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批判性评价

正如研究中所呈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就像一张异常华丽的挂毯，它所拥有的大量色彩和图案相互交织在一起。要整体审视它们，我们必须对它们分别一一检视，先把握其一，然后开始根据纲要按图索骥，最后再把握各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因为这些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是整体结构的一部分。然而，即使我们的注意力

直接面对第一个模式，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其他部分，因为每一部分的功能都不止一个。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相互联系的——这是通常的理解——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因此，不管从哪里开始，解释清楚它所有的关系就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尽管我们是从某个特殊的视角来考察，并用一种片面的方式来表现这个整体的。

因异化理论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歪曲，只能通过对其他同样重要的理论素材的详细解释来矫正，这些素材是其他主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像马克思寻求对社会的彻底解释那样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我自己片面研究的主要辩护在于，它处理了至少是得到了认真关注的这方面的内容。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内容遗留下来了。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对异化理论的评价，并且在内在关系哲学和马克思的人性观理论内思考它的基础。

为了评价之故，马克思主义能够很方便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证据确凿的，一部分是没有证据证明的，最后一部分是模棱两可的。比如，过去一百年以来发生的事件就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远的将来所作的规划是不充分的，而且也没有类似的证据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证明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看法。既然马克思预测的关于人的发展程度所需要的条件绝不会存在，那么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不是人们被特殊环境影响的问题，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环境如何创造新人(new people)的问题。而且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允许我们根据确定性的程度来说明人的习惯来自马克思想象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环境。

认为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绝对不会存在同样是毫无用处的，虽然人们仍会继续这样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长时间发展之后取得的最终成就，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主义占有开始的。它的独特特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向高级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时期所采取的计划以及建立新的关系和可能性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在这种背景本身按照世界仍不得不经历的方式发展之前，这些特征并不存在，而且人们也不应该期望发现它们。如果这些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在这个时期独有的条件之外绝不可能存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仅仅是其他品质——当然包括对立的品质——的发展就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只能陈述未经证明的假定，所期望人性程度的高低就依赖于这种假定。这些假定是：个人的潜能是多种多样且非常巨大的；他拥有一种实现其所有潜能的内在动力；每个人所有的力量都能在一起得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实现与其他人的全面实现是并行不悖的。在马克思的辩护中，还应该增加的是：随着新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和/或发现，我们关于人类能力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因此，那些声称马克思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家的批评者就像那些坚持认为这种形式将会变成现实的追随者一样自负而独断，他们都让我印象深刻。

这仍留有一个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进行评价的方法，这就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来观察共产主义社会是否确实实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实现的潜能。如果马克思像他所告诉我们的那样，通过“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①,那么任何根据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所做出的判断，归根到底都依赖于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这里并没有足够的篇幅根据需要进行长篇大论的考察，但我愿意向那些接受这一观点的人提出三个指导性纲要：

(1)资本主义必须根据社会关系予以概念化，马克思的方法是把他的主体的现实、过去和未来可能性与他对当前形式的研究结合到了

一起；(2)对当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应该与马克思对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研究整合到一起(到现在为止，预测未来社会的社会关系必须被提出);以及(3)一个人不应该试图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说它具有可能性，它是以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在条件为基础的(马克思——他的过分乐观的态度通常被误解为是粗陋的决定论——不会否认，在当前条件下，“野蛮主义”和破坏世界是共产主义的两个现实选择)。毕竟，共产主义过去曾经被反对，不是因为人们持有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据说它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在这种环境中，把共产主义当作资本主义一种可能的继承者而为之辩护，通常足以让人们相信他们必须帮助去实现它。

在这本著作中处理的主要理论——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他的人性观及其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经验证据的影响，不管这些证据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除非我们用下述方法来看证据，即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作为解释的理论和作为假设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否则这些证据应该能被用于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所有只关心如何组织和解释现实的哲学那样，这些理论的价值必须根据效用而不是真理来衡量(当然，除非这两者是等同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哲学体系绝对不会被推翻，相反，就像是衣服的款式一样，它们只会过时，但这通常是因为我们发现其他解释更加有用，或者是因为这些思想所代表的那些利益群体消失了。

