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思想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yская，1869—1939）是苏联的著名革命活动家、苏维埃教育的组织者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她对苏维埃的学校建设及苏维埃教育理论的研究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生平与事业

克鲁普斯卡娅（旧译“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出生在彼得堡一个具有革命民主思想氛围的家庭。14岁时父亲克鲁普斯基告别人世，克鲁普斯卡娅为帮助母亲维持生计，边学习边做工。

1886年秋，克鲁普斯卡娅毕业于奥波连斯卡亚女子中学，又入师范班学习了一年并取得了家庭教师资格证书，之后便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889年，克鲁普斯卡娅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历史语言系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

1891年秋，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出任什吕谢尔堡大路（彼得堡郊区）斯摩棱斯克镇星期日夜校教师，直至1896年被捕入狱。其间，克鲁普斯卡娅积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工人的教育活动之中，并在活动中结识了列宁，与其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899年，克鲁普斯卡娅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女工》。她在书中详细揭露了俄国劳动妇女恶劣的生活条件，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无产阶级儿童的教育问题。

1900年，克鲁普斯卡娅在乌法单独度过最后一年的流放生活。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及革命活动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先后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学校与生活》3篇教育论文。1901年4月至1905年11月和1907年12月至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娅两度随列宁侨居国外。侨居国外期间，克鲁普斯卡娅一方面协助列宁从事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以及欧美的教育理论，并对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情况进行了实际考察。这一时期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问题研究与思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她于1915年完成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一光辉著作之中。该书事实上成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还撰写了30余篇教育论文，对沙皇政府所实施的教育政策的反动性以及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阶级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十月革命胜利后，克鲁普斯卡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任重要职务，先后出任该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7—1920）、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又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20 —1930）、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组长（1921—1932）、副教育人民委员（1918年3月至5月，1929—1939）等职务，在建立苏联国民教育体系的事业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克鲁普斯卡娅还领导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及成立于1930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具体工作。

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克鲁普斯卡娅还十分注重结合具体教育工作进行教育理论方面的探讨，先后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原则以及教育方法的论文、报告以及教育评论，从而为苏联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1939年2月27日，克鲁普斯卡娅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0岁。

二、《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的基本观点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克鲁普斯卡娅完成的重要著作，是她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教育工作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

就其对苏联教育发挥的影响而言，《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事实上为稍后苏联教育体系的缔建提供了理论基础。苏联首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论及苏联初期的教育事业时曾认为，克鲁普斯卡娅的“这部著作……是我们制定整个工作纲领的依据，无论是确立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还是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乃至我们共和国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实际的教学进程，我们都是以她在本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依据。”[1]

就具体内容而言，《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部光辉著作着重探讨了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用克鲁普斯卡娅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在初版序言中做了扼要的追溯。她认为，这一观点产生于大工业开始大规模利用和剥削儿童劳动这一时期。英国作家约翰·贝勒斯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主张在此后不同的时期得到英国及欧洲大陆许多人的支持和重视。卢梭即积极赞成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瑞士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更为在国民教育中进行生产劳动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及以后发展并科学论述了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还对欧文在劳动教育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她认为，欧文一生都在考虑和设法使工人摆脱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界。其对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历史性考察成为《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也为她坚持劳动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中，克鲁普斯卡娅对卢梭、欧文、裴斯泰洛齐等人重视劳动教育的立场及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他们都是结合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探讨国民教育问题的。

克鲁普斯卡娅强调，卢梭在其成名作《爱弥儿》中所推崇的是劳动是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劳动，而“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卢梭那里，劳动既被理解为每个人的社会义务，同时又被视为儿童智力发展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卢梭主张儿童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在于这种劳动的结果，而在于这种劳动对儿童的教育意义。克鲁普斯卡娅对于卢梭重视儿童学习手艺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卢梭所强调、所倡导的并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综合技术教育。“卢梭虽然认为他的学生应该学习某种手艺，但是他最重视的并非职业教育，而是综合技术教育，不是准备从事某门专业，而是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2]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分析，卢梭之所以把综合技术教育置于职业教育之上而给予特别重视，主要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综合技术教育可以使学生受到从事任何职业的训练；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使其既能胸怀全局又能正确判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综合技术教育还为评价产生于劳动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有助于学生真正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卢梭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有助于卢梭所设想的把学生培养成拥有哲学家头脑及农夫身手的人这一目标的实现。

