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一方面虚情假意地夸奖元胄“诚壮士也”，赐他酒渴，一面表白说：“我哪里有什么歹意，你干嘛那么多心呢？”同时假装要吐，想要抽身离开。

元胄知道他是在耍花招，将他按在座位上，就是不放他走；赵王又说嗓子发干，让元胄到厨房去取水，元胄也不动。正好这时另一名皇室成员也来了，趁着杨坚起身迎接的功夫，元胄悄悄对他说：“情况很有点反常，咱们快走吧！”

杨坚还糊里糊涂，说道：“他又没有兵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元胄说：“兵马他们家中还不多的是，一旦他们先下手，咱们可就完了！我倒不是怕死，这样死可太不值得了！”

杨坚没听他的，返身又坐了下来。正在此时，元胄见屋后有披甲的声音，他也顾不了许多，冲着杨坚喊道：“相府正有紧急事情，大人哪能在这里久坐？”拉起杨坚，推出门去。

赵王起身追赶，元胄堵在门口，不让他出来，直到杨坚走出了大门，他才跟了上去。

一次暗杀的阴谋就这样被元胄挫败了。如果没有元胄，杨坚此次只怕难逃活命，也许地就没有了后来的隋朝，中国的历史又当是别一种写法了。杨坚在当了皇帝后也说：“救了我一命，成就了隋朝的大业，这是元胄的功劳！”

杨坚在位时，对元胄自然恩宠有加；可杨坚一死，杨广继位，情况就大变了，杨广怀疑他与其他皇弟阴暗勾结反对自己，罢了他的官。

元胄自然不服气。有一次，一个叫做上官政的大臣因罪被贬到岭南，另一位将军丘和也受牵连被撤职。元胄与丘和原是好朋友，两人来往很密切。一次在一块喝酒时，有了些醉意，便对丘和发牢骚说：“上官政是个敢做敢为的人，这一次被贬到岭南，会不会干出一番大事来呢？”又拍着自己的肚皮说：“若是敝人，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料第二天丘和将他的话奏报了皇上，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元胄被处死。

8、魏延：不能彻底的忍

魏延是蜀中名将，但素来为诸葛亮所忌，虽然如此，魏延倒也忍住了，仍然忠心为蜀，当多次为诸葛亮所忌之后，仍没反思。诸葛亮命殒五丈原时，魏延忍不住了，也因此丢了性命。对于这种忍真的不知是同情还是指责？

魏延，字文长（公元？～234年），义阳（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

魏延是长沙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绝非如此。魏延在随从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属，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结果却委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军官担此重任，导致了“一军尽惊”，使得人们议论纷纷。

刘备也完全明白这种情况，他为了树立魏延的威望，刘备特意召开群臣大会，让魏延在会上陈述自己镇守汉中的方法。刘备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魏延的气魄使三军折服，魏延也因此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将张郃、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八年（公元231年），魏延升为西征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魏延最终没有发挥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杀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惟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难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成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已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祎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作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祎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在战略上谁是谁非另当别论，但由于杨仪护送着诸葛亮的身体，又拿着尚方宝剑，自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如果看看杨仪对魏延的态度和日后的作为也许就不难明白杨仪假公济私和实现个人野心的企图了。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

如果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好好反思，并不是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年都忍过来，到头来忍不住了，以致于丢了性命，还落个“叛臣”的骂名，实在是不值。

9、忍辱负重，施振荣使“宏基”威震台湾

1944年，台湾尚在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下，整个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国弱民穷，施振荣就在此时来到人间。和国势衰落相对应的是他家庭的不幸。父亲在他4岁那年就去世了，只留下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全靠母亲苦心经营一家杂货店维持。这使得施振荣从小就知道了生活的艰难和不易。从小他就帮助母亲照料小店，跑前跑后，俨然一个小店员。

但母亲并不喜欢他那样。她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争取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因此，尽管家境穷窘，她还是挤出钱来送儿子去上学。

令母亲宽慰的是，施振荣学习十分勤奋刻苦。上小学、中学，成绩都是全优。他对数理化课程兴趣特别浓，成绩更是出类拔萃，在台湾彰中高中部学习时，他为此获得了“爱迪生优良科学奖”。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台湾成功大学，后来又转学至台湾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连年获得校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继续深造，并于1971年获得电子硕士学位。

学习完成后，拥有丰富电子科学知识的施振荣开始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落脚点。很自然地，他将目光转向电子技术集中的台湾北部，先后任环宇电子公司副理，荣泰电子公司协理。

