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乔治·卢卡奇

尽管列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卢卡奇是其最重要的拥护者。他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遭到误解，但通常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我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得到了过高的评价，他后来的著作《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1948年在

瑞士第一次出版，1954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第二版)对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强有力的宣传。①《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深刻的差异。如果没有书目学的革命，从《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中导出强大的电流是不可能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差异不仅来自创作时期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在撰写这些与众不同的著作时采用了不同的参考书目。

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对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超越体现在四个因素上：一是1931年，在柏林大学举办的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代表着黑格尔研究的复兴①;二是接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是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四是接触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尤其是《伦理学体系》,以及《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②

首先，20世纪的德国对黑格尔的研究经历了一次复兴。这次对黑格尔研究兴趣复兴的**是赫尔曼·格洛克纳借黑格尔逝世一百年纪念为契机组织的第一次黑格尔会议。1930年，卢卡奇待在莫斯科。1931年，他被派往柏林，恰逢第一次黑格尔会议。实际上，他试图组织一个反黑格尔的会议，以此提出一个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反对以格洛克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形式。卢卡奇没有成功地组织起他计划中的会议，但1932年，他确实在法兰克福大学发表了关于黑格尔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长篇评论的演讲，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做出了贡献。③对黑格尔的重新解释已经取得进展，而卢卡奇参与了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

其次，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尽管当时尚未出版(仍是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但卢卡奇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的同意，读到了这些文件。他可能是

第一个读到这些开创性文本的中欧或西欧学者。

再次，直到1933年，斯大林才不再压制《哲学笔记》的全文出版。幸运的是，梁赞诺夫允许卢卡奇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阅读《哲学笔记》全文。《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是在卢卡奇熟悉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前，但列宁的这些充满思辨的草稿对卢卡奇来说是重要的，被他纳入后来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中。

最后，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直到20世纪才出版。《伦理学体系》出版于1923年，《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发表于1931年。①

《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形成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思想的核心。它们还不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知，因此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是他们忽略的关键因素。黑格尔的这些早期著述对20世纪黑格尔的解释版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于20世纪马克思的解释。

当卢卡奇准备写作《青年黑格尔》时，《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已为他所用，因此《青年黑格尔》是对此前不为人知的黑格尔的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融合。这被证明是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其中的汞合金充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化合物。

《青年黑格尔》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差别是，这两部著作分别从黑格尔的不同文本中获得基本的灵感。黑格尔的三个文本——《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在建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那些看到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论的学者，认为该书对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作用；那些看到主体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连接在一起的学者，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最关键的文本；那些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政治、市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国家的基础等的观点的学者，将《法哲学原理》视为黑格尔最重要的文本。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是《逻辑学》,而《精神现象学》是《青年黑格尔》最直接的思想基础。1923年，卢卡奇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述。他对黑格尔的借鉴来自《逻辑学》。1938年，卢卡奇最重要的意图是抵制欧洲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是非理性主义和浪漫的保守主义，而卢卡奇正是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理论一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的启示。

此外，《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都是在对历史语境的回应中形成的。卢卡奇1923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历史条件与他1938年写作《青年黑格尔》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

《历史与阶级意识》收录的文章写于1919～1923年，反映了共产主义左翼这些年的思考。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中欧的革命浪潮在1923年宣告结束。《历史与阶级意识》是涵盖1919年反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乌托邦希望的文章的过渡著作，卢卡奇后来的文章则试图克服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全部失败期间无产阶级的绝望。

作为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成员，卢卡奇写作了告诫无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永不失去忠诚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同时，《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混为一谈的例子。第二国际将学术精力投入经济学和政治策略中，但1923年革命浪潮过去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回落到哲学沉思上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功能被限制在哲学内部，其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策略的尝试失败了。这种失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学术垄断。①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先驱。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是一个两分的形象，由保守方面和革命方面组成。黑格尔的保守方面是他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在这个外表下，黑格尔保卫霍亨索伦家族的专制统治。黑格尔的革命方面以辩证法思想为代表。这个革命方面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先行者。②

在出自《逻辑学》的大部分研究中，卢卡奇强调主客体统一的思想，认为人类实践是主体反映客体的手段。对卢卡奇来说，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典型是主观意识和实践的主题。辩证法涉及人类中介的转换力量。①