继卢梭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又全面考察了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有关劳动教育的一些主张。使人民彻底摆脱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状态的唯一手段就是发展教育，这是裴斯泰洛齐对教育作用所持的最基本的认识。应该说，裴氏所主张发展的这类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相关的，其目的在于培养个体的全面的劳动能力，可以训练个体的体力和智力。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学校是防止儿童被这种单调的劳动弄愚蠢的一种工具。学校应该仔细考虑儿童的劳动，使它成为发展儿童全面劳动能力的手段，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3]

克鲁普斯卡娅还通过比较的方式，对裴斯泰洛齐与欧文的教育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裴斯泰洛齐与欧文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现实的社会境况与人的本性是不相符合的。但对于问题的解决途径，两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或途径在于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即他所理解的教育）；而欧文则认为只有变革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才能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帮助。

在论及欧文同意儿童参与生产劳动时，克鲁普斯卡娅还谈及了17世纪末叶著名教友派信徒约翰·贝勒斯有关劳动教育的主张。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愿望，贝勒斯想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贫民。为此，他在《关于建立工业学校以研究目前工农业各部门的建议书》中提出，要创立一种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业学校。值得注意的是，贝勒斯特别强调在工业学校里，教学与体力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家庭教育相比，工业学校应在六个方面表现出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学生们可以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掌握各种语言；工人学校教育可为成人及其他儿童提供学习的榜样；儿童的成长不与实际生活相脱离，恰恰相反，儿童的学习是以与人们的密切交往为基础的；儿童的成长经常受到成人的悉心照料；工业学校开办图书馆以及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供儿童学习之用。从有关贝勒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克鲁普斯卡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由于英国工业发展，贝勒斯在17世纪就理解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发挥重大的教育作用。

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克鲁普斯卡娅还介绍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法案（提案）中的劳动教育主张。克鲁普斯卡娅借助于大量的考察明确指出：“必须通过相当的教育去培养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在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无数有关国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着。”[4]劳动教育思想体现在雷佩尔提的草案中，体现在洛姆草案中，体现在拉卡纳尔草案中，体现在加任费拉特茨的草案中，体现在拉瓦锡所拟定的国民教育计划之中。克鲁普斯卡娅强调，对于这些思想，工人阶级都予以充分重视，从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丰富、补充和进一步完善，“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见解与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的全面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劳动分工做好准备工作”。[5]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对劳动教育进行全面研究并得出深刻结论者，当推马克思以及与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恩格斯。她在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她强调说：通过对英国童工劳动以及《工厂法》关于童工教育有关规定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6]；针对大工业生产的本质特征以及工人子弟的实际生活状况，马克思提出普遍禁止童工既与大工业的存在及本性不相容，又使劳工教育的实施失去了基础，马克思据此提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更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崭新的原则基础上来谈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

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的最后部分，克鲁普斯卡娅还系统分析了19世纪末欧洲所存在的大量的读书学校的状况。她以日内瓦一所模范国民学校为例，向人们展示了读书学校如何使学生个性及教师个性受到双重压抑的情形。接受此类读书学校教育的学生不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导致这一时期读书学校大量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这时的工业生产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缩小了，而对无技能要求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但是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以初步改观。克鲁普斯卡娅详述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导致社会生产对工人从业知识技能要求提高的情况。克鲁普斯卡娅利用科恩基、卡敏尔等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借助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的研究成果，认真分析了手工业学校取代学徒制的必然性，职业教育随着科技发展逐步改变性质的必然性，并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说明工业发达国家如何为职业教育的普及而大力兴办劳动学校。克鲁普斯卡娅对这类劳动学校评价颇高，认为从读书学校到劳动学校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了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对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对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的渊源、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明确肯定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坚持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所有这些为无产阶级厘定教育方针、吸取教育历史遗产提供了理论启明灯式的指导作用。

三、论学前教育

出于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高度责任感，克鲁普斯卡娅对学前教育问题表现出一贯的重视，参与大量的学前教育实践活动，并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撰写了一系列学前教育著作，如《妇女与儿童教育》《学前教育》《论儿童的学前教育》《论学前儿童的玩具》《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等。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等一系列论文和报告中，克鲁普斯卡娅也就学前教育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十月革命前，克鲁普斯卡娅即参与了为工人阶级子女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斗争。她在《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中，对沙俄时代劳动人民子女缺乏必要学前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描绘。女工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女工们没有时间、没有钱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即便是吃饱、穿暖、不打赤脚这样最基本的条件，女工们也往往很难保证。克鲁普斯卡娅指出，造成这种不公平现状的最根本因素在于社会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即只有“在未来的学校里，学生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在校期间将要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这种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于人、精力充沛的公民”。[7]