在“荣泰”，他干得十分努力，跑技术，跑市场，尽心竭力，一干就是十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然而这回上帝没开眼，他倾注了极大心血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还是倒闭了。

这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大打击。痛心之余，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干什么也不能因循守旧，只有用敏锐的眼光，抓住机遇，大胆创新，灵活应变，才能求得生存。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更要求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

施振荣在“荣泰”经营失败后，他不甘心再为其他老板“打工”了。虽然凭他的技术他不愁找不到工作，但这并不是他一生的志向。他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自己能干什么呢？他陷入了深思，对自身条件的长处和短处，他再三在权衡着。

去批发经商？自己既无家业可以继承，也无他人可以投资、赞助，此路不通。

退一步讲，即使有人资助，平心而论，这也不是自己的梦想，作为一个电子学硕士，从事电子行业是自己从中学时代就萌发的心愿。

综观电子技术的发展现状，他的眼前不由得一亮：有了！70年代中期，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在世界上已经起步，可是在台湾却依然是一片空白，人无我有，你弃我取，在台湾做一个电子计算机开发的“先行者”，其发展前景必定广阔。

他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决心做一个“电子计算机的园丁”，向现代高科技进军。

于是，他找到了11位在台湾交通大学读书的同学，以及曾共过事的电子工程师，协商创办“宏基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创议得到了众人的热烈响应，大伙共同筹集了200万元资金注册。1976年，施振荣任董事长的“宏基电脑公司”开张了。

按照施振荣的思路，“宏基电脑公司”一开始就以开发自己的产品为主。他借款70万元，购进了微处理机系统设备，公司上下群策群力，加班加点，很快就拿出了产品。然而，无情的市场给施振荣上了痛苦的一课，“宏基”的产品在市场上根本没有销路，产得越多，压得越多，把有限的一点资金都占用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施振荣很快就明白了，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由于台湾经济政策的开放，国际上各大电脑商的微电脑大举拥入了台湾岛，这就使有限的市场显得狭小了，而“宏基”产品无论在品质上还是价格上都还没法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二是“宏基”实在太年轻了，“宏基”产品既无名气，也无影响，更不具备品牌效应，消费者在不了解公司实力的情况下，自然对陌生的产品不敢问津。

出师不利对人气的打击是严重的。看到“宏基”一开始就赔了钱，合作伙伴们开始动摇了，有3位提出来要分道扬镳。心情沉重的施振荣愈加感到了创业的艰难。不过，他忍耐着强大的压力，毫不灰心。

为了维持生存，他忍辱负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改“工”为“贸”，做起了进口电脑零件的代理商，暂时稳定了人心，不致使自己在困境中一厥不振。

不过施振荣内心是不平静的。虽然“宏基”电脑公司在开发产品方面似乎暂时偃旗息鼓了，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他知道，事业要做大，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他在寻找这种机会。

一段时间后，他敏锐地发现，虽然外国的电脑先进，但却毕竟是西方人的东西，台湾岛内大多数人还不具备操作西方电脑的技能，而且西方电脑的高价位也使众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如果“宏基”能开发出适合中国人使用的电脑，而且价位又比较低，不就可以占领市场了吗？

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说干就干，很快，“宏基”低价位的“小教授中文电脑”问世了。正如他设想的，这一产品果然被市场所认可，台湾岛内的中学生、小学生普遍购买，十分畅销。而且，由于这一产品的成功，“宏基”品牌也渐渐为岛内民众所熟知，大家都知道了，“宏基”电脑是台湾人自己开发的电脑。这种广告效应为“宏基”其它类型的电脑上市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施振荣认准方向，一鼓作气，使“宏基”电脑在台湾电脑市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至1985年，“宏基”公司48亿元的营业额，一举击败台湾资讯电子工业的“巨人”——台湾神通电脑公司，从而成为台湾最大的电脑厂家。到1987年，“宏基”又拿下了四个“台湾第一”：

个人电脑外销第一；

在全世界IBM个人电脑兼容机系列销售量排名第10位；

‘宏基’ACER—1100三十二位超级微机各项技术指标的总分名列美国电脑权威杂志《信息世界》排行榜第二；

在日本推出日、英双语个人电脑，成为这类产品中第一家非日本公司。”