事实上，客体是由强调辩证法的历史性方面的人类实践建构的。历史性成为辩证法的同义语。如果人类实践不断地改变世界，如果主体的性质持续地变化，那么人的条件就会为生成(becoming)所统治。②

卢卡奇规定了历史中的辩证法。主体一客体、理论一实践的原则涉及经济社会构成中的人类活动。辩证法和历史的结合是一种反恩格斯的变化，因为卢卡奇将辩证法和社会劳动结合起来，而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自然结合起来。卢卡奇以社会本体论推翻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开始了，卢卡奇是很早就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的人之一。

卢卡奇对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结合的驳斥远远超出了他对恩格斯攻击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否定。表明卢卡奇反资产阶级(contra-bourgeois)的路径是，他使用“方法”这个术语描绘马克思的分析程序。这位匈牙利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逻辑，因为它试图避免与康德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决定思想形状的永恒的逻辑形式——的任何联系。遵循黑格尔，卢卡奇反对这种先验逻辑，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分析确保经济形式生成的社会的方式。方法不是僵化的，不能冻结形式。方法是一个程序，一种假定社会学客体的历史性的规则。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论述方法的话语包含在《逻辑学》的“绝对理念”这一章中。①

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攻击简要地包含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长篇文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里。②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将理念世界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阵营。其中，只有两种世界观是可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和人道主义的。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第二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卢卡奇将这些规定为作为决定论者的资产阶级的自然形式和作为超越市民决定论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

对自然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事物由数学法则统治。自然决定论被物理学或数学的法则控制，而人类生活是独立运作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也否定人类的自我决定，断言自然法则统治社会，因而人类不能建构自己的社会环境。比如说，资本主义建构在异化和剥削的基础上，但对社会秩序的修改并非出自人的意图。自我建构不是人类存在的要素。

《青年黑格尔》的历史环境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录的文章是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在中欧和西欧进退的推断，《青年黑格尔》则是抵抗希特勒主义的文化战斗的燃料。《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大约在希特勒掌权五年之后。这本书的任务是确认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德国唯心主义并不是在不间断地迈向希特勒主义，而是在持续融入大众民主的河流。卢卡奇想将无产阶级描绘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③凭借这种学术思想策略，卢卡奇遵循了恩格斯的传统。

《青年黑格尔》证明《历史与阶级意识》过时了。卢卡奇开始运用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连同黑格尔对斯图亚特的评论及对亚当·斯密的理解，成为《青年黑格尔》取代《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源泉。这些新资源需要卢卡奇提出黑格尔的新形象，而他的确这样做了。这些资源也需要卢卡奇提出马克思的新形象以及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他也这样做了。

依靠这些新的文献学资源，卢卡奇刻画了同情法国大革命的“青年黑格尔”。事实上，卢卡奇描述了一个“青年黑格尔”和一个成熟的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显示了雅各宾式的忠诚，成熟的黑格尔终结于客观唯心主义，是霍亨索伦王权的卫护者。卢卡奇指出，“青年黑格尔”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见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

卢卡奇还描述了一个羡慕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青年黑格尔”。这种古希腊施加于德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专制得到了详细的记载①,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是这种专制的两个例证。

黑格尔认为，希腊城邦提出了对过度的个人主义的适当纠正。对黑格尔来说，激进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衰退的标志，因为它中断了个性与共同体的关系。《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是寻求将城邦精神重建为现代形式的机制，认为重建共同体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以之为一种加强社会凝聚力或道德的手段。

尽管马克思不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卢卡奇从中受益的唯物主义，但他熟知《法哲学原理》,并且正是从这些层面上，以及从《哲学史讲演录》的层面上，猜测黑格尔接近了雅典政治。《法哲学原理》使马克思了解到黑格尔对19世纪弥漫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黑格尔将资产阶级的组合称为“市民社会”,或道德领域，并将其描述为个体之间利己的和自私的斗争。

经由黑格尔转化到马克思的雅典精神存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重现城邦共同体精神的一种手段。尽管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定义采用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形式——马克思希望消除私有财产而黑格尔希望私有财产永存，但城邦共同体是马克思定义共产主义的核心。黑格尔是将雅典的政治理念转化到马克思那里的关节点。

《青年黑格尔》转移了从《逻辑学》《历史与阶级意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研究黑格尔的重心。在卢卡奇运作这种转向时，一种新的概念词汇进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词典中。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层面上孕育的，当卢卡奇迈出这一步时，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语法的词源学。