十月革命后，克鲁普斯卡娅在新形势下全面论述了学前教育的作用。她认为，一个人童年时期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情况对其未来一生的发展往往有着重要作用，主张把儿童在相当多的时间内交给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主张“这种学校应尽一切可能搞好年青一代的身体健康……学校应该从儿童的幼年开始就增强和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器官”。[8]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难以较好地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及儿童的创造力，克鲁普斯卡娅主张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为更好地开展学前教育工作，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包括幼儿园在内的一系列托幼机构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各自的具体职责范围。学前教育机构欲实现培养儿童充分、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整个教育体系的范围去考虑，即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一部分。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便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愉快欢乐的生活。”[9]只有这样，学前教育工作者才能对本职工作充满自豪感，才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学龄前儿童的培育工作中，也才能更好地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了解儿童。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在较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抚育儿童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幼儿园的职责范围上，克鲁普斯卡娅提出了这样的认识：维护儿童身体健康，养成必要的卫生习惯；利用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儿童未来智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克鲁普斯卡娅号召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思想品德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在向儿童实施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时，尽可能引导儿童从实际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引导儿童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接受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具体措施包括让儿童“参加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玩，经常与女工、农妇和少年先锋队员见面——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对幼儿发生作用”[10]；多组织儿童参与或自身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在实际活动中养成关心别人、热爱集体的优良品质，并在儿童之间培育友谊。

在幼儿智育上，克鲁普斯卡娅也做过一系列的指示。她主张在把儿童培养成为集体主义者的同时，还应把儿童造就成为智力发达的人。幼儿智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扩大儿童的视野，充实他们的生活经验，培养他们的技术兴趣，引导他们在观察自然、了解社会的活动中唤起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扩大儿童视野的方式上，克鲁普斯卡娅要求考虑不同儿童在生活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如，对于广大农村儿童而言，扩大其视野的途径可选择让其了解城市的生活，带领他们参观城市的企业，了解现代大生产的实际状况；而对于那些久居城市的幼儿，则应设法让他们知晓植物的生长情况及动物的生活情况。此外，克鲁普斯卡娅还再三强调，尽管因年龄所限，儿童这时对所接触到的一切还不能透彻地理解，但此类知识的传授及相关经验的获得必定令其未来受益良多。

在德育及智育过程中，克鲁普斯卡娅十分注重发挥游戏及玩具的教育意义。在《无产阶级儿童》一文中，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使儿童从三四岁起在幼儿园做游戏，通过游戏来学习，熟悉自然情况，了解广阔的世界。她对幼儿游戏的重视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许多游戏往往成为幼儿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和手段；能增强儿童体质，发展儿童的肌肉和感觉器官，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和观察力；游戏活动还有助于培养儿童形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等信念和品质。在各类游戏中，克鲁普斯卡娅对创造性游戏活动极为赞赏。在这类游戏中，儿童通过自己构思游戏内容，自己组织安排游戏活动，从而使自身主动性得到发展。

与重视儿童游戏活动相联系，克鲁普斯卡娅对幼儿的玩具也非常重视。在1936年撰写的《论学前儿童的玩具》一文中，克鲁普斯卡娅就幼儿玩具问题提出这样的认识：就玩具的制作而言，要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并认真结合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制造一些能帮助儿童研究周围生活、发展其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玩具。在玩具制造上竭力避免的是在玩具的装潢上费尽心思，追求高档奢华。在玩具的选择上，克鲁普斯卡娅提出须坚持这样一个标准，即从儿童喜欢什么和儿童需要什么这样一个标准来为儿童选择玩具。针对儿童还不能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区别物体大小，则应为其选择一些辨别颜色和区别大小的玩具。按照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小班儿童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学会辨别各种颜色、区别大小、估计距离远近、发展触觉和听觉之类的玩具。[11]

克鲁普斯卡娅就学前教育所发表的一系列见解，体现了她对儿童的关怀与热爱之情。她号召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全身心地去了解儿童，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体察他们的兴趣需要，而不可把成人的喜好强加于儿童身上。她还反复指明，学前教育工作所遵循的一项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接受他们那一年龄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所有这些均为当时及后来苏联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因而也使她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学前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四、论苏维埃学校的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苏维埃学校教育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她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以及青少年一代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关论述中。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克鲁普斯卡娅一贯重视的教育理论问题，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她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为彻底改变沙俄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学校成为读书学校的旧面貌，克鲁普斯卡娅与她的同事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把苏维埃学校教育发展成与劳动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事业。

