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又和我们上师大的师生们见面。我也非常愿意利用这样一个契机，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一下我的研究心得。几年前我就受陈恒老师邀请来讲过，当时讲的题目是“为何考古，怎么考古”。今天陈老师又请我讲一下，我想还是城市的话题大家会感兴趣些。
大家大部分应该都不是学考古专业出身的，我个人认为我是考古学家，但同时是广义的历史学家，我绝不会过分强调考古学的纯洁性，尽管我在有些问题上可能被看作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学家。我认为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不是兄弟学科，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才是兄弟学科。它们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但都致力于建构大历史，我做学问的理想是把自己的考古学研究升华到大历史的层面。城市是一个让我们能把握历史脉络的契机，是连通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一个契机。那么在最初，我们说在文字产生之前悠长的时代，城市是怎么一点点起源的，经历了怎样的早期发展的过程？我想这是考古学家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 从城市到城邑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十几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去年我有一套新著叫《先秦城邑考古》出版，我把这套书称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升级版，而不纯是修订版。为什么？这十几年的思考已经使得我有许多矫正、完善自己研究脉络的心得，大家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是连书名都变了。本来由我的博士生导师徐苹芳教授指定的论文题目——“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后来我的新书书名变成“先秦城邑考古”。
大家知道考古学最擅长的是先揭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现象，而很难探究再往上偏于抽象的东西。形而上的层次非常难把握，它不是考古学直接研究的对象。考古学首先是研究物的，但与其说是研究物的，还不如说是更注重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背景关系）。不能说这个物就是城市，那个建筑就是城市。城市是我们的一个综合推导。但是城邑是我们考古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什么是城邑？它与城市的区别何在？今天我就从概念出发，辅以我写这两本书之间的心路历程，再结合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给大家把这个问题介绍一下。
先来个引子。我们谈东亚大陆城市缘起的问题必须先把学理的问题搞清楚，所以我们先从概念界定讲起。总体上看，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大堆概念，首先是聚落这么一个大的范畴——人类的居住方式。如果再做划分，在这里边我们考古学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两类，即有没有圈围设施。这里我不说防御设施，是因为偏早阶段的有些圈围设施没有防御性，就是起区隔的作用。围子及其圈围起的聚落就是城邑，我把它对应于英文的“enclosure”，而不是“city”，这一点非常重要。带围子的聚落里边有城市，但绝不能把围子这个东西作为城市的一个指标。有城市被圈起来，后来中国古代大部分城市是被圈起来的，但也有没被圈起来的。被圈起来的也有村子，比如二里头村，民国时期或以前就有一个围壕，老寨壕是防土匪的，它不是城市。我们先从圈围设施有无的角度区分出城邑和非城邑的概念。如果从社会复杂化角度来讲，那么是不是还可以区分为村落和城市？最初定居的是农耕者，那么最初全是村落，只要是定居农耕的就有村落。后来随着社会复杂化有了城市，城市里边有被圈围起来的，也有没被圈围起来的。
中国人特别纠结于“城市”的概念，因为我们的“城”的概念非常复杂。它有三种解说，我是以《现代汉语词典》（我找的是“汉英双语”）作为参考的，汉语这个“城”首先指的是城墙，如果按照刚才我做的解读，显然这个解说是极其错误的：城墙不是“city wall”，就是个“wall”。城墙以内的地方，就是被围起来的地方，叫城邑。只要有个将其围起来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城邑，这是我对城邑的一个解读，城是被圈围起来的聚落。这个城现在一般指城墙，但是也包括壕沟，甚至包括栅栏，环壕在功能上跟城墙比是一样的，尽管它偏弱势。城邑又不限于全用人工的圈围设施围起来的聚落，像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高原那一带，崇山峻岭，三面都是天险，只有一面平一点，只要用一堵墙一围。部分利用自然天险形成的圈围聚落是否也是“enclosure”？城邑是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而城市是跟农村相对应的。所以中国的“城”非常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考古学上我们不用“城”作为城市的代名词。城就是城邑，就是被圈围设施围起来的聚落。为什么我把我的书名从“城市考古学”改为“城邑考古”？就是因为如果是“城市考古学”就比较麻烦，我们要先搞清楚它是如何从早期城邑中诞生的，然后再梳理出城市的本源来。
◎ 城市、国家与文明