卢卡奇孕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术语是社会本体论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黑格尔左派中关注《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的第一人，但他批判黑格尔将劳动当作仅仅从客观精神中产生的活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采取了手术的方式：他将黑格尔主义的劳动概念从对客观精神的封闭中分离出来，并将劳动置于经济生产实践的社会语境中。卢卡奇不必遵循与马克思一样的方法论轨迹，因为基于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以及对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评论，连同他对于苏格兰学派的一般了解，卢卡奇证明“青年黑格尔”已经将劳动概念应用于经济领域。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证明黑格尔已经将辩证法和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大约在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事业的30年前，黑格尔开始了同样的旅程。

至于社会本体论观念，卢卡奇也从《精神现象学》中借用了对象化、外化、异化、重新占有(reappropriation)等术语。卢卡奇借用了黑格尔劳动现象学的全部工具，但他再现和模仿了马克思，将这种工具视为经济实践的一种功能，而黑格尔将这种工具视为客观精神的表述。

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社会本体论观点。他将共同生活作为社会的基础，认为活动是对象化的第一阶段，或曰新事物的存在是诸如风车、马车或火车之类的社会劳动的结果。对象化，或外化，指的是人类劳动、社会实践、意识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事物有助于维持或改善共同体的社会生存。

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经济(如社会劳动产品)与社会人发生异化。异化，指的是个人或集体的产品与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重新占有意味着不会发生异化，或者生产者能够重新获得对劳动者制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控制。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一种重新占有的巨大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对异化的扬弃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即对他们自己的生产力重新占有的社会。

卢卡奇回到了本体论领域，但并未抵达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存在本体论取决于对存在——独立于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的讨论。卢卡奇论述了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以及人和社会相互依存的初始境遇。卢卡奇的劳动现象学假定人和社会是共生的，或者说存在是一个社会范畴。

由于存在是社会的产物，卢卡奇强调历史性概念。活动内在于人的类生活，因此类生活必须持续地确定并通过确定的事物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人是内在的综合体。这意味着当新生事物成形的时候，社会必须发展。这种不断确定的过程预先假定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

威廉·狄尔泰影响了卢卡奇的进路，因为狄尔泰是很早就将哲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人之一。在论述历史本性的著作中，狄尔泰划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态的、重复的，而历史关注的是变化的、独特的、个性的存在。卢卡奇受到狄尔泰这种见解的影响。也正是由于狄尔泰和威廉·文德尔班、海因里希·李尔凯特分离了历史和自然科学，卢卡奇才能将哲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是20世纪早期黑格尔复兴的代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出版，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1932年赫伯特·马尔库塞撰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1938年卢卡奇完成了他的《青年黑格尔》第一稿，1933—1939年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索邦大学主持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seminars)。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在于，远离他所不同意的让-保罗·萨特的存在本体论。卢卡奇将黑格尔的存在思想置于社会范畴，并对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被归结为社会经济力量的辩证法重新进行定位。卢卡奇将狄尔泰和海德格尔视为19世纪趋向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因此，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的驳斥，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实现理性主义启蒙的尝试。

(二)西奥多·阿多诺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没有参加20世纪早期的黑格尔复兴运动，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员。他确实致力于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但作为上述两种人的反对者，其著作希望降低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一般影响。我将在这里对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简要描述，但不是把他当作卢卡奇的反对者，而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加以介绍。阿多诺倡导一种避免介入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批判形式。一旦极权主义凸显，对阿多诺思想的研究就将成为建构西方激进主义的脚手架。如果假定去黑格尔化和去马克思化同时进行，阿多诺的社会批评就是激进主义形式的一个有趣例证。

阿多诺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希望从非黑格尔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推论中重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出生于1903年，目睹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以及斯大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退。阿多诺审视了历史上乌托邦的政治——无论是有着民族优越性的形式，还是有着专制的平均主义的形式。

在1917年革命之后的圣彼得堡，卢卡奇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在英雄的余生，他未能成功地将布尔什维主义拓展到欧洲的

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时，他创作了《青年黑格尔》,旨在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指出德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旨在展示雅各宾—列宁主义的民主代表了世界上进步的力量。卢卡奇从希望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对未来的承诺。阿多诺从历史失败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所有历史的宏大叙事都会在大灾难中终结。阿多诺通过美学上的悲观主义视窗来观察世界。