在学制上，克鲁普斯卡娅在20世纪20年代倡议并支持创设工厂艺徒学校、农村青年学校及七年制工厂学校，在九年制学校的八年级、九年级实行专业化，在普通教育基础上使学生务必接受一定程度的劳动和职业训练，以便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

除注重通过改革学制以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外，克鲁普斯卡娅还十分重视通过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以实现这一目标。她明确提出，教学的基本中心应该是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经济生活进行研究，故而判断苏维埃学校教育是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或结合程度高低的标准，即是视其教学内容安排的情况。从这一认识出发，克鲁普斯卡娅就一年级学校（1～4年级）、二级学校（5～9年级）的教学内容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意见：1～4年级学生须学习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重视儿童观察力、感受力的训练。5～7年级的学生则应学习研究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了解各种形式的劳动，学习社会发展史、艺术史、本族语和外国语，能够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劳动。在这一阶段，学生还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如了解地球的起源、物种与人类的起源，以为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奠定基础。8～9年级则实行分科教学，以便使“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门兴趣”。[12]

为真正使苏维埃学校教育与苏维埃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广大学校教育工作者树立这样一些新观念：把学校视为与所在地区及全国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机构，能够对实际生活发挥积极干预作用的机构，能够帮助年青一代依靠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的机构。依据这些崭新的教育观念，克鲁普斯卡娅曾在《论中学》中把七年制学校的办学方针归结为：“1）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缺少的；2）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3）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4）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5）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目前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贯彻执行这一方针。”[13]

这一时期苏维埃教育领域所出现的综合教学大纲也是服务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目标的。所谓综合教学大纲，即教学内容不是依据学科教学的原则来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联结起来。每个主题均从这样三个方面来选取材料：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人对自然力和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社会生活。综合教学大纲的最初设想是由克鲁普斯卡娅首先提出来的。她在发表于1922年的《谈教学大纲问题》中提出，人们的劳动活动应该在苏维埃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人们的劳动与生产活动应该在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处于基础地位。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综合教学大纲的思想，借助于她所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于1921年至1925年颁行的《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通称“综合教学大纲”或“单元教学大纲”）变成了现实，并一直实施到1931年，对苏维埃学校教育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实践证明，综合教学大纲在促进学校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克鲁普斯卡娅所提出的变读书学校为劳动学校的设想。苏联学校教育的实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同时促使苏维埃学校教育在形式上变得更为生动活泼。不过，应该承认，综合教学大纲也对苏维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文化知识。对于这些不足，克鲁普斯卡娅在后来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对自己先前的认识做了必要而及时的修正。20世纪30年代以后，她在《党的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等一系列的文章和报告中，针对综合教学大纲实行中所出现的问题指出：“不能把劳动置于知识之上。这是复古，这是后退。应该用渊博知识的光芒来照耀劳动，理解劳动，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肯定教学跟生产劳动结合必须在学生的一切社会生产劳动服从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的目的的基础上进行。[14]

在克鲁普斯卡娅有关苏维埃学校教育的论述中，综合技术教育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她认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是苏维埃学校教育实现国家工业化、改造国民经济的需要，同时还是共产主义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需要。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工业化的工具。她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激起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感兴趣，这就为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必须使这种兴趣从儿时起就受到支持。”[15]新一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只有了解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理解一定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业化程度日渐提高、经济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的社会现实。基于对综合技术教育重大经济意义与教育功能的清晰认识，克鲁普斯卡娅就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基础、内容、组织形式、方法以及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让学生获得某种单一的技术和多种手艺，更不是让他们了解与别的生产部门相脱节的某一生产部门。综合技术教育的推行必须把技术形式的研究与科学知识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综合技术教育实施的基础在于从技术的各种形式、发展和联系中来研究技术，并用相应的理论来说明生产过程。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应与普通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就内容而言，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制，并不是某种特殊的讲授科目，它应该渗透各门学科，反映在物理、化学、自然、社会各科教材的选择上”[16]。此外，克鲁普斯卡娅还指出在理解及选择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时，还应避免这样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的联系归结为从生产领域当中挑选一些零碎的事例来说明某些理论原理。正确的态度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及其相互联系中揭示对一切生产部门都起作用的现代技术的基本原理。要结合普通教育使学生了解科学是巨大的生产力，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在技术和工艺过程中的实际运用。

对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克鲁普斯卡娅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加强艺术和制图的教学，以巩固学生的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在校内组织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并与学校所在地的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加强联系与合作，使学生在校内外的生产劳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适时组织学生到电站及各类现代化大工厂去参观，扩大学生的综合技术视野；等等。