下面看一看关于城市的问题。我个人自诩为“三早学者”，即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是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早期文明。说起来这三者就应该是一码事，至少从词源上这三个概念是相近的，这个是我做博士论文时候的思考，当然融合了以前学者的思考。这三个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我们把“文明”定义为狭义的文明，除非你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算在内，但那样的话就没有分级上的意义。狭义的“文明”是指国家产生之后的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国家是文明时代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城市是与国家相对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没有不存在城市的国家，这里我们当然指的是农耕定居社会的城市；也没有早于国家的城市。在上古时期，城市这个概念非常复杂。相对而言，现在的城市，或春秋战国之后的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我们要讲缘起，考古学最难的就在这里。我的一个博士同学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前些年他们组了一个团到二里头参观，回来有感而发写了篇札记，他说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能够给很多学科和公众提供灵感和给养。确实是这样。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领域，它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的全部，所以我们大量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否则没法深化考古学研究。
落实到考古学家谈这么抽象的问题，就比较难。我是做考古的，我研究的是物，考古学家必须从具体考古现象出发，首先抽象提炼出什么是城市，然后才能上升到文明这样更抽象的概念层面。
▍ 向同行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展，左一为黄建秋教授，左三为邓聪教授
我们先从具体的考古现象出发，如果聚落里面有宫庙建筑、有礼仪性建筑等，我们就可以概括为它（们）已经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而从手工业作坊、金属器、武器等，可以推断产业分工和阶层分化，说明居民成分复杂化。有国外学者提炼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在理。什么是城市？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非自给自足的社会，也就是外部依赖型的社会。如果自给自足的话就是个村落，但城市必须靠着其他聚落才能活，所以这个提法是挺有意思的。至于城市的人口，我们只能说相对集中，因为最初出现的城市，是偏于分散的，但是总体上它还是跟一般的村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我当时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把城市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大家看这个能不能贯通从古到今的城市。我们现在如果给当代城市下定义那很简单，但是如果去定义最初的城市，就要看它是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是国家权力中心，它的居民成分是否复杂化，人口是否相对集中，这样一些要素聚合在一起的聚落才可以被推断为城市。
我们再来看聚落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化进程。最初都是村落，如果从农业产生开始算，至少一万多年以来就有了村落。到了数千年之前，先在村落上有大聚落，然后又形成中心聚落，结构越来越复杂，金字塔的塔尖逐渐成为都城。如果光从村落来看，我们现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跟两千年前战国到秦汉时期铁犁铧发明之后农民的生活状况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但是你能说中国没有变化吗？看中国的发展，你要看县、市级城市和省会，看北京和上海，这就是我们研究城市、都邑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城市是文明发展的结晶，最初城市的出现、城市的缘起，有日本学者梳理出来，他们认为最初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没有作为经济中心的聚落。在中国，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始见于战国，是王权型城市，而纯经济型的城市到宋代才开始出现。是否完全如此，还要进一步探索。
今天的讲座名，空间范围定义为“东亚大陆”，而不叫“中国”，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中国”可言。“中国”是不能够做无限制的上溯的，《先秦城邑考古》这套书梳理到前仰韶时代，浙江这一带的上山文化中出现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围子。从城邑形态上看，最初以环壕为主，后来垣壕兼备成为主流城邑形态。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仰韶—龙山时代开始社会复杂化，可能出现了邦国。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看，哪些地方是城市，哪些不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模糊的，因为国家和文明的形成都不是一道门槛，都有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被限定在龙山时代前后。二里头肯定已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大都邑。再往前就是相对模糊的城市国家文明的起源期，这个就是城市的缘起。