本质上说，这里的危险是追问，用这种方式组织这些特征、强调这些方面、建立这些联系并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等是否有助于理解我们繁芜复杂的经验事实。由于社会如此复杂，那么留置用于控制那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情的理论又将去往何处呢?而且在社会领域内，即使是到了那些预言已经实现的时候，也很难准确地说它们为什么会实现，这就像在实践上所有理论都很容易找到借口解释预言为什么会产生错误一样。自然而然，存在一些比其他更加符合解释的信息，存在一些能对现象提供更完整解释的理论，存在一些更加内在一致的理论，存在一些能产生更多可检验之假设的理论，存在一些对我们自身有所助益或对我们的情感少有侵犯的理论，存在一些更容易与现存社会结合起来的理论(这是好坏参半之事),甚至存在一些更能有效控制和预测未来事件的理论。当然，如果事情与通常所期望的背道而驰，那么被改进的解释可能会变得非常令人讨厌，需要一个更加简单的解释取而代之。但是，最终，所有这些特点仅仅有助于我们决断一种解释是否与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的公认的非决定性的检验相吻合。这种理解自身最后一定是根据它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让我们把现实与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阶级成员)的目的相适应做出判断的，但对于马克思的解释理论来说，这并不是目前能够给出明确结果的检验。

然而，对于我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关系的观点(这也意味着辩证法)——他处理人性理论和异化理论的概念框架，其中一部分是劳动价值论——对于理解自然、人和社会是非常有用的。就马克思来说，把现实看作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由内在相关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依靠的不是信息，而是它对任何人都适用。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就是把干涉性的结构移除掉——这种“常识”在世界中就会出现。需要解释的这些观点——变化、运动、相互影响、进步等(因为它们并不被认为是事物的一部分)——在马克思和我那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们作为世界的自然属性而属于世界，并且与其作为要素部分的意义整合在一起。

这种关系观的好处主要是，它预先假定我们考察事物为什么停止(实际上是为什么它们看上去停止)而不是开始的原因，考察它们为什么看上去是独立的而不是集合在一起的原因。而且，通过把变化和相互影响视为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我们能集中精力关注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疲于想要决定它们是否能够发生。人绝不能面对这种问题，即“原因如何产生结果”,“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感觉吗”,“价值如何能够从事实中推导出来”。西方大多数非黑格尔派哲学拒绝用这种方式提这样的问题，否认必须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存在于这些同样的关系之外，因而他们只是回避了这些问题。

作为整体且变动不居的现实不能零敲碎打地掌握。但是，我所关心的而且似乎也困扰着马克思(或者黑格尔也受到过这样的困扰)的事情是，这种“扭曲”对于内在于人的感觉甚至是内在于他的精神力量的局限性来说是否——至少部分——合适。难道不是部分因为简单的事实对比，以及部分因为对我们的思维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既受到了限制也得到了满足的需要，让我们在开始和结束这两端之间划下了界限吗?难道我们所有的感觉没有把它们所觉察到的东西——因此也被看作是一个物——与它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当作独立的事物进行处理吗?比如，我们的眼光根据它所到之处划定了一个边界。换句话说，难道不是让人把现实切割得七零八碎的异化的这个方面与特定的类“弱点”和社会影响相对应吗?人们这样一步步前进就是因为这样做根据的是人类观念的本质?

从被感知到的现实这个角度可以提出同样的质疑。正像狄慈根所说，如果我们根据它们现实的相似性把它们的属性赋予事物的话，那么让我们倾向于赋予同样的事物以个性的相似性难道不也会倾向于让我们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吗?这种观点必须与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观点区分开，斯特劳森认为物质对象更愿意被看作前概念性的存在(pre-conceptual existence,参见附录

I)。我仅仅想表明，在赋予事物具体属性(它是以前概念性的相似性为基础的)与它们在逻辑上独立存在这种信念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关系。提出这些问题就足够了——我并不自称知道问题的答案。

当然，可能这些疑问自身仅仅是我自己异化观点的一种表现，表明了因为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不能进行理性审视和思考所导致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失败。或者，它也可能是人性实际上不足以与世界的本质进行较量。如果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人类注定要误解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实体是它们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且变化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对现实现象界的理解大致了解这些信仰。不是那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而是关系性观点成了一种关于现实本质的基本假定——可以发挥作用的假说，它教我们应该如何考察每一件事物，而不是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将会如何做事。