“宏基”旋风在台湾岛内劲刮。

在他成功之后，有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施振荣说：在我失败的时候我决不气馁，能够忍耐等待时机，在我有了成绩的时候，我也同样能够忍耐把自己做大，绝不好高骛远。

10、吴一坚：坚忍中使西安“金花”放光彩

金花企业集团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涉足开发、投资、制药、商贸、交通、房地产、酒店及高尔夫等领域，拥有国内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员工人数3000多名，总资产达68亿元（净资产44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集团。但金花企业集团在创业之初，却是总裁吴一坚在颠颠摇摇之中摇起来的。

吴一坚，1960年12月10日生于西安。

童年的时候，爷爷因出身地主被批斗折磨致死，接着他的父亲——西安市灞桥区的一名普通干部，又受到冲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了起来。童年的苦难经历，使吴一坚时刻为亲人，进而推到为他人牵肠挂肚，正是这一系列潜意识构成了他的“平民情结”。

吴一坚当过兵，做过工厂里的普通工人，1984年他毅然辞去西安一家工厂的工作，怀揣600元人民币只身到广州打工。1985年离开广州，来到海南发展，成为海南的第一批弄潮儿。

经过周密的调查，他着手筹建一座大型的电子工厂。当时，很多人无法想象他和他的助手们如何去干一件令省一级政府领导重视的大事：建一座年产20万台电视机的公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天方夜谭，当时的国家骨干企业年产也不过20万台电视机，而吴一坚这个27岁的北方小伙子搞这样大的工程被认为不是骗子也是神经有毛病。然而，这正是吴一坚不同于他人之处。他了解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电视机的紧俏和海南刚刚起步的特点。他认为一个人要善于了解周围的一切，这样才能调动周围的一切有利因素，用100元钱去赚1元钱，叫赚钱，用1元钱去赚100元钱也叫赚钱，但这两种赚钱的内含是截然不同的。经营，就要讲求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换来高速度与高效益。于是，他以“经营25年之后，厂房设备拱手让出”的方式圈地，又以“预交3％质量保证金”的方式将厂房建设工程承包出去，以“生产以后80％的电子原件由香港一家公司供给”的许诺，令其先投资。

为了联系全国大电子经销商，他亲自出马，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赶车谈判，包括了买一瓶汽水、一块面包了事，到了晚上商店关门，他就只好饿肚子，常常饿得没办法了，只好拼命喝水。有几次，皮鞋跑开了帮，但因时间仓促，他用鞋带一绑竟又凑和了一个礼拜。上帝垂青于真诚的人，全国各大电子经销企业被吴一坚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纷纷交足预订款，提前预订10个月以后的产品，求人的事就这样变成了被人求的事。

外部环境理顺以后，吴一坚一头扎进了工地。工资未能及时支付时，工人们怠工，他一个个地去解释，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发给工人。身上没有了钱便没办法吃饭，只好每天蒸点米饭充饥，一连十多天没吃菜，工人们知道后，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吴一坚的坚忍和真诚，使工人们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终于以超常的速度建成了一座大型工厂。

那年春节前，工厂的170万元货发出以后对方未能按合同及时结算，而公司的职员们全都准备拿了钱回家过年，吴一坚为了职员们能过好年，到朋友处借，取出自己所有的存款，及时地发给职员。腊月27日，职工们都走完了，他却不能回去，爱人的电报、电话一个接一个：“结完婚6天你就去广州，孩子出生时你又在海南，我们女人一生中最需要男人的两个时刻，你都去忙事业了，这过年又回不来，我们怎么向父母交待。”听完妻子电话中的诉说，再坚强的男儿也会止不住泪水的，吴一坚强忍着泪水安慰了妻子和孩子，放下电话，从来不知什么叫悲伤的吴一坚才真正感受到了孤独和悲伤，他伤心地哭了。孩子的叫声和妻子的哭声时刻在刺激着他，他真想立即回到他们的身边，享受一下轻松和安逸，或者让他们母子二人到海南来共享全家欢聚之乐。但他不能这样做，他的身上只剩下50元钱，这50元钱要度过15个日日夜夜，而他的困难他又不能告诉家人，害怕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担忧。为了节省，他买了一百个馒头，整整吃了十五天，放假归来的工人们见到他时，以为他得了病，而他能说什么呢？只能笑笑。