◎ 中国古代史的三个阶段
我认为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满天星斗”的时代，即前中国时代，整个东亚大陆根本没有核心文化可言，也没有中心可言。到了二里头时期，从无中心的多元演变为有中心的多元，即王国时代，这一时期是“月明星稀”的时代。中国最早的王权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我把它定义为最早的中国，而“满天星斗”是邦国时代或古国时代的特征。第三个阶段就是以秦汉帝国为首的一体化的时代，即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帝国时代，我称之为“皓月凌空”的时代。三大阶段，两大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二里头，第二个节点是秦汉帝国。在中国文明史上，二里头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都邑，为什么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正处于从多元到一体转化的大节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中心之城和中央之邦。这样的划分应该便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和文明演变的脉络。
学术界的古史分期话语系统已经变成相对平易客观的、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一个话语系统，但是一般的公众几乎都没听说过这样的话语系统，因为教科书上现在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概念。在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陈列》展上，开宗明义地说现在已经摒弃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套话语系统，改为使用邦国、王国、帝国时代这样的话语系统。同样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个大展《复兴之路》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概念却还在用。宣传话语系统和学术话语系统并存，显然是我们学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的使用，2003年我去台北参加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第四届汉学大会，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敬天格物》玉器展，在序厅里我看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非常醒目。而现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陈列》的序厅，就不用这个最新的年表，而是一直用“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这样的传统表述。
东亚大陆国家、文明形态与城市演进
◎ 前大都时代
谈完概念，现在进入第一部分——前大都时代（新石器时代）。我们来看东亚大陆是怎么一步一步地从前城市时代到城市出现，再到城市的初步发展。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是东亚地区最早的环壕聚落，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到了湖南澧县城头山，壕沟的里边已经开始有城墙的感觉，城头山是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聚落。有学者说这是最早的城市，我认为这就有相当大的问题。判断什么是城市要看文化内涵，要看围起来的是什么东西，社会复杂化到没到那个程度，而不是看有没有围子。世界上最早的围子，出现在巴基斯坦的耶利哥，距今约1万年。那个时候还没有陶器，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但已经有石头墙了。我在《先秦城邑考古》里边，从头到尾梳理了东亚大陆城邑的缘起，前仰韶时代地广人稀，进入仰韶时代开始兴盛，一直到秦始皇，上下7000年串起来，共收录了1000多个城邑。仰韶时代，黄河中游这一带比较发达，向北都有仰韶文化的移民。我们有一个概念是“中国前的中国”，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先生提出的，他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一个东方博物馆，有许多彩陶，该馆编了一本图录叫China before China（《中国前的中国》）。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愿意用这个题目写本小书，把这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再捋一捋，让大家都能读懂。
▍ 收藏于瑞典东方博物馆的马家窑人面形彩陶，1924年安特生于甘肃地区发掘出土