但是即使接受这一点，在这里产生的怀疑也不能强迫我们修正我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分析，或者说不能修正我接受他对社会所进行的分析。所要求的只是我们在强的意义上和弱的意义上理解“设想”(conceive)这个词——首先是我们切实并立即要做的事情，其次是我们试图通过理性判断而做的事(到目前为止，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把二者的意义融合在了一起)。因此，我可以实实在在地把父亲的身份看作一种关系，而且我也只能选择把物质对象看作这样一种关系。选择这样做的原因我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已经进行了解释，在那里我说明了这种观点的优势所在。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出现的社会因素包括一些我们能在强的意义上和弱的意义上进行理性思考的要素。比如，关于资本，我们能从关系的角度现实地想象剥削的性质，但是我认为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审视它的物理基础(physical basis)。最终结果——资本仍是一种具有马克思赋予它的各种特点的关系。由于它的抽象特征和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性，社会科学的主题就是根据关系更容易进行思考，而不是根据那些物质对象。因此，根据看待社会的各种目的以及马克思对社会的观点，我们应该能够现实地把握存在的大多数关系性的观点。

根据马克思关系性的世界观，这会出现三类问题：世界实际看上去是那个样子吗?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考察现实?我们能不能就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关系性的事实进行沟通呢?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我们的经验非常有用，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根据我们的目的来塑造事实，因此这说明世界就是这样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即使是不可能用关系的术语来设想(在“设想”的强的意义上)每一件事情，它对于大多数我们所关注的主题来说也是可能的。现在必须关注的是可沟通性问题。

根据他的关系视角，马克思赋予概念的内容和意义会随着他试图传达的关系的独特内容的改变而发生一些变化。在附录I中，没有任何思考就开始批评马克思的斯图亚特·罕普什尔声称，简单的可沟通性需要一类术语来指称那些多少有些区别的对象。马克思没有这样的术语，结果之一就是他和读者之间的沟通经常被打断，尽管它还不像罕普什尔的害怕所表现得那么彻底。

确实如此，像所有认可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对语言和他的观点的沟通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由于范畴像哲学一样并不是非对即错，而是有用与否，既然这样，那么它们所传达的意义就是人们强加于它的。根据这个标准，就必须承认马克思的术语表不能很好地表现自身，而且用于组织素材的技术也不足以克服这种障碍。如果对于创造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一个沟通者来说，根据他的技巧他只能得一个一般的分数。然而，如果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其他人正在与他的关系性观点做殊死搏斗，那么就应该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罕普什尔勾勒的可怕后果就应该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被更好地予以避免。

首先，马克思在他的不同著作中不断重复这些术语时可能已经给出了更加短小精悍的定义。尽管由于他的术语具有的关系性特征使其存在着必要的片面性，但是这些定义将会解决由于它的意义而导致的那些甚嚣尘上的猜测。因而，当他扩大解释，或者修改已经成为那部分讨论内容所表达的意义时，它就应该能够被解释得很清楚。在他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他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来展现他的主要术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可能会从一个关系系统中萃取一些观点，根据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它们的意义，并且在构建其他表达的意义时以它作为标尺。

我们将会注意到，这是一些我在这本书中曾经使用过的技巧(尤其是在第二部分中);它们是一些我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中的关系时曾经探索过的、试图超越马克思的方法。在满足恩格斯为了更好地辩证转化的要求时(因为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一工作也给马克思的术语提供了一种它们能够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字典。①我在解决让马克思的观点更容易传播这个问题上是否成功，只能留给他人评说了。

马克思的体系中最有用但可能也是最少有人研究的一个方面是他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他给人的力量和需要、它们的对象化及其在自然中相应的反映、它们通过占有得到的发展(尤其是在生产活动中),以及本质上得到的形式转化(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让人不断进步的框架。像关系性的世界观(它作为世界的工具部分)一样，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范畴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而且，它是一种认为每个人都可资利用的方法，是在这种趋势上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搭建的桥梁。除了回避了所有与假定的人与自然“隔绝状态”相联系的问题之外，它的用处还在于让我们的注意力关注人的自身发展，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和产生了其他要素的变化。由于具有很强的潜能意义，所以对“力量”的特别强调解释了个人总是要经历的那些当下的事情。

关于不足方面，马克思人性观的主要弱点是条件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没有充分展开，因为所有与之相一致的地方都关注得不够。马克思认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通过改变他的生存条件就能改变他。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发生的这些特征上的变化总是合理的吗，也就是说，它与创造的新的利益是否是一致的呢?以及，通过新的条件创造新人需要多长时间呢?