针对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实际中还存在的一些偏差，即实践中存在的综合技术教育流于一般性职业技术培训的情况，克鲁普斯卡娅对综合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她首先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综合技术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理解劳动过程和生产原理，发展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理解一定的现象之间关系的能力；职业教育则在于通过对学生进行职业知识的学习及职业技能的训练，使学生获得具体职业岗位的就业资格和从业技能。但二者又存在着内在联系。职业教育的存在是适应当时生产发展水平的结果，但其发展欲不断适应现代大生产中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基础日益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则必须与普通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联系起来。如能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则不但能使学生迅速而牢固地掌握某种职业技能，还能使他们获得适应现代生产特点的能力。为此，克鲁普斯卡娅主张把苏维埃的普通学校都建设成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并且倡议创办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学校。

在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等手段造就全面发展的苏维埃国家公民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还要求苏维埃学校教育工作者对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克鲁普斯卡娅认为欲把年青一代培养造就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必须对其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教育。克鲁普斯卡娅在《论中学》一文中提出，七年制学校要把培养儿童具备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确立为办学方针。此外，她还号召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承担起培养青年团员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积极建设者的光荣使命。

在集体主义教育方面，克鲁普斯卡娅尤为重视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教育。她认为，相对于资产阶级教育要把儿童培养成为个人主义者而言，苏维埃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为集体主义者，即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不和集体对立，并能把集体的意义提高到新的高度来认识的一代新人。为此，她要求苏维埃学校发挥集体主义教育基地的优势。在学校教育中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使儿童在其间耳濡目染而逐步成长为具有集体主义观念、意识和情感的人。在集体主义教育问题上，克鲁普斯卡娅还指出，集体主义既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同时又是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情感及情操的基础，是形成一切高尚的道德观念的土壤。

五、论成人教育

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克鲁普斯卡娅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并从苏维埃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成人教育事业表现出一贯的重视并发挥了事实上的领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维埃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成人教育发展方针上，克鲁普斯卡娅提出应以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工农大众，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能力，使他们永远摆脱愚昧无知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处的不自由的困境。她认为，必须以此作为规范引导成人教育发展的原则性与方向性规定。

就成人教育的内容来说，克鲁普斯卡娅在十月革命初期及以后与她的同志们先后开展了成人扫盲教育、工农成人教育、政治宣传及成人专业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成年人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论知识水平及专业修养。

克鲁普斯卡娅非常关心成人扫盲教育工作，自十月革命后她便参与了最初的扫盲教育工作，并从理论上对扫盲教育给予充分的说明。她认为，苏维埃教育应向人们提供一种广泛的职业教育。而在当时尤为重要的是向广大工人授予能使他们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即大规模地开展成人扫盲教育。为了系统指导这一工作，她于1938年将34篇有关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扫除文盲》。

在很多情况下，成人扫盲教育是与工农成人教育及政治宣传结合起来进行的。即把成人的扫盲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宣传、与苏维埃制度的宣讲、与一定政治建设任务的鼓动互相结合起来。这在1920年末克鲁普斯卡娅出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领导人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克鲁普斯卡娅参与起草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文件中，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做出这样的规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对非党群众的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上，同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力量也应当尽量用于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党校、政治常识学校等）。”[17]自此以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通过不同的成人教育方式及报纸杂志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成人教育活动。

根据苏维埃联邦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及国民经济技术改造逐步深化的现实要求，克鲁普斯卡娅还提出要借助成人教育加强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尤其要对那些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工作，切实提高这部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及视野、专业技能素质及组织管理能力。

克鲁普斯卡娅深知成人学习既需要政府及有关教育机构的支持与帮助，同时更要求个人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及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因而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先后发表了《组织自学》《农民青年自学问题》《自学在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中的地位》《学校与自学》等一系列专门论述自学的文章，以向广大志在自学、追求进步的成年人提供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作为一位终生致力于以人类的全部文化财富和教育智慧提高苏联人民的整体国民素质、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事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奋斗目标的伟大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及理论探索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问题的光辉论述为依据，就国民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宝库。而且，克鲁普斯卡娅还亲自参与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教育的大变革与大发展实践，并担负了领导职责。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中等及高等教育、建成广泛的成人教育体系等巨大成就，这是与她的辛劳和有力指导分不开的。所有这一切均说明，克鲁普斯卡娅无论就教育理论探讨，抑或是教育实践发展领域而言，均为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而重要的贡献。与这些贡献相比，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领导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推行综合教学影响了学生对系统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况且，她本人也在后来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