仰韶、龙山时代还没有中心可言，甚至我们的前辈所说的重瓣花朵中的花心，现在可以说可能是不成立的。华东地区社会复杂化的程度较高，华西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则偏低。但中心聚落的雏形已经在这里出现了。再看长江流域，湖南的澧县城头山遗址所处的澧阳平原，开始逐渐社会复杂化，我们的考古学家开始勾画这种区域性的众星捧月的态势，周围还有若干小的聚落。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最初有谭家岭小城，后来扩展为120万平方米的大城，有点城市的感觉了。我们再看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的城邑，筑城的版筑法起源于此。这些处于社会初步复杂化阶段的城邑，都跟城市不是正相关，只是有点关联而已。到了公元前2800年以后，进入龙山时代，又分为前期、后期，河套附近黄河南流这一段开始出现石头城，因为随着环境的恶化，气温降低，资源竞争激烈，人们便开始用石头围起聚落。可见城的起源是与不安定、战乱、资源竞争相关联的，而从二里头开始的大都无城，到现在上海城、北京城都没有城圈，这才是进步的表现。有城与无城，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在前中国时代，江南水乡由于水网密布就以壕为主，城壕并重，挖非常宽深的壕，便于交通，里边都还能行船，便于防水，但基本上防不了人。石家河和良渚遗址，城墙的坡度只有40多度甚至更缓，如果外边没有一个非常宽的壕的话，根本就没有防人的功能。长江中游马家垸遗址那个垸子，就是挡水的围子。东亚大陆中间是黄土地带，版筑开始出现，可称为土城。再往北遍地都是石头，就砌石城。水城、土城、石城，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水城的典范是良渚古城，良渚城周围有大的聚落群，社会复杂化程度相当高，但是还没有青铜器。最高层的贵族究竟是王还是宗教领袖，现在还无法确定。说良渚是比较复杂的国家形态，也是可以认可的。我虽然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但不认为它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国家。二里头应是一个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即广域王权国家，国上之国，属于盟主的性质。这还关系到良渚跟后面文明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良渚应该是前中国时代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与其说它是后世某大文明的序曲和先声，不如说它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它的若干文化因素被后来的中原王朝文明所扬弃而已。如果跟外面比的话，良渚可以跟埃及比、跟苏美尔比，但不能把中国跟那些文明实体比。前面那些是政治实体间的比较，而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叫作中国的政治实体，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天门石家河在20世纪90年代由北京大学的赵辉老师和张弛老师调查过，那时就已经画出城址分期演变的图，从自然的地形大势到开始出现城池，再到后来西周时期小城破坏，难能可贵。
最近发现的神木石峁，是北边石城的典范，有学者把它跟黄帝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与其做这样的比附，不如说石峁城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沟通内亚地区和中原的桥梁和纽带。
中间黄土地带“土城”的典型是陶寺，原来的小城已经被发掘者自己否定了，近年发现的这个小圈应该是个环壕，发掘者管它叫疑似宫城，后来到中期才开始建大城圈。到了龙山时期，在二里头出现之前，大约从公元前2400年到前1800年，这几百年中原腹地战乱频仍，可以说是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后来在《后汉书》《三国志》里边都有记载，实际上这种局面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方形城池的出现是非常有意思的，南方地区包括良渚古城在内都是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因为圆形来自自然界，比如树木的横断面。（长）方形则跟人为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人非常注重方正，注重坐北朝南，注重中轴线，可见方的概念从4000多年以前就开始萌生于中原。
▍ 良渚玉琮及玉琮“神徽”
有人说最初的东亚大陆存在玉器时代，如果叫玉石中国，那么中国就是个地理的概念，也可以称为玉石东亚。黄土高原这一带受到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的影响。距今4000年的时候有一个文化的断裂，有多位学者说到这个问题，良渚就在距今4300年那个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究竟是大洪水把它冲毁了，还是玉料枯竭导致精神信仰领域崩溃？良渚国家建立在单一农业基础上，只种植稻子，一场大水完全可以冲毁它的生产和社会结构，但是二里头那个地方是稻作和粟作两大文化圈的交会地带，黄淮流域涝了可以种稻子，旱了种粟黍等，后来又有了小麦，是多元农业立国。所以后来崛起了二里头文化，然后到西周最终奠定了中国的基础。
◎ 大都无城时代
我们再看“大都无城时代”，这是我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城市的发展跟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龙山时代林立的各类围子，到二里头出现前夕，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这时的新密新砦大邑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反而不筑城墙了，而仅有环壕。对外防御设施减淡，但是聚落里面功能区分开始加强，这就是大都的感觉。二里头都邑则完全没有防御设施。越是防御，就说明这个时代越不安定。防御突出的第一是龙山时代，第二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仍才城址林立，越是国力强盛的时代越没有各类围子。
