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中的本质问题具有二元性：是和似乎。

存在着这样一种为人们熟知的事实，也就是，人常常被他们留给他人的印象所困扰。这种情况在道德哲学中比在人类学中讨论得要多，但是这对于人类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我们可以把人的存在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人实际上是什么，另一种类型是人希望看上去似乎是什么。总的说来，这两种类型是混合在一起的。也许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不受他们给予他人的印象的影响，也很少有完全受制于自己给他人的印象的人。我们必须区分由人或他人主导的本质性态度。

正如其性质所表明的那样，在人际关系领域也就是在人们互相之间的个人交往中，这种区分在工作中显的最有力量。

两人互视是最简单明了的例子——第一个人属于第一种类型，第二个人属于第二种类型。从自己的存在的角度注视对方的人，正如一个注视着某位与之有个人交往关系的人。他的注视是“自发的”，“毫无保留的”；当然他会受到使他人理解自己的欲望的影响。但是他不会受到来自他自己的观念的影响，他能够或应该用这种观念来唤醒他正在注视着的人。他的对立面是不同的。由于他很注意他的形象，他的外表，特别是他的表情或眼神会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因此他会“做”表情。人或多或少地有些特殊。人在他的能力的协助下，能够使他的存在中的某种确定因素出现在他的表情之中。他作出一副具有和常常满足于具有自然言述效果的表情。这种言述不仅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发生的精神现象的言述，而且是某类人生的反映。

但是这必须与另外一个“似乎”的领域仔细地加以区别。“似乎”在本体论上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这里我指的是“真实的似乎”这个领域。例如，一位青年模仿他的英雄榜样。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被英雄主义的真实性所俘。或者一个人在扮演着命运之神的角色并想象出真实的命运之神。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虚假的问题；模仿是真实的模仿，扮演的角色也是真实的；面具也是真实的面具而不是欺骗。而当伪装来源于谎言和被谎言所渗透时，人际关系的存在本身则受到了威胁。问题不在于有人说了谎或编造了某些理由。我所说的谎言在与某些特殊事实相关时不会发生，但是与存在本身相关时则会发生，它以同样的方式对人际关系的存在构成威胁。有时人会为了满足某种臭架子的需要而丧失我与你之间真实交往的大好时机。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两个正坐在一起交谈的人，并分别称他们为彼得和保罗。他们的生活由表象所支配。让我们来列出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外观。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彼得，他展现给保罗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表象；也存在着这样一个保罗，他展现给彼得的也是他所希望的那种表象。其次，存在着另外一个彼得，他是保罗眼里实际的彼得，也就是保罗眼中的彼得的形象，这个形象在总体上与彼得希望保罗看到的那个彼得至少不完全一样；反之亦然。再次，存在着彼得自己心目中的彼得；也存在着保罗自己心目中的保罗。最后，还存在着肉体的彼得和肉体的保罗。两个生命存在物和六个幽灵般的表象在两个人的对话中以多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哪里有任何真实的人际生活生存的空间呢？

无论在其他领域里“真实”这个词是什么含义，在人际关系领域，真实指的是人在相互交流中以他们是什么的面目出现。这并不是说人必须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人，而是说不应该允许任何“似乎”在他自己与他者之间蔓延。它不是要使一个人居于另一个人之先，而是要求他在交流时允许他人分享自己的存在。这是个关于人际关系的真实性的问题。在上述状况中，没有找到这样的真实性，也没有找到人的要素本身的真实性。

因此，正像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的危机一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我们必须解除附着于正直这个概念上的空洞的道德说教，让它有具体的正直概念的性质。如果说在远古时代人生的前提是人的直立行走，那么可以说人生只有通过灵魂的直立行走，通过十足的正直才能实现。这种正直没有受到任何“似乎”的**，因为它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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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人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交谈。尽管每个人都求助于他人，但是他实际上是在对一个虚拟的上诉法庭说话，这个法庭除了听他说话外不包含其他内容。在《樱桃园》里，契诃夫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状态。在那里，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惟一用途是互相交谈。然而是萨特把它提高到了存在原则的高度。在契诃夫那里，它还是以自闭者的缺失的面目出现。萨特把会话者之间的壁垒看成是根本不可逾越的。对于他来说，人只是直接与他自己相关，只料理自己的事务，这是人性之必然。他人内心的存在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既不存在与他人的直接关系，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这也许是现代人的恶劣的宿命论的最简洁的表述。它把退化看成是人类不可变更的本质，把陷入死胡同这样的不幸视为人的命运。它把每种有突破性的思想称为反动的浪漫主义。真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多大程度上迷失了真正的自由之路和失去了我与你之间的自由给予的人，为了回应这类认识的绝对性要求，必须亲自践行率直的品格——即便他是地球上惟一这样做的人，也应坚持到嘲讽者遭到了恐惧的打击，并听到了他们自己的被压抑的渴望的声音，才能背离此道。