他曾说过：“我是用自己的经历悟出了‘苦难是最好的老师’这个道理。苦难能使人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得到真正的锻炼，人往往在越困难的时候意志越坚强，奋斗的目标也越清晰。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今天的苦难可能就是明日的辉煌，只要你愿意努力，总会有所成就。人生的机遇，是在自己的苦苦奋斗中争取来的。一个创业者大凡在起步阶段，都需要从最简单的工作做起，甚至当搬运工，打个比喻，人就好像那成堆的湿煤，磨难就像那摇篮，颠颠摇摇才能成煤球儿，才能燃烧。”这也许就是吴一坚能在千百万下海赶潮人中成为佼佼者的原因吧。

第一批电视吴一坚在海南这块炙热的孤岛上“摇”出来的时候。时间满打满算只有10个月。投产后，公司资产由他怀揣的600元变成了3亿元（包括地价）。

而对3亿元的资产，有人只欣羡吴一坚发了大财，但其间的艰难和孤独的忍耐有谁能知道？

11、忍一时之利，香江新鸿基扬英名

李兆基始终认为，身在异乡，没有几个帮手，单枪匹马是很难成功的。

当时，香港的土地全部为殖民当局所控制，称“官地”，都以“官契”形式批租使用。香港英殖民当局的土地政策是按照经济原则，在公众拍卖场上公开拍卖，以叫价最高者得到出售的土地，即所谓“公开拍卖，高价者得”。香港地少人多，需地殷切，房地产价直线上升起来。

在李兆基投资到房地产，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他又选择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郭德胜和冯景禧，3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

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当时竞争激烈的香港，李兆基、郭德胜和冯景禧鉴于自身实力微薄，从而合在一起打天下，可谓是有识之士。

后来，李兆基、郭德胜和冯景禧都成了香港商业圈响当当的大牌人物，他们对那段携手闯江湖的雄心和气魄，都是十分怀念。而且，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在3人中间种下了常青的友谊之树。在生意场上，李、郭、冯3人互相帮携，互相援助，生意因而越做越大，都成为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

1958年，李兆基、郭德胜、冯景禧3人“誓师结义”。当时3人的结义宗旨是：“同心协力，进军地产，你发我发，你荣我荣”。此外，他们3人又拉了另外5位股东，组成了“永业企业公司”，首先买下了沙田酒店，红红火火地经营起来。

由于“永业企业公司”资金并不雄厚，故而公司开办之后，在经营方式上只能以低价收购一些无人问津而又富有发展潜力的土地或旧楼，进行重建，然后再重新出售，小心翼翼地“炒楼花”，一步步苦心经营。

当时正处于50年代，香港仍有许多旧的楼宇待拆，因而不愁没有生意可做。

然而，当时香港的房地产经营模式是楼房整栋出售、帐款一次要付清。这种经营模式，对于资金并不雄厚的“永业公司”可谓是瓶颈，因为广大的香港市民并没有此实力一次付清帐款，更何况要买下整栋楼房，就更困难了。致使永业公司的楼房出售出现十分凋零的现象，资金不能迅速周转，而且也阻碍了永业公司再去购置楼房、土地，因而影响了发展。

李兆基、郭德胜及冯景禧等8名股东面对永业公司的窘境，一时也十分棘手，想不出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照此下去，永业公司非得关门不可，在这关头，素来灵活机敏的李兆基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忍中求胜，即“分屋出售、10年分期付款”的灵活方式，这就打破了地产业楼房必须整栋出售、帐款要一次付清的陈旧模式，使得广大中下层市民能够花钱买得起住房，使永业公司得以资金不断，生意不断。

这种销售方法刚刚出台，不出所料，楼房顿时销售一空。在如此良好的发展机会面前，永业公司迅速又购入大量楼房、地产，进行拆建，同时加快资金周转，着实大赚了一笔。虽然在短时之内永业公司得不到所有现款，但由于销量好，所得效益使得地产界其他地产商为之眼红。

1963年，李兆基和郭德胜、冯景禧3人利索果断地甩掉其他5位股东，合组“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从此，李兆基的事业开始向辉煌迈进。

为什么取名叫“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呢？郭德胜、冯景禧和李兆基是有考虑的。他们希望通过“新鸿基”来实现他们3人结义时的宗旨：“同心协力，进军地产，你发我发，你荣我荣”。所以，“新”字取用冯景禧新禧公司的“新”，“鸿”字取自郭德胜的鸿昌合记，而“基”字就是李兆基名字最后的那个“基”字。

“新鸿基”代表的是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3个同心同力，互相帮助，携手共创事业的决心。