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人都往都邑中心去了，其他地方地广人稀。当然也有学者推断，二里头和龙山之间是不是有黑死病之类的瘟疫发生，与此同时青铜冶铸技术引进来了，人口大规模减少，大的城市出来了，这里边有一个断裂，有待进一步探讨。我在《大都无城》里边有一个新的提案，即把整个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分成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就是从二里头到东汉，第二大阶段是从曹魏到明清。通过梳理考古材料，我注意到从二里头到东汉洛阳的1900多年里边有1200年以上宫城外只有郭区，而没有外郭城。有外郭城的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早商时期，也就是二里岗时期100多年，这个时期有帝国的那种感觉，它向外积极扩张，有点像赫梯、阿兹特克等。春秋时期，还有相当一部分都邑比如周王城、晋都新田、楚郢都和秦都雍城都还是“大都无城”。到战国时期完全变成内城外郭。冯时先生在《“文邑”考》中写道：“王都为无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跟我梳理考古材料的结论殊途同归了，大都无城墉，这个太有意思了。
我们看二里头，它没有外面的围墙，但是有中心区和宫城。中心区以外是一般居住活动区，中心区分三个部分，居中的是政治区——宫城，跟祭祀相关的宗教区居北，南边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经济区，虽然没有城圈，但大中轴线应该是存在的。其中还有动态解读，当年我们没有PPT，都是带着大图卷从二里头回到考古所做年终汇报。我把这个图展开来汇报，刘庆柱先生当年是我们的所长，我们几年时间花了60多万块钱，主要就是为了把这几个道路和宫城墙的线条在分期图上画出来。刘庆柱所长对我们的工作高度肯定：这几个线条就值这个钱。这就是城市考古学的聚落分析，注重都邑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过程。我愿意自诩为是考古学界玩“不动产”的，中轴线啊，道路网络系统啊，四合院啊，我是玩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动产还重要，任何动产你都必须放在不动产的“context”里边才更有意义。
▍ 二里头遗址重要遗存的分布
二里头在早期都邑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的许多制度前无古人，这就是二里头的重要意义所在。以二里头为中心，我们在洛阳盆地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地毯式的踏查，然后搞清了聚落分布结构，是众星捧月式的。
二里岗时期是个例外，军事性非常强。我认为二里头的扩展不是军事强力扩张，而是周边族群选择性地吸收它的文明因素，然后跟风导致文明的扩散。但是二里岗就不一样，它向外强力辐射，二里头时期的34种陶器变成了七八种，而且连尺寸都高度一致，有点体制美学的感觉。郑州商城从二里头末期的没有城，只是个大的聚集点，到开始有内城，然后开始有外城，最后达到十几平方公里的规模。我们已经能够画出这样的分期示意图来。若要用“总平面图”的路数来解析城邑的话，那它就是静止的，而不是动态的，动态解读则能看出城邑早晚的差异来。
有人问怎么看三星堆是二里头的源头这个观点，我说要先搞编年，搞清楚考古学上的先后。三星堆那两个器物坑代表着高度发达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但那个时代比二里头晚三四百年，是相当于殷墟时期的。二里头高度发达的时候它那边还没产生。
殷墟时期的人口也是集中在一个大的都邑周边，到了西周时期随着分封开始较广泛地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结束100多年之后，殷墟又回归到二里头这样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而且一直到整个西周王朝的500多年时间，都是大都无城的状态。
丰镐、周原、洛邑完全都是大都无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局面开始乱了，城郭随之建起来了。这一时期的城邑达600多处，都邑则有70多处。
我们的文献中有好多关于周王城的想象图这样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源自《周礼·考工记》等文献。这些规制几乎没有在先秦时期的筑城实践中实现过，后来的元大都反而是按照这个来的。被认为跟这个规制最接近的曲阜鲁城，一开始并不是回字形的。西周时期根本没有城，就局限于西北区域这一点。曲阜鲁城是春秋时期开始建城，战国时期宫殿区扩大到城址的西南部，等到汉代，帝国之都硕大无朋，郡、县城等各有差，必须把大的拆毁，留下小的城邑，最终形成帝国城市网络系统。春秋到战国的都邑变化极大，春秋时期最初都是内城外郭，而后宫城都移到了一角或干脆独立出去。比如郑韩故城，最初的郑都内城外郭，到了韩国灭郑，就在城中部筑一堵墙，把内城外郭变成西城东郭，使得功能区大变，这是敌国的角色。燕下都，发掘者认为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都城了，因为文献中有记载。但经过梳理，我们可以知道从战国中期开始才有了超出一般聚落的内涵，成为都城，到了战国晚期，才有了现在总平面图上显现的最终的形态。出于考古学上的辨伪，我们常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考古报告编写者给出的材料并不支持他在结语中的结论，千万不能说印在书上的都是正确的，这个要靠剖析考古材料的功力。