阿多诺意识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联系，但他以西方哲学的衰落来解释这种连续性。在西方世界，启蒙以来的哲学衰落是地域性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因为他们是这种衰落的征兆而具有共同的特性。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未能免受工具理性的兴起的影响。为了消除神话和迷信，18世纪的启蒙主义孕育了理性本体论。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辩证法》描述了从作为信仰普遍理性的本

体论的第一个形态到作为工具理性的破坏形式，或作为统治工具的理性、一种统治自然和人的极权主义技术的理性的历史。①

《否定的辩证法》①是反黑格尔的檄文，是一种自启蒙以来便尝试寻找理性衰落的原因的理性的历史编纂学。它认为，黑格尔是这种衰退的主张的提倡者。黑格尔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承认理性本体论。启蒙主义和黑格尔将理性判断为存在的精神实质，而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绝对精神。②

黑格尔的理性本体论假定一种同一性哲学。自从本体论作为存在的精神实质，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以及理论—实践随之成为这种首要存在的终极显现。这四对范畴是绝不分离的，绝不加以区分，体现出一种实体的特殊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假定，最后所有分析的斗争都终结于统一。③

阿多诺告别黑格尔，也是受到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实质的鼓舞。黑格尔的所有著作都提出了对他的普遍体系的具体部分或每一具体部分的功能分析，并使之严格按照精神的普遍原则发展。《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④由三部分组成：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部分中的每一个都以理性的一般程序的重复进行完美的演化，或曰逻辑、自然和人呈现在包括理性进化的各个具体的章节中。⑤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本体论也是合理的，因为理性浮现意味着一种统治手段。由于理性是同一性哲学的来源，是统一赖以成立的基础，因此理性统治存在。

《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成因是黑格尔的二律背反。阿多诺看到，黑格尔是20世纪困扰理性的恶疾的先导，而《启蒙辩证法》赋予黑格尔以历史意义。在阿多诺看来，无论理性表现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形式，还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形式①,当黑格尔将理性转化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时候，他就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通道。

20世纪见证了工具理性的出现。阿多诺这个术语意味着工具理性并非要支配自然，而是要支配人。“工具理性”这个术语说明，理性是使人成为奴隶的资本主义的、技术的或政治的工具。工具理性展示了理性不是要解放，而是要奴役。理性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或技术的设施，使人成为自动机器。20世纪推翻了这个德国唯心主义的公式，并证明了理性如何被转化为毒气室的发明者②——黑格尔却将理性描绘为自由的前提。

据黑格尔所见，历史是另一个“精神现象学”证明自身的领域。③《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是“绝对知识”,论述了将其视为精神和自由王国的自我意识的理性征服。④黑格尔理性本体论体系的实质意味着，黑格尔认同一种宏大叙事，这个理性统治的观点导致了人的状况的永久改善。

《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取缔了黑格尔的乌托邦历史观。阿多诺的这两本书是对所有企图虚构哲学史的行为的谴责，因为这种体制孕育着独裁统治。总体性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辩证法》是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否定。⑤同一性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旨在建构矛盾的统一体，或多元化的合成。黑格尔确定了多对矛盾范畴，如主体一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实践，并将其置于他以统一取代矛盾的辩证法体系中加以讨论。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以综合取代矛盾而告终。

《否定的辩证法》旨在替代黑格尔的辩证法。阿多诺计划将这本书作为对黑格尔的一种超越。阿多诺讨论“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追求哲学的和解，或曰辩证法并不终结于统一，而终结于特殊性和差异性。“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对立面的和解，而是假定其反义。事实上，特殊性往往脱离系统性和统一性。“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存在的特性是不和谐、疑难以及异构，或曰不和谐和异构的存在是对历史性宏大叙事和所有种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好的防御。①

卢卡奇和阿多诺讨论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卢卡奇认同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并将其转换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论。阿多诺否认和回避任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尝试。阿多诺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否定的辩证法”,但这种方法论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

延续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卢卡奇没有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试图将其转换为社会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认同黑格尔的对立范畴——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一实践，并证明社会劳动能以这种可调和的对立为基础。卢卡奇认为，社会劳动是替代同一和矛盾的中介，而黑格尔将主体意识视为同一克服差异的中介。对黑格尔和卢卡奇来说，世界是理性或劳动的对象化，或者说世界在人的形象中被塑造出来。