马克思认为，条件对特征的影响总是合理的，而且相对来说能够很快地发挥作用。这些观点已经植根于他的概念框架之中，植根于力量和需要以及更为专业化的需要和需求之间的自动产生的联系之中，植根于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利益以及反映人所处的环境的意识等概念之中。然而这种联系可能最初有助于我们理解任何社会，有助于充分解释丰富多彩的、需要加以修正的经验行为。

由于人们经常用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或者即使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在寻求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好方式时所遇到的困难比马克思想象的还要多。比如，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大多数工人或者是宗教的、民族主义的人士，或者是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是他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民主党”进行投票；除了一些重要时期和重要地点之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莫不如此。马克思自己在他的异化理论中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提供了大量的解释。我们不能期望那些被环境制约的人们进行率直的思考，他们不能用这种对客观环境进行充分思考的态度从情绪上或思想上做出反应。马克思能够相信其他方式是因为他用于考察人的范畴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完全不够。

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想得到(或者说他们濒于一无所有)

他们需要的东西，并且他们认识到了(或者说他们快要认识到了)他们现实的条件和利益，所以他一直对社会主义革命持乐观态度。因为即使物质条件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也不一定必然能够让工人做出反应：如果他们的处境确实形成了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的特征，他们就会革命。这些就是被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作为“能够计算的优点”而整合在一起的属性，而马克思认为不管异化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都拥有这种能力。①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抑制性的理解，而是工人阶级的极端处境，他们受苦的程度让这种具有计算优势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一些。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安慰剂，而且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被忽略。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满足他们的一般方法，既包括那些在体系内可资利用的满足，又包括那些需要体系转换的满足。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不能单独保证满足工人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异化最为严重的工人也得不到满足。在这方面，工人的整个生命就是他的教育，他在其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学会了接受把他的阶级利益当作自觉的目的。

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马克思绝不是认为完全毁灭了工人中合乎人性的东西，而是认为几乎完全毁灭了这一特征：“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②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有目的的活动，它被理解为人掌握他想要改变的并且相应地指挥其能量的事物本质是什么的能力。一旦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它就成了工人把这种推理能力运用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即使当马克思认识到很多重要证据对其不利，他也只是在解释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时遇到了障碍，这是因为他的概念框架中所包含的有效假设已经现实地或潜在地存在着。①

马克思的概念误用同样也发生在黑格尔身上，他谈到工人时把“被唾弃的状况” (abasement)和“愤慨” (indignation)混为一谈。②但这并不是黑格尔的独特天赋，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理性观成了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资本家，恩格斯被认为与工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一书让他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并且在让马克思产生一些误解方面“居功至伟”③。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与普通工厂工人之间的联系简直太少了。④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人们开始的时候总是把他人的合理性视为理所当然，而需要学习的东西常常是(或者说通常是)他们的非理性之物。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对马克思产生的重要影响都反对他吸取这种教训。

为了修订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这些事实，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里认为有一点非理性都是十分愚蠢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对有些因素关注太少而对其他因素关注过多的问题之故，或者说因为适当的关注给予得太迟了。由于此时此地他在算计上花了很多时间，因此他对环境的反应就是扭曲的：他就会过于热衷追求某些需要，并且对其他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一个冷冰冰的索求者。通过对马克思所看重的各种力量的重新权衡，部分过分之处和不足之处就会得到调整。但首先是，要比马克思更加清晰地区分五官感觉和一般所说的直觉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有用的。尽管所有人的力量对于自然界来说都是同样的征服手段，但是当涉及激励人的行动时，有的能力就比其他能力显得更加平等，而且进行这样的区分将会帮助我们发现它们是哪些力量。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好像受到关注而且与其地位不相符的一种特殊能力是性能力。年轻人更喜欢性活动，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它并且试图满足这种性冲动，而且年轻人比大部分成年人也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没有性活动对人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有它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只不过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大多数成年人才愿意承认这一点。人如果不吃饭就会饿死。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人不会死，但是这种禁欲活动会如何对人格产生影响呢?这样会强化哪些特征，又会削弱哪些特征呢?没有结论性的答案，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性压抑对所有阶级产生的影响明显导致了他们的非理性活动。①

