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大意】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与卫文子有一段对话，对这里的论述作了发挥。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厄下来的。”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这里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

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了。孔子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诗经》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思无邪”就是要“思想不邪恶”，不违背周礼。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古时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召见颜斶时说：“斶，走到我面前来！”斶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斶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人。”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士兵们都想见见指挥作战的人，他们对轻视或不关心他们的指挥官表示反感。士兵们总是相互传播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即使是短暂的走访，也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领导者应该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

企业领导者良好的道德素质也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993年11月16日，广西北海金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德籍华人哈里驾车与公司三名职员经过八宝村时，有人拦车，说有个孩子被歹徒绑架，要求帮助。一名职员提醒哈里，这种事最好不要管。哈里说，这种事不能不管。于是，他调转车头，追上去扭住了两个歹徒，救了孩子，并将歹徒扭送公安部门。事情传开，记者竞相采访。哈里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情味，即使钱赚得再多，活着也没意思。他计划拿出20万元作为社会治安基金，专门用来奖励见义勇为者。哈里的事迹在新闻媒介的宣传下广泛传播开来，一个关心社会问题，见义勇为的企业家的美好形象，很快在社会公众中建立起来，其企业也随之增光添彩，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哈里解救遭绑架的孩子，是当代企业家做人的本分与天职，却为其企业产生了公关效应，这与那种精心策划着塑形象的募捐、义演，其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