当卢卡奇将辩证法从意识转换为社会劳动时，他创造的这个新方法论就生成了。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展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如何被转换为一种可被用来理解社会经济构成的方法。

与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相分离，阿多诺不认同黑格尔的和解理论；他推翻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并以一种不可调和的形而上学取而代之。黑格尔和卢卡奇认为，同一是对立的最终结果。阿多诺持相反的意见：真正辩证的方法导致了分离和异质性。

阿多诺的方法，或曰“否定的辩证法”,是分解的过程。《否定的辩证法》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基于的是主体—客体、普遍—特殊、理论—实践、整体—局部、本质—现象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断裂是感知现实的唯一途径这一假定。

异质性主题是阿多诺的著作《黑格尔：三篇研究》蕴含的中心思想。当阿多诺接受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时，他的这种做法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写道：

但他既没有将形而上学从总体性的抽象原则中分离出来，也没有美化名为“好格式塔”的整体。他没有使局部成为整体的要素，而是自发地反对它；与此同时，作为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他认识到整体只能通过局部，只能通过间断、异化以及反映，通过……来实现自身。简言之，任何事物都是对格式塔理论的宣告。如果黑格尔的全部存在只是作为关键时刻的范型，那么它们总是指向对自身的超越，并在它们彼此的超越中产生。①

阿多诺重写了黑格尔。即使是暂时的，总体性也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中。即使是瞬间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也确实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产生了。但这不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中产生的，而是以总体性方式呈现的。尽管阿多诺使用了世界的同一性，但方式完全是非黑格尔式的。在阿多诺看来，总体性以不和谐和异质性为特征。一种社会的或哲学的格式塔形成了，它并非以其同一性，而是以其异质性为特征的。

同样，阿多诺接受了辩证法概念，但也完全将其规定为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阐述道：

仅仅在矛盾变得绝对的过程中，而不是矛盾在绝对中变得缓和的时候，我们能够使之瓦解并可能找到必然误导黑格尔的和解的道路，因为其现实的可能性一直是他所不了解的。在所有的特殊性中，黑格尔的哲学拓展出否定性。但是，如果与他的意图相反，它也可能在整体上变成否定，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否定性。①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确实获得了瞬间的综合，而个性是和解的关键。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普遍性面对着特殊性，但是这种对立的时刻归于个体的统一。阿多诺放弃了黑格尔的模式，提出以非同一取代综合。对阿多诺而言，辩证法是否定的，也是不协调的。

阿多诺对黑格尔思想的介入导致了一种非黑格尔的产物。尽管他认识到黑格尔是天才，但他的目的是消解黑格尔的体系。由于转而运用反对黑格尔的否定性批判的武器，阿多诺的黑格尔主义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反黑格尔主义。

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阿多诺反对黑格尔关于历史逐步发展以及历史是通往自由的过程的观点。作为纳粹主义的见证者，阿多诺坚持认为，这些灾难敲响了历史乌托邦主义的丧钟。阿多诺相信历史乌托邦主义是连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纽带，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因为否定任何形式的历史末世论，阿多诺不仅驳斥了黑格尔，也驳斥了马克思主义。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意味着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阿多诺对黑格尔主义的攻击表达了对大屠杀和古拉格不可思议的感受。奥斯威辛和肃清审判证明，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和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乌托邦视角是不相容的。阿多诺接受了尼采而没有接受孔多塞。

当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揭示，由于黑格尔是错误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产儿，所以这个父亲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谬误。

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和黑格尔主义一样的历史目的论。启蒙引发了宏大叙事，而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目的导致了自由的实现。的确，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将马克思看作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表明他完全误解了马克思。①

但是，阿多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退出了自成一格的体系。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解蔽历史最终目的的全部尝试，而且批判所有诸如集团、政党、工会这样的集体单位。阿多诺是个体、个别和非系统的辩护者。他采取尼采的态度，反对在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趋从的力量对人类的巨大威胁，认为对“趋从”这一精神缺失的最强有力的抵御在于独特性、断裂性以及对体系的拒绝。阿多诺谴责了本质概念。

阿多诺将趋从视为对当代人类最主要的威胁，这使他贬低政治的价值。对他来说，各种各样的集团都是令人厌恶的，都是系统的表述。阿多诺因此怀疑一切政治的或工人阶级的团结形式。服从一个政党以及遵守一个工人阶级组织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失去个性并趋从自动化的例子有很多。阿多诺将政治视为大众控制的另一种模型，认为它如同支持极权主义扩张的工具；马克思则将政治视为民主意志的声音，以及一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是解放；对阿多诺而言，政治是大众被奴役的另一种形式。

