试图证明君主制国家是正当的。毋宁说，黑格尔想要使合理性思想成为批判现存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尔库塞重视黑格尔思想的进步方面和解放方面。历史是对自由的说明，正因如此，人并非注定是“苦恼的意识”,而是能通过实践逐渐成为解放的主体。
施密特将《理性与革命》①从英文翻译为德文，但趋向于认为黑格尔与马尔库塞有着巨大的差异。施密特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认识论，并为此探索马克思何以从《逻辑学》中借用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并将其转化为《资本论》的解释性方法论。马尔库塞主要关注的不是认识论，而是批判的方法论。他关注这种思想如何作为现实被衡量的标准，又如何作为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
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在他们趋向于对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政治最终将这种相似性撕成碎片。卢卡奇逃往苏联以逃避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马尔库塞则来到了美国。卢卡奇总是将自己看作共产党员，马尔库塞从来都是学术地将自己的生活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国唯心主义式应用。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卢卡奇则在匈牙利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创建中表现活跃。
马尔库塞了解卢卡奇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它被列在了1941年版《理性与革命》的参考文献中。马尔库塞同意卢卡奇重新联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早期尝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卡奇的著作中，与《理性与革命》最密切相关的是《青年黑格尔》,但该书在1941年(马尔库塞出版《理性与革命》美国版)的时候还没有出版。卢卡奇1938年就完成了《青年黑格尔》,因苏联的压制长期未能出版。1948年，《青年黑格尔》才在瑞士
出版第一版。1954年，它在东德出第二版。
《青年黑格尔》和《理性与革命》密切对应，都进一步讨论了黑格尔的《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都研究了黑格尔1802～1803年在耶拿时期的社会经济学思想。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揭示黑格尔和马克思具有同样的洞察力以及对私有财产——产生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批判；揭示黑格尔从来都不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致力于政治革命的代言者。他们都试图消解对黑格尔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解释。
政治将《青年黑格尔》和《理性与革命》区分开来，因为卢卡奇将黑格尔塑造为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成员，并最终进入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卢卡奇追随恩格斯，主张德国人道主义传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使黑格尔成为对庶民革命有贡献的代言者。
即使卢卡奇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也处在斯大林主义的体系内，因而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提供信誉保证。即使卢卡奇是斯大林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居民，但在1968年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之后，他将政治局的世界定义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马尔库塞是一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他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并将苏联的意识形态谴责为一种马克思的实证形式。在后面的段落中，我将展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理性与革命》的一个直接产物。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卢卡奇逃往莫斯科以逃避德国进攻的时候，马尔库塞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不一致。
《理性与革命》对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有所贡献，对马尔库塞实现自己的探索目的也有所帮助。马尔库塞的意图是将黑格尔描绘为20世纪批判理论的先驱。马尔库塞通过分离理念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确信自己关于黑格尔作为批判理论创建者之一的主张是正确的。对黑格尔来说，理念是概念的自我决定，是自我认识进化的最后阶段。
《理性与革命》是马尔库塞对批判理论发展的贡献。他的形式与阿多诺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不同，基于的是如下信念：存在必须受到理性的审查。理性不是存在；它站在存在之外，并以其不完备的无情揭露来攻击事物。①
据马尔库塞所见，这个事业首先是在黑格尔的《耶拿实在哲学》
第1～2卷和《法哲学原理》中进行的。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表述是：他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惊骇中退却了，然而他是一个改革者。①黑格尔相信，事物能符合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持有一种历史的发展观念。作为启蒙精神的延续，黑格尔相信，历史是通往自由的持续的进程。②
马尔库塞还侧重关注与《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同时期的《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以及这些文本处理社会经济基础的部分。黑格尔熟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黑格尔看来，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市民社会充斥着贪婪和奢侈的竞赛。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统治加重了不平等、阶级分层、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劳动剥削以及贫困。他也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市民社会完全沉浸在商业中，以交换关系界定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并将私人利益和自我专注凌驾于共同体和主体间性之上.