真实的对话出现的主要前提是每个人都应该把他的对话伙伴看成是本他。我开始认识他，意识到他是不同的，以一种属他的、确定的和独特的方式与我具有本质上的差别。我接受我所看见的他，这样我就能够竭诚对本他说话。也许有时在我们的会话主题方面我必须提出严厉的反对意见，但是我接受这个人，我相信他的确定的存在，这种存在来源于已充分发展了的确信——即使我必须逐步展示这种确信本身的不正当性。我肯定我与之抗争的人：我作为伙伴与之抗争，我把他当成人和创造物，我把反对我的人当成与我对立的人。确实现在在我们之间能否进行真实的对话，能否在交谈中出现交互性，这取决于对方。但是如果我因此给予了与我对立的人以合法身份，我把他当成我愿意与之对话的人，那么我就可以信赖他，而且假设他也愿意把我当作他的伙伴来与我交往。

那么当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时候，我所说的“意识”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意识到一件事或一个存在物的意思是把它作为包括所有具体细节的整体来体验，其中不作任何简约或抽象。尽管人不仅作为所有生命存在物中的一种生命存在物存在，而且也作为所有物中的一种物的存在，但是人与所有的生命存在物或所有物都是绝对不同的。在所有的物中，惟有人拥有精神这种天赋。精神在个人生活中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精神决定人。不从精神的角度无法理解人。所以意识到一个人意味着具体地体察到由精神决定的人的整体性；意味着体察到人的精神这个能动的中心。它以一种独特的可辨识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言行和态度。但是当他人是我思考或观察的独立客体时，这样的意识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整体性和能动的中心不使自己为思考或观察所知晓。只有当我进入了与他人的实质性关系时，也就是说，当他开始向我展现他自己时，这种意识才是可能的。所以我把这种具有特别意义的意识称为“自我展现”。

通常说来，人的整体性、一致性和独特性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发展。在我们的时代，把他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单一整体来感知的做法，几乎为所有通常被理解为现代性的事物所反对。在我们的时代，在人与人之间占主流地位的是分析的、还原的和派生的感知方法。如果说这种感知方法是分析性的，不如说是伪分析性的，因为它把整体存在物看成是部分的简单相加，所以能够被拆散。这种方法认为不仅所谓无意识能够被相对地客体化，而且在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被当成客体把握的精神流本身也能够被相对地客体化。这种感知方法是还原性的，因为它企图把由微观世界的丰富性滋养的多面人简化为某种可概观的和可复现的结构。这种感知方法还是派生性的，因为它假设它能够通过发生原理把握一个已经生成的人，或正在生成的人，并且认为生成过程中的个体的能动中心原理也能够用一个总体概念来表现。今天的这种努力根本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曾经是最寂静的热情之源。近乎神秘的人生的水准被降级了。

我说上述这番话的目的不是要攻击人文科学中的分析方法。在不损害超越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的关于独特性的知识之外，这种方法对于进一步探索关于现象的知识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人在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时必须注意到像地平线一样环绕着这种思考方法的边界。这种限制使人们在生活中使用这种方法时产生了疑惑，因为在生活中很难看到这种边界的位置。

如果我们要头脑清楚地做今天的事和准备明天的活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就必须开发出像灰姑娘辛德瑞拉那样能够生活于人的内在本质之中的天赋，以期有一天变成公主。有的人把它称为直觉，但这不是个很明确的概念。我宁愿把它称为“想象真实”的天赋，因为从本质上看，这种天赋不只是要观察他人，而且要大胆地进入——这要求对人的存在进行最强烈的激**——他人的生活。这是所有真实的想象的本质，只是在这里我的行为不是都可能实现的，因为有具体而真实的人与我相对立。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努力展现自我，而不是在他人的整体性、一致性和独特性中，利用他人的能动中心来再次实现所有这些事情。

让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只可能发生于一种现存的伙伴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当我与他人处于共同的处境之中。在这种处境中，我把他人当成本他而向他暴露自我。确实我可以不表明我的基本态度，但对话可能在萌芽状态时就死亡。如果交互性被激起，那么人际关系之蓓蕾就会在真实的对话中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