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我们得提醒自己，这种自由化趋势的成长一直处在教会保护之下，同样，它的产生也是在教会巩固自身权威的那个时期。有的时候，某些自由尺度的提出使教会在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有的时候，民众的运动得到世俗力量的保护，但却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但几乎在每个事例中，它都表现为普通人逐渐地有所收获。

在哲学方面，教会最早只能和希腊主义站在一起，而这种希腊主义是以一种极端的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希腊教父中有许多人在加入基督教之前得到过充分的柏拉图主义的训练。这种柏拉图主义已经在犹太教的影响下发生转变，所以早期的基督徒社团已经做好准备，从犹太人斐洛那里或前或后地接受一种三位一体的哲学和神学。不可能还有更恰当的神学表达工具了，也没有人能够更好地把已有观点与新观点结合起来。

就这样，早期教会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更不必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了。这样的基础只能用来赞扬权威的教义。一切可见事物在它看来只是不可见事物的影像，最高的理念才是绝对的实体。其他一切较小的事物都汇聚到这个最真实的理念中来，除了它以外，其他事物都是影像和短命的蜉蝣。由此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来自上帝的教会代表着最根本的实体，是一切权威的接受者和基础。就是这种神学赋予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梦想以实质，他在毁灭了的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添加了一个梦想，这就是永恒的教会帝国。这种观念是东方式的地理观念的遗迹，是对民主制的完全不信任。

但是基督教有某些内在原则使得这种解释最终成为完全不可能的。基督福音的核心是对一种附加的族长制权威的抗议，是一种灵魂直接诉诸上帝的要求，——上帝是在个人良心中说话的生命的权威。基督教观念中的这一成分注定要在最后取得胜利，就好像柏拉图主义也必定要经历其自身历程一样。

穆斯林的入侵就好像一具犁，翻开了柏拉图主义板结的土壤。教会不仅发现它的外在权威受到了挑战——它首先看到自己的神学教义受到威胁，然后是它在理智方面的抱负受到威胁，而个人主义已经在基督教内部有了同盟者——而且个人的宗教意识也已经在强烈的压制下急于表达。穆斯林主义通过犹太学者引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使一场已经开始了的运动大大加速。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个人是完全的实体。最早的大学组织起来研究《工具论》。虽有各种专制主义的威胁，文艺复兴的第一声号角已经吹响，它的第一个春天已经来临。教会本身既不能阻挡又不能遏制这股洪流。要么适应它，要么改造它，要么被它克服。在教会宣布亚里士多德是异端以后没多久，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他们的接纳工作，亚里士多德被安置为教会的哲学家。由此可见，个人主义的胜利在西方世界有多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