无锡、常州交界的阖闾城，跟苏州的木渎古城对垒，在考古学上争吴国都城的名分。那边说我有一个大的城圈，这边说这个小城早知道了，但外边还有一个大圈，外围的现代水渠能达到近3平方公里的面积。然后我在《先秦城邑考古》这套书里也做了解读，我托朋友找到了美国地质局1966年拍的航片，又淘到了一本《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1983年出的，在这个地图上和美国的航片上根本没有这个圈。也就是说，这个圈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水渠，这就是考古上辨识的功夫。至于苏州木渎古城，连发掘者现在也淡化原来认为可能存在的大城圈了，因为围起来的大部分都是水，跟北方的“围子”不一样。考古学界总是习惯于用中原的概念来想象解析，现在看来吴越时期的都城聚落形态跟中原是不一样的。江苏丹阳葛城那一带的西周遗址群，一般认为应属西周时期的吴国都城，但中间就是一个3万平方米的小围子，周边出了不少大型土墩墓、青铜器窖藏等高等级遗存，那就是一个都邑圈，不是中原大都城的概念。解析吴越都城的形态，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 易县燕下都布局演变示意
▍ 秦都咸阳城遗址（许卫红《秦都咸阳城考古琐记》，2016年）
我们再看秦都咸阳，有个别学者一直坚持说有城墙，但挖了几十年了，多个大剖面没发现任何痕迹。依战国秦国和秦始皇那种气魄，一直是向外扩张的，所以根本没有筑城的必要。连阿房宫一带都是整个都邑的一部分，法天、象地、象北斗，如此巍巍大气，还需要用土围子围起来？汉长安也是这样的，最初是围一个圈，等到汉代中期人口高度膨胀，这30多平方公里围的圈里面住着大量的贵族，主要是宫殿区和贵族用地，居民几乎没有多少。城外则有大量离宫、别馆和市场、作坊、民居等，从秦到汉大量迁徙到关东六国的人民来给他们的帝陵守灵，也便于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大首都圈，这是帝国的气象，也是大都无城的典范。随后的东汉洛阳也是这样，大都无城。
◎ 后大都无城时代
下面就是后大都无城时代。刚才说在1900多年的时间里面有1200多年是大都无城，那么此后内城外郭的格局就无一例外了。我管它叫礼仪性城郭时代，不是说城郭的实用性消失了，而是说帝国的礼仪等级制要求你必须有城，县城就是县城的规模，郡城就是郡城的规模，这是和实用性城郭时代的巨大差异。
以汉魏洛阳城来看，在东汉时期有南宫和北宫，几乎塞满了内城。也没有外郭城，只是用小桥或者牌坊作为郭门的象征，出了小桥和牌坊就是出了郭了，说明它有郭区的概念。到了曹魏把南宫给平了，其后从南宫门到内城南门出现了一条中轴线。邺北城也是这样，这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征。宿白先生绘制的北魏洛阳城示意图就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典范：城郭兼备，还有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以及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
去年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教授，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的讲座，他的讲题是：“下鞍进房：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有学者说许宏先生提出的“大都无城”是一个颠覆，从二里头到汉代，这是典型的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中国都城的规制理应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但是许宏说这个上升期反而是大都无城。而按照李孝聪先生的观点，从北魏到元到清，严整的城郭布局居然是在北方少数族群手里进一步齐备完善的。这个太有意思了。如果说大都无城是文化自信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来统治庞大的华夏族群在文化上存在不自信？比如城郭兼备，壁垒森严，还有严格的里坊制度，大中轴线，建中立极，这都是用华夏族礼制来拉拢你、管制你。除了鲜卑的北魏、蒙古的元和满族的清，隋唐也不是纯汉族，却都有这样的概念，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再往下梳理，我们来看开封汴梁，看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动态解读，就能看出一点一点的变化，这就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质。元大都是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汉族人刘秉忠作为总管，他积极地运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的概念。我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可这套制度根本没有付诸先秦的建筑实践。
现在，北京城也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从清代的小城圈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这都很有意思，把它串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大都无城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离我们并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全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时代了，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来考虑城市的本质问题。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汇报的。谢谢大家！
