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亚裔母亲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她到悉尼一家妇产科医院前去就医，看见一对夫妻来做二胎产前检查，妻子进诊室见医生去了，丈夫便带着2岁的女儿在外面大厅等候。

一会儿，女儿闹着要喝水，于是父亲便在身旁的自动售货机上顺手扯了一个免费纸杯，冲进厕所接了一杯自来水便递到孩子手里（自来水经过净化，可以饮用）——父亲不是买不到饮料，自动售货机正出售一元一杯的可口可乐和橙汁，而他也不是买不起饮料，据说，他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主管，年薪15万元。

在澳洲，中学和小学的午餐可以在学校餐厅购买（学校餐厅只出售汉堡包之类的粗糙食物），也可以自带。但自带的占了大多数，一般是一瓶可乐再加一个汉堡包和一个水果。孩子们外出旅游，如需就餐也不过是光顾既便宜又实惠的“麦当劳”。如果仅从孩子们所带的食物上来判断，你无论如何是判断不出其家境是贫穷还是富裕的。

其实，澳洲人的“再富也要‘穷’孩子”的理念并非刻意为之，用他们的话来说，不过就是“为未来着想”——孩子们长大了早晚要离开父母去自闯一片天地，与其让他们那时面对挫折惶惑无助，倒不如让他们从小摔摔打打，“穷”出直面人生的能力和本事。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别人的最好办法不是不断地施舍，而是教会他生存的本领。用到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不应该过分娇惯孩子，甚至为其留下万贯家产，而应该教会他们独立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在父母老去之后，依然可以长久地拥有自己的幸福。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富翁们也开始倾向于“给孩子工具箱，而不是万贯家产”的教育方式。他们的首选遗赠对象是慈善事业，而不再是孩子。

靠自我奋斗成为亿万富翁的约瑟·约伯在处理自己遗产的时候告诉3个刚刚成人的女儿：“因为太爱你们了，所以我决定不给你们留下太多的钱。”每个女儿获得价值1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相对他庞大的产业，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将捐献给慈善机构。

65岁的富翁查尔斯·范尼的所作所为更是惊人。前后捐出41亿美元，这几乎是他所有的钱。他给5个子女留下的仅仅是各设一份为数不多的信托基金。当年出身寒苦的范尼在通过与同学合开机场免税连锁店获得巨大利润后，决定以匿名方式助学解困。最初捐一二十万，后来上百万地捐。在给母校总计5000多万的捐款中，他指定资助家境贫寒而成绩优良的学生。因为资助额度越来越高，范尼感觉这种匿名方式迟早会被发现，便又与律师精心策划，把35亿美元资产不可逆转地一次性捐出，在百慕大成立了一个名为“阿特兰迪”的基金会。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宣布，他将留给儿女每人1000万美元，剩下的全捐给慈善机构。目前盖茨拥有的股票价值185亿，给子女的还不足零头。美国第二富翁巴菲特虽然没有明确到给孩子们多少钱，但也曾多次暗示不会很多。

富翁们都这样认为：把巨额金钱留给孩子们，最终将使孩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枯萎。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尺度，一个不放纵孩子，同时又给予他们关爱的尺度。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只要肯努力、肯付出，孩子们能够比父母做得更好。有经济学家曾对拥有15万美元以上遗产的继承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几乎20%的调查对象停止了工作，他们不需要挣钱养活自己求生存，过多的遗产使得他们生活浪费而没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