“新鸿基”成立之初，规模很小，办公室设在士丹利街16号3楼，职员不过10余人，可以说仅具雏形，注册资本港币500万元，实付资本300万元（每人出资100万元港币）。这个实力在当时的香港，3人不过是中量级罢了。

然而，经过“永业公司”5年的打点、磨砺，李兆基、冯景禧和郭德胜的大名已经传播到港岛的各个角落。舆论界对他们3人的力量型组合普遍看好。

时至今日，李兆基、郭德胜、冯景禧3人都成了下属逾千的亿万巨富豪，他们搭档打江山，早已成了香港商界风行一时的佳话。

3人除有超人的经营头脑以外，更是百折不挠的工作狂。每天都做足十五六小时。创业时拼命工作或可解释，但发达后依然如故。李兆基曾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企业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作梦梦出来，只有通过勤奋工作善于坚忍干出来的。

他们雄心勃勃，不分昼夜运筹于10平方米的斗室之中，而此时别人可能通宵达旦地奋战在麻将桌上，或沉迷在夜总会的珠光艳影中，或在温柔乡里昏昏入梦。一分付出就有一分收获，这种脚踏实地的坚忍精神，就是李兆基他们成功的基石。

香港的房地产业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被称之为“香港经济的寒暑表”。

60年代初期的香港，由于人口的剧烈膨胀，内地和东南亚大量流入香港的资金和熟练劳动力，以及香港当局的土地政策、建筑条例，极大刺激了房地产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1962年港府对香港建筑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公布1966年开始实施。拥有地皮的企业和祖传有地者，为了避免吃亏，都想在1966年前建房。

同时，银行也积极参与房地产的投资，放宽建房信贷，因此出现了一股房地产投资热。

这段时间应运而生一大批赌博心理极强，专门从事买空卖空，以小搏大的经济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特征是时间短，利润好，风险大，与那些从事长期投资的稳健投资者相比，他们既可能以极小的资本牟取暴利，也有可能在投资后倾家**产。

在这股经营地产的狂潮中，李兆基、冯景禧、郭德胜3人更是雄心勃勃。他们不像其他地产公司把开发地段集中在商业和工业用地，即使兴建住宅楼宇，也向大型或豪华住宅发展，而是看准了广大香港中下层市民这一广大的消费群体，把目标投向了中小型住宅楼宇。

“新鸿基”的这一重大举措，正适应了当时香港商业的急剧发展，青年一代组建家庭对住房迫切需要的特点。故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楼房一建好就被抢购一空，资金周转很快。李兆基、郭德胜和冯景禧3人抑住自己内心的狂喜，以百倍精力投入到发展“新鸿基”的大业中。

“三剑侠”固然个个聪明过人，但他们的坚忍拼搏精神却是渡过难关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包括年过半百的郭德胜在内，李兆基、冯景禧可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每天加班加点往往一天就是十五六个小时。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坚精神使他们得以渡过难关。

到1972年4年间，“新鸿基”建造的工业大厦和商业住宅楼字出售总值达5．6亿港元，平均每年做1．4亿元的地产生意。一家只有500万注册资本的地产公司能做出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与其他纷纷收缩业务或刚从危机中复苏过来的地产公司相比，新鸿基已是大大领先了一步。

由于成绩喜人，“新鸿基”由开始时默默无闻一跃而为港人家喻户晓。人们一提就是“新鸿基”，闭门就讲“三剑侠”。而李兆基又被人们誉为“小侠”。

这段时间，“新鸿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久将写字楼由士丹利街迁往中区华人银行10楼。除地产外，“新鸿基”还涉足其他贸易行业，但营业额远不及地产业。

70年代初期，香港各界对股票产生“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强烈投资狂热，掀起了一阵比一阵更高涨的“上市狂潮”。由于恒生指数日渐高涨，李兆基、冯景禧和郭德胜更不会放过这个招财进宝之机。“新鸿基”改名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目的为了成立股票上市公司，从股市筹集资金。

1972年9月，“新鸿基地产”股票上市，马上被炒得炙手可热。李兆基原计划筹集资金1亿元，但疯狂的股民却将10亿元现金迫不急待地双手奉上，超过新发行股的10倍！新股票吸引着数以万计的盲目投资者，人们纷纷卖掉金银首饰、工厂、土地房屋，冒险地押在股票上。而此时，“新鸿基地产”利用吸收的大量资金，抢购了大片地产，生意蓬勃发达，日渐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