当德国政治逐渐证明没有能力制止纳粹主义崛起的时候，阿多诺对政治的态度反映了一名德国知识精英的失败主义态度。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自传《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写道：

工人运动的衰退证实了官方及其追随者们的乐观主义……但进一步的理性预期减少了真正避免社会末日的希望。他们更虔诚地信奉古老的祈祷：大众、团结、政党、阶级斗争。当单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再被左翼党纲的追随者们信奉，当他们的日报和拙劣的宣传提出超越所有的修正主义但毫无意义，而且明天就将被对立派取代的时候，党的路线的忠诚倾听者就显示出丝毫不尊敬已经放弃理论口号的音乐家的敏感了。①

阿多诺不仅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且批判了德国工人阶级自身。德国的劳动者阶级遭受了与所有鼓吹技术统治论的资本主义社会(techn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y)中的人相同的命运：为趋从的弊病、规范化、被动面对官僚合理化所控制。据阿多诺所见，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证明，作为革命骨干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如下的考察：

为什么当历史发展到寡头政治的时候，很多观察者能够猜到，工人们却越来越意识不到他们的状况呢?从主观上看，阶级成员都变得更具波动性了；从客观上看，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僵化了。

然而，社会学家在思考这幅恐怖的漫画：无产阶级在哪里呢?①

阿多诺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并不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他们可以被同时描述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可以被极好地理解为他实质上承袭自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尽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被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原理，但他从对韦伯关于社会科层化增长的思想以及尼采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碾碎个性的思想的借鉴中，勾勒出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观点。

阿多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并非源自对政党策略和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他的攻击指向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他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政治学和经济学激进主义斗争以及后现代反资本主义革命的象征。

在“重估文化工业”②与“文化和管理”③中，阿多诺详述了当代文化生产机构的资产阶级统治与这种流行文化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假定了资产阶级生活形式的实在性，没有提供替代资产阶级存在的模式。大众文化产生民众的模仿行为。大众对资产阶级生活模式的实质深信不疑，认为除了模仿这种生活方式之外别无选择。大众文化的意图在于引导人们产生屈从、规范化、被动以及模仿的行为。资产阶级的科层化统治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本质。18世纪的文化意味着变化的生活模式的呈现，而后现代的文化仅仅是赞同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管理的伪装。

然而，有两个时期，阿多诺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术语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阿多诺将资产阶级文化生产视为一种宣传形式，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大众模式永恒存在的造谣污蔑。阿多诺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但这两个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没有掩盖阿多诺试图在基本问题上解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阿多诺期望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能够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分解。他对批判的定义有着不同的来源，对批判的使用具有与马克思不同的目的。

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根植于对阶级结构和社会劳动的决定性作用的深层社会学分析。社会存在来自社会劳动，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旨在揭示这种社会劳动如何从他们的生产者中被剥夺出来。为了澄清这种异化的机制，马克思采取了对社会阶级本质的极端诊断。

阿多诺的反资本主义是哲学的和文化的。阿多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疾病的最终原因——不是阶级结构而是理性谱系。

马克思的批判基于的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社会构成的本质是社会劳动，但社会构成的现象基于对社会劳动进行剥削的不平等。批判是为了实现社会现象必须与其本质相称的任务，或曰社会结构必然是社会劳动平等的一面镜子。

遵循他对“否定的辩证法”的定义，阿多诺认为，批判不是一种社会的事业，而是一种哲学的事业。阿多诺不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同一，而相信它们的不同。他认为，当体系被推翻时，批判就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工具理性的本体论取代了总体性而留下了特殊和普遍的永恒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的理论，由认为市民将从压迫走向自由的法国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来填充。阿多诺不相信解放，而是相信不和谐。他相信保护遭到大众文化专制主义威胁的个性的最好路径，在于赞同不和谐、不对称、不同步。

阿多诺是后现代激进主义的一个例证。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消费主义的文化视为个性和自我实现的敌人，而马克思将对社会劳动的剥削视为人类被奴役的源头。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批判定义为抵制科层化的私人存在，将否定政治的行为看作改变现实的最有效路径，认为文化的反义(antonymic)是当代社会更新的手段；马克思则将批判假定为政治革命的形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将批判定义为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