由于适当的关注来得太晚之故，所以我对存在于新条件中的表象与相应发生的变化之间的时间间隔非常留意。尽管马克思对部分这种时间间隔的必然性是接受的，但是他不会让它太长，否则他就不能正确估计这种延迟所带来的潜在危害性了。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获得了他们的个人特征和阶级特征。于是，这些条件发挥作用并主要通过家庭得到传承，这至少在基本反应上塑造了他们，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反应基本上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虽然养育他们的环境随着他们的日渐成熟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特征仍会反映出已经过去的情况。如果马克思对家庭的研究更加深入，那么他毫无疑问将会注意到，作为塑造性格特征的工厂，永远是一代人或此后的几代人生产出了现在的人，他们在未来将能够处理过去的问题。

即使是特征受现存条件影响最大的孩子也不会适合所要求的所有条件，因为家庭是社会抚育他们的主要机构，它的主要人员是那些世界观反映了当前时事万物的成年人。如果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现存条件显得太老，那么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不管是修正还是歪曲，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且这个棱镜就能够反映出年轻人的一切。结果是，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新的条件才会让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起作用(而且他们通常是年轻人);更多的情况是，原来的条件发挥作用，并且因为特定的原因以一种更加不规律和扭曲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一个社会当中(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是急遽的(尽管它的变化是表面上的),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大多数特征并不能与他们的生活同步发展。他们注定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反应永远是落后的。

为了解释时间间隔所导致的不理性，我将引入马克思概念框架——品格结构理念，它一般被理解为早期行为模式的内化，理解为被组织起来的习惯。在性格产生之后，这种性格上的思维僵化也就产生了，但是它是一种游离性的产物，对我们如何针对未来的事件和条件做出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独立的。

品格结构理念基本上没有歪曲马克思的基本框架；如果不是在条件和作用之间、在需要和需求之间、在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以及在活动和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些事物，而且在这些事物之中并通过它们，一个东西必然会被改变为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他所描述的相互影响像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同样，品格结构既是根据现实生活条件异化的产物，也是导致异化活动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随着这种新要素的引入，我们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工人这么频繁地发现他们的爱好与目前形势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解释为什么他们总是产生误解并且不能用一种能够提高他们利益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我们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今天被动地按照以前可能是理性的方式来行动，比如以战争、经济萧条或市场繁荣等以前存在但目前已不再理性的方式。

品格结构理念还有助于解释所谓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逃避自由”(free of freedom)并且在权威面前表现得懦弱，毕竟他们仅仅是想在将来重复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而已。①最后，品格结构理念还有助于解释非理性的国家情感、种族感情和宗教情怀等内容，这是通过把它们看作早期行为模式内化后实现的表现形式，而早期行为模式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动力和力量。②

因此，当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机中的时候，当为了实现工人的利益而找出新的解决途径的时候，他们的品格结构已经让他们继续寻找原来的秘方，在那里他们能够像他们以前那样来做一些事情，并且也知道如何去做。当然，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随之发展了，工人的现实命运也得到了改观，阶级之间的流动也增加了，工人运动也由于领导无方而受到批评，工人阶级中白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且资本家开始加剧国家之间的对抗和种族之间的对立——正像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防止阶级意识产生。那些接受马克思的分析的人很少承认大多数工人的品格结构本身也是混乱不堪的。由于这个概念被引入到马克思的框架之中，工人一定不能仅仅被视为他们周围条件的囚犯，而且还要被看作他们自己的囚犯，是他们自身作为当前条件产物的品格结构的囚犯。

暂时来说，用滞后的理性感来代替社会主义实践的非理性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晦暗不明的提议案。作为他们异化的一部分，如果工人把他们的条件视为一种禁止他们用理性方式对这些条件做出反应的品格结构，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所有想要广泛传播的阶级意识都注定要失败。也就是说，在品格结构成型阶段，除非发现了一些影响它的方式方法，否则他们就会确信，内化为品格结构的行为模式绝对不会发展，或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绝对不会获得它们现在拥有的持久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在改变年轻的工人阶级意识品格结构方面发挥作用的事件。其中包括越南战争、“冷战”的持续以及“冷战”中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日益明显的与讲授的理念背道而驰的种族主义、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的饥饿和苦难、感化工作和学校教育经常受到破坏、在新培训的和即将就业的熟练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吸毒以及新的愚昧的清教徒主义，等等，它们日益增长以至于相互之间发生了冲突。在每个例子中，在老一代身上养成的行为模式，通过将之转变为品格结构后使人们被动接受他们的命运。行为模式正在被转化为在一个或多个方面都反对年轻人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行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目前的青年人的反叛活动——有大量的青年工人阶级参与其中——允许出现对未来做出改变的观点。这种伟大的保护活动自身不是一种革命，也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是帮助改变明天的工人阶级，以使这样的革命具有可能性——这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和即将随之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同时发生的。①