◎ 交流提问环节
提问1：我是河南商丘人，我们那里经常会有水灾，旁边的菏泽都认为自己是国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许宏：我们知道张光直先生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商丘寻找商城，他一生中最后这个举动究竟是成还是败，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传统的学者、老一辈学者是先树立了一些信念，包括二里头发现者徐旭生先生都是先处理文献中比较靠谱的记述，然后圈定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夏的中心活动区域，这样才找到二里头。张光直先生也是这样，他觉得商的起源应该是在东面。现在大家的评价至少是通过这个努力找到了被认为是商的后裔的宋国国都商丘宋城，但是现在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考古工作也不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明。所以这个也是我不愿意轻易地把我们的考古结果和文献记载上的资料结合的认知前提。你说二里头是没有异议的，就是指那批物质文化的东西，但是你要说夏，你得跟我说是哪个先生口中的夏，那是不一样的，有些学者口中的夏就是二里头，另外的学者口中的夏不但包括二里头，还包括龙山文化。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是下七垣文化，但张光直、栾丰实先生不同意，认为在豫东鲁西。我们说夏是有不确定性的，而二里头文化则无疑义，至于鲁西的遗址定性也是历史解释的问题，已经脱离了客观的材料。张先生含恨离世，没有在他离世之前找到先商的都城，但是张先生的精神，以及循着历史文献中的线索来找这个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 1994年，张光直先生在商丘老南关谷城发掘现场观察出土陶片
提问2：老师，您刚刚说城市探索中有一个“context”。那么“context”是怎么样参与历史叙事的呢？
许宏：因为今天讲都城，捎带说下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不少人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那条龙，因为专家都说是“超级国宝”，但我自己最看重的应该说还是中国最早的宫城，那是我带着学术思考把它找到的，那是作为一个不动产的考古学的成果。这条龙肯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才能最终把它完整地清理出来。考古学肯定是研究物的，但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更注重物背后的“context”，这不就是考古学研究和具体的单独的一件器物的收藏和鉴赏之间的本质差别吗？组成龙形器的绿松石片这些东西在潘家园市场上出现，跟在二里头的墓里面出现，概念是一样的吗？在这里，二里头的墓就是“context”，绿松石龙形器是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最接近中轴线的一个贵族墓里面，就这么斜放在墓主人身上。此外还有海贝，应该是从印度洋或其他热带海域来的奢侈品项链，还有大量的陶器、玉器等，这就是我所说的“context”。要把物放在一个大背景关系里面去看，考古学就是研究这种背景关系的。
▍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的情形
大家知道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没有包括中国史，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今天只讲城市，其实青铜器技术和海贝，还有小麦、绵羊、车、马等等，大量的文化因素都是外来的。现在把中国放在欧亚大陆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看，也是一个大的“context”的思考。
提问3：您今天的题目是“东亚大陆的城市缘起”，现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刚刚有学者已经提到了，能不能理解国家观念或者是中国的观念肯定是要涉及这个问题的，您能不能谈一下您如何理解早期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
许宏：首先，“中国”这个词在民国以前是没有用于国名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说的“中国”是文化上的概念和作为政治实体的东亚大陆上最早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要往上溯源，我们在文字材料中发现的“中国”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那个“国”还没有框，国可以解释成域，中域指的是中土或是中央之域，文献中也叫“土中”。
在二里头之前有几百年逐鹿中原的征战，各地的人都往中原涌去。以前的分析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或者比较适合于农耕和人类繁衍，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不适合。于是有学者开始推断，有没有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生活在东亚大陆大两河流域的人群逐渐在思想意识上有了“中土”这个概念了？当然这个论证起来是比较难的。冯时先生他们认为在先商时期就有了这种概念，二里头大体上吻合在天下之中立都的发想。我从考古学上分析，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只能是二里头。