马克思不知道《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作为黑格尔文本的一部分，它们在20世纪才被使用，因此，以马克思对这些文本的解释来反对其他评论者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尔库塞不仅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而且使黑格尔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黑格尔以马克思主义术语解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将其看作利润的斗争，认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社会贫困的主要成因。
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是将德国唯心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范例。黑格尔是第一个以唯心主义哲学视角解释经济生活的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将此看作使现实符合理想的良机。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主人一奴隶关系，通过将共同体概念用于揭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造成异化的批判工具，黑格尔为理性创造了契机，并通过实践进行加强，以构建符合理想的现实。
马克思不了解《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但他确实知道《法哲学原理》。1842年，他撰写了对这个文本的长篇评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1842年的评论中，马克思主要关注黑格尔对国家的阐述。然而，马克思在他的评论中留下了一个惊人的空场——他避免提及黑尔格在这个文本中处理市民社会问题的那些段落。黑格尔将《法哲学原理》写成了对个人权利和共同体或社会伦理基础之间相关性的论述，而马克思将其读作一种国家哲学。
马尔库塞对《法哲学原理》中关注市民社会的那些段落做了大量评论。在《理性与革命》中，他全文引用了黑格尔描述工人贫困化的
第243段和第244段。①马尔库塞将焦点聚集在黑格尔对工人贫困的认识以及他们被强迫进行的机械劳动上。这种机械劳动使工人扭曲并成为一个“阶级”,使有价值的个体变成了“民众”②。马尔库塞展示了一个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做出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黑格尔，而马克思关注的是黑格尔对君主立宪制的捍卫。
无视马克思和他对黑格尔大量作品解读的部分不同，马尔库塞觉得，这里的中心点是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哲学方法。以同样的方式，黑格尔将辩证理论用作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批判。这启发了马克思将哲学用于对经济状况的批判，甚至对黑格尔自身的批判。马克思使用了从衡量现实的主体意识中产生的概念——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大部分早期著述都是批判，特别是他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他的政治经济学著述也多表现为批判，尤其是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67年的《资本论》。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倡导者。
当马克思使用哲学分析市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时候，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黑格尔是社会结构的哲学理论的起点，而马克思是这个方法的执行者。①运用哲学来理解社会，不仅旨在使哲学成为一种分析工具，而且旨在使其成为人类能够控制社会运动的手段。黑格尔相信人的自我决定。当马克思认为这是在把握创造符合人们真实本性的社会的时候，他也证明了自己对黑格尔人类自我决定概念的信奉。
马克思也延续了黑格尔运用有机体解释的策略。例如，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中，黑格尔阐述了他将通过随着时间推移的意识，研究思想产生的形式。他对“苦恼的意识”的分析，是对被界定为斯多葛主义的思想形式的研究。
他对启蒙的分析详阅了以18世纪的欧洲为特征的思想形式。黑格尔全部著作的核心是有机体主义的解释方法，即将一个具体的事件置于一种有机体系中的解释逻辑。同样，马克思通过总体进行解释，以有机体主义的概念进行思考。即使马克思使这个领域中的黑格尔遗产永存，但是，我们要记住，马克思和黑格尔对有机整体的实质有不同的理解。对黑格尔来说，总体是本体论的，它是对理念的表述；对马克思来说，总体是由阶级结构组成的。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但他们都同意形式优先、总体是赋予特殊性意义的形式。②
据马尔库塞所见，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没有以正题一反题一合题的术语来规定辩证法。这种正题一反题—合题的辩证法解释，最初是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明的，但被马尔库塞归类为实证主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基于一个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定的主体不再孤立地存在，总是居中地或见之于与其他主体的关联中。主体A和主体B的关系有助于规定主体A和主体B,而主体A或主体B的这种状况又否定了彼此。这并不意味着主体A或B彼此消解，而是说一个主体有助于决定其他主体。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法形式基于相互冲突或相互抵消的过程。这种辩证法与恩格斯正题一反题—合题的版本具有不同的规律。恩格斯将辩证法转换为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它经由自然和历史的发展而成为自然法则。黑格尔—马克思的形式不能描述自然和历史的运动，它不是一种关乎自然和历史的内在阐述。当然，黑格尔—马克思的形式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结构和总体的东西。当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描述解释逻辑的时候，恩格斯正在描述实证主义。或者说，恩格斯提供了对存在或社会现实为什么表现为是其所是的解释。①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相信发展，但不相信使这种发展成为必要的自然法则。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发展是通过意识的设计，通过意识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实现的。在相信经由意识选择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是启蒙时代的孩子。他们对发展理念的共同信念也使他们统一了起来。或者说，他们发出了关于人类有意识地改善人的条件的能力的同一种声音，而这种关于全世界人类宪法的寓意是全部西方经验的核心。因此，人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解读是将自身向理性的发展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