除了马克思关系世界观和他处理人性时提到的概念框架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我认为具有积极作用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他的异化理论。根据这样几种实际上已经发现的关系——尤其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关系——异化理论能够进一步展现出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影响的精确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适用于任何事情，他的人性概念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问题，异化理论针对的则是从资本主义视角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关系金字塔。因此，说到前面两者的使用，现在可能就需要增加一些它们如何让异化理论成为可能的内容；而后者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弄清楚了资本主义繁芜复杂的关系。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他人(尤其是资本家)以及类之间的基本关系，从他那个时代开始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这段时期中发生的事件，唯一需要做出重要改变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很多工人身上取得的进步，可能还有就是在界说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更加文明。但除此之外，劳动仍是在为他人造福时从事的生产性活动，是对内在压力做出的反应而不是需要的满足。产品仍是游离于工人之外的东西，而且他把需要误解为必须得到满足。结果就是同一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不同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被工作、商品和货币后面的竞争所支配。

这些异化关系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社会随处可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人们仍然是被他人和他自己的产品控制的对象。作为生产者，他被通知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以及如何工作。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被告知去买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广告的急剧增长已经让消费的人们变得浮躁。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的作用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大了。在学术领域，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学科之间森严的壁垒，看到了像事实—价值区分这样的异化原理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支配性。在性关系方面，妇女一般仍被视为被动的对象。在全社会中，阶级、民族、宗教和种族仍然是一种监牢，为了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必须从这个监牢中逃离出来。

拜物教到处蔓延。人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法律、宪法、女王、上帝、习俗、道德规范、学术奖励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相反，他们对这些东西献上了忠诚，并且允许他们自己受到它们的支配。一个看穿了其中奥妙的个人经济状况通常不会太好，因为他仍然是别人的行动和错觉遗留给他的那些关系的俘虏。最后的堕落、王室家庭中指派性的生活、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以及各种各样的时尚女性从来没有这么泛滥过。通过大众媒体裁剪出来的不真实的明星海报而得到的快乐成了内心空虚的人们诉诸的对象。最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被标上了价格，能够换成货币，而这则是渗透到它的生产活动中的异化活动的表现。在美国尤其如此，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像是他们自身财产的表现。只要人、他们的爱好以及产品能够根据货币进行衡量，那么在解释为什么如此的时候，异化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有用的。

认为异化理论有助于解释我们社会存在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并不是说它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了说明，也不是说它解释了所有的事情。比如，要判断宗教中罪的作用，就必须在宗教之外寻找答案。我也不是说，马克思所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概念能够毫无选择地用来描述目前的形势(尽管用一种理性的观点，这些概念的意义根据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同步发展了)。人们仍在吁求其他区分社会整体的方式能在不脱离马克思的框架的前提下，更好地解释近年来的经验事实和新知识。随着引入“品格结构”这一概念，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被吸收到了当前的研究当中。①

因而，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同样存在着异化关系的其他社会形式就不能用类似的术语来加以描述。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封建社会中也谈到了异化。对于当前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毫无疑问在那里也能够发现很多与异化密切相关的特征。比如，只有当苏维埃的作家们声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消灭资产阶级会消除异化的所有形式时，他们才是错误的。而且，马尔库塞正确地认为，只要是根据劳动时间(它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功能)来衡量财富，那么异化就会存在。②

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形式上和一定程度上对异化的存在和异化理论的应用之间进行重要的区分。正像我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并不是用异化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通过关注个人以及那些他不但失去了控制而且还反过来要控制他的本质中的要素，人们能够获得这一观点。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整个过程就被彻底地神秘化了，而且这种神秘化也是“异化”含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人被控制了，而且以与发生在西方国家类似的方式产生心理反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假设),控制他们的代理机构和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明显的是用经济计划来替代资本主义市场调节。在这种新的语境中，异化理论失去了其意义的大部分内容：从一个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关于与他的社会完全不同的人的理论，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独特性质之内容(或许，如果依次类推这种教训也具有欺骗性)。意义上的缩水改变了这个理论的特征：它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理论(它把对人的描述整合到了对整个系统如何运转的解释之中)变成了一个仅仅描述人们对他们生活条件做出主观反应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发现这种匮乏情形的伦理学理论。而且，由于相关人等被认为是与社会相脱离的，所以进行伦理判断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的特征(在“共产主义”国家发现的就是这种一般的人),就像进行判断的标准不再是一个内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潜在物，而是同样抽象的善的观念一样，它成了一种绝对的原则。显而易见的是，经过这种改造之后的异化理论已经屈从于事实—价值之间的区分了，而且它对针对本