古中国跟当今中国，肯定有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关联，但是那种断裂性也比较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复杂就复杂在我们中国考古学有个非常罕见的特征，即在考古学诞生之初研究者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世界各地大量的区域都是白人学者去挖、去做的。而中国本土学者就是做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把过多的情感融进了本来是理性、科学、客观的研究上。我自己可能倾向于理性和科学的层面，认为研究的对象即便是我们的祖先也要先把他们当成他者。我们现在正在融进世界考古学的学术大潮里面去，观史需要距离感，现在可能还看不清楚，可能过段时间会稍微好一点。
提问4：我想提一个外行的问题：从历史考古的历程来看，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方面能不能请教一下？
许宏：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每个历史研究者、历史观察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些考古人来说更难。搞历史（文献史学）的老师本来就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他会更直接地考虑这个问题。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形而下的，我们一直希望透物见人，甚至窥见他的思想，但这个太难了。历史发展动力这个问题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从考古学者的角度来简单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人们要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了。
在最初地广人稀的时候，像广东岭南那一带不可能有太发达的文明，果子随手就摘下来了，太容易生存，那种地方很难有文明，沙漠里面因为环境特别严酷，也很难有文明。所以文明产生在大河流域，北纬30—35度，这是一个规律。环境既不是太有利于人群生存，又不太严苛，这种情况下才最可能产生出文明来。人和人在基本上都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当然就很少发生冲突，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出现短缺，就会有争执，就会有你死我活。为了避免你死我活，就应该有一个大的建构来确保大家都能活，你吃肉我也得喝口汤。从二里头之前几百年的逐鹿中原到最后二里头出现，是不是就是几百年征战的一个结果和说法？到最后一个更大的社会组织出来了，有的人成为人上人，有的人认可自己处于中下层，这样就逐渐地社会复杂化起来了。
▍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兽面乳钉纹青铜方鼎（左）、兽面纹青铜爵
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中原王朝扩张的动因很有可能是为了攫取当时关系国家命脉的铜料等。在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只有二里头和郑州商城能够铸造青铜器，其他地方不敢也没有能力来造。二里头的铸铜作坊，是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到了殷墟时代，这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泄密，导致江西新干大洋洲、湘江流域和三星堆那些青铜器群都出来了，包括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都能铸造青铜礼器了，从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与政治面貌，到了那时，青铜文明已经不是中原一枝独秀了。动因何在？这些都是有待于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提问5：说到东亚大陆城市分三个阶段，我读文献里关于早期文明的说法，最早连都城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是“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我特别想知道考古学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谢谢。
许宏：东周文献里有好多提法，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文献大多不是纯正的文献记载，而是当时各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为了谋求自己的华夏正统性而阐发的政论。“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有先君宗庙的牌位的这个地方是都邑，还是靠谱的。“邑”单个字肯定没有阶层性。因为从大城到最小的邑，都叫“邑”。但这里面说的是君所都、王所都。祖先祭祀是被中国人看作重中之重的，我们的祖先把青铜这种高科技“拿来”之后，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上面来。而现在据我对早期都城的梳理，最初的宫和庙根本分不开，宫庙一体。后来说左祖右社都是以王权为主，王居主殿，那是很晚近的事。这条文献里面提的这个至少是君王统治者所居的邑为都，这大体上是和考古发想与研究结果相吻合的。
2018年11月15日，于上海师范大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