书第四章进行的所有批评都是开放的。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现的异化不能或者说不应该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或处理，但是这些人之间以及这些特殊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只能通过这样一个理论来充分把握，即一般说来它关注的焦点是计划、政党、国家以及官僚机构等的决定性地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

或许，基本没有过时以及我们因此主要使用的异化理论的相关内容应该是，它的错误通常被认为是“当前像摩西的错误一样明显的错误”①。当然，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正像我想要说明的那样，大多数批判火力指向了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稻草人。马克思不是试图去证明劳动创造了精确的出售价格意义上的价值，他关注的是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通过它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表现了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与他观点一致，即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为什么人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价格)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事件，而且根据我的知识来判断，马克思是唯一迎接这个挑战的社会思想家。构成他的答案的丝丝相扣的异化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看待那时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方式。尽管得到了修正，但是它们仍在继续，而且工作仍然是根据它的产品的价值来表现的。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论承担了额外的服务，把它相应的论证负担放在了资本家身上。大多数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试图辩护性地回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表明，社会主义是更有效率的，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感，或者在其他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表明，价值是异化劳动最抽象的形式，那么明显的问题是：“怎么做资本家才能够对它提出一些权利主张呢?”辩护的责任从那些想要变化的人身上转移到了那些反对变化的人身上。总之，劳动价值论让资本家在一个任何辩护都是不可能的背景中为他的角色和他获得的利益进行辩护。它把他逼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犄角旮旯里，这在实践上并没有让工人意识到他们在处境上的不同。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用一种类似的论证方式改变了国王和贵族的地位。他不是为民主制进行辩护，而是让它看上去似乎是，统治者必须回答在社会契约被违反之后为什么允许他们进行统治，并且用这种方式承担了自由主义者的服务性功能，后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要求的。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把资本家看作是毫无用处、实际上对社会有害的毒瘤，向他们提出妥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

到现在为止，非常明显的是，对于那些分享了马克思特定的基本观念的人而言，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异化理论仅仅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才是一种有益的帮助。例如，一个人不得不接受在人、他的活动、产品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的人性概念。进而，一个人至少不得不认同他对资本家和工人等人物特征的大致描述。例如，如果一个人否认资本家是自私的，并且反而声称他们实际上把工人的“利益”放在了心上，那么异化理论所依靠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被挪走了；一些人操纵另外一些人只需要向那些发现了这种现象的人进行解释就够了。

更重要的仍然是，一个人不得不接受马克思(或与马克思类似的)关于人的潜能的观点，把生活在今天的人视为他的可能状态的部分体现。如果没有一种关于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的观点，那么目前的现状就表现为一种“正常的”状态，不需要增加一种不充分的特征。除非一个人与马克思共享这种普遍的世界观，否则“异化”这个术语将会失去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将会表达一套与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的关系。它怎么可能是其他关系呢?①

但是，应该同样非常明显的是，通过提出并强调特定的关系并淡化处理其他关系，在异化劳动中得到的组织方式就促使我们随着马克思的信仰一同前进。换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让我们关注现实的和潜在的关系，而为了让这些解释有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关系。而且一旦我们接受马克思对问题的陈述，我们就大大接近了接受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几乎把所有消极的观望者变成了参与革命性巨变的主体。正是用这种方式来研究马克思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必然的东西。或许，每个哲学家都想这么做，但是(尽管我早期进行了限定和批评)我不知道哪个哲学家像卡尔·马克思一样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①目前关于“异化”这个术语存在理解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很多人用它来表示简单的不满足，更坏的结果是，它甚至被用来指社会的不适应感。具有经验主义思想的社会学家甚至开始去测量“它”。对于试图移除异化中的规范性要素并对剩下的东西进行测量的观点，参见Melvin Seeman,“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XXIV(1959),786。由于这种理解上的混乱而嚷着要完全放弃“异化”这个术语是可以理解的。参见Pierre Naville,"Alienation and theAnalysis of the Modern World,”in The Review,IV,1(1962),56。而且，如果“异化”所导致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话，那么可能最好的做法就是放弃这个术语。但是，正像整个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相信这不是问题，或者至少说它不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