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壶酒侃考古”，是许宏老师谈笑间的妙语，采自李零先生的文集《花间一壶酒》，用作我们这次对谈的题目，应该正相宜吧。

问：许老师您好！有人说您是中国网络公众考古的开拓者之一，您能谈谈当初是何种机缘，使您产生了用网络的手段传播考古知识的想法吗？

许宏：我仅仅是较早通过网络来推介考古的学者之一。但对于这个评价，我觉得很受用。百年之后，完全可以作为我的墓志铭。当初，我并不是有意要参与到网络公众考古这样一个活动中的。2007—2008年，因为一系列的机缘，我开始“触网”，在这期间，我作为考古人的社会责任感逐渐被唤起。当然这也是我作为考古界的一个老兵，作为考古工作者的一种“自觉”。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将本就属于公众的考古学回馈给大众。慢慢地，这也成了我的学术理想之一。

问：您认为开博客其实不仅是为大众开启了一扇了解考古的窗，同时也为自己的学问开了一扇窗。是这样的吗？

许宏：可以这么说，应该是互利的吧！大家说许老师这么忙，还有时间开博客？其实若把它当作负担，就毫无意义了。我不认为自己是有意要为公众考古做贡献，我们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王仁湘老师治学十分严谨，他也做了大量的考古普及的工作，他说有很多学术是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转化成社会产品。我从中获益匪浅。我想它既是我个人的需求，同时也是公众的需求。对于学术来说，点滴都是收获。通过与博客网友的交谈，可以引导我从别的视野看待同一个问题，这是一种没有“触网”的学者所享受不到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不仅没有影响我的本职工作，反而加深了我对自己学科的理解。

▍　在公众考古活动中，亲自带队的“许导游”

问：您觉得考古学公众化是否会模糊考古学的定位？您觉得应该以何种方式向公众宣传考古才是最有效的？

许宏：我参与公众考古应该是下意识的，之前并没有刻意去探讨考古与公众考古的关系。写《最早的中国》也只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文化自觉而已。关于公众考古的理论探讨，学界也有过几篇，都挺好。西方关于公众考古的理论体系比较成熟，但我并不十分了解。我同意某些学者的观点，我觉得公众考古不能加个“学”（当然专门的研究是另一码事），不然就完了，公众考古就是要先去学术化。公众考古的内容是很广泛的，比如北大的考古夏令营，开放考古工地，讲座，出书，开博客……从我自己的研究实践讲，参与这些活动并不会改变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我会一直秉持自己的学术风格与底线。并且我认为让公众通过考古人了解考古是一件好事，这样会更准确可靠。“为什么说夏还不是信史？”“商王朝是怎么证明的？”……这些问题就应该用浅显的方式让公众了解，这本来就是大家的历史。至于另一个问题，我觉得做公众考古，最好的方式是网络。现在实体书店、纸媒等越来越萎缩，网络不啻为一种很好的方式。博客、微博上大多是青年学生和青年考古爱好者，没有身份差别，相互讨论的方式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这很难得。

问：现在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考古中来，比如媒体对考古工地的实时跟踪拍摄，您认为这会不会对考古工地的领队们造成心理上的压力或产生别的什么影响？

许宏：作为学者，作为考古人，学术质量肯定是第一位的，学术形象也很重要。有些媒体并不能严谨地报道学术成果，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发掘现场的秩序和文物安全问题。在这些有保证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公众服务。现在学界开始有了一种开放的心态，比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积极主动地向媒体发布有关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今后有望能逐渐完善起来。但从现状看，还是任重道远！

问：谈了这么多，我们想知道您对考古学的定义，是科学的、严谨的，还是艺术的、浪漫的？

许宏：这个太难！具有挑战性。如果一定要从你们给的几个定义中选，那么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门严谨的艺术。对于整个考古学学科来说，我们做的最大的工作是阐释。而阐释其实是带有主观性的。我们能实证什么？是证真还是证伪？这些都要慎重。其实现在考古发现中能被实证的东西非常少，大量的都是不能够被直接证明的。我们强调严谨，不谈想象力，而我们的许多东西不都是推测和假说吗？西方的考古学强调一定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他们也要求这些想象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

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一条写钱穆先生的话：“在他（钱穆）的世界里，中西较量，得分的永远是中国，失分的永远是西方，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为什么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学家会有这么多幼稚的想法呢？他实在是太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这条微博被转发很多次，很多网友都很肯定他的这种情感，其实我贴这条微博的本意不在于此，后来只有一位年轻朋友说：“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只喜欢记得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是唯一具有反思性质的一条跟帖。我们可以从中思考：“为什么史学不属于science（科学）？”考古学定位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自己真的能够知道历史的真相吗？史学和史实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的任何学问都不能不打上国家、族属、时代和文化背景等烙印。对于史学研究，我们现在更常用解构、建构这样的词，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我们得首先考虑研究者的个人情感、背景等这些问题。

问：其实公众对考古队的田野工作并不是十分了解，能介绍一下二里头考古队的日常生活吗？伙食怎么样？

许宏：二里头考古队的基本条件还是不错的，起码还有基地。我们有座院子，有二层小楼。有3名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技师。有电视，可以上网，条件已经相当可以啦！说到河南农村的伙食，中午基本上是面条，我也特别喜欢吃。河南农村晚饭时打招呼问：“喝汤了吗？”午饭则是问：“吃了吗？”那是因为河南人的正餐是中午，红白喜事吃桌（当地方言，吃酒席）都在中午。但我们就不行，按城里的习惯，中午一般随便吃两口，晚上熬夜就想多吃一些。考古队的院里还有队里技师种的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我们经常能吃到新鲜的黄瓜、西红柿，还有新鲜的苞米。我还常带些他们自己磨的苞米面回家……

▍　二里头考古队驻地前的

小广场

问：刚才您也提到与国外交流时有很多新的收获，那您能谈谈您对外国考古学的一些看法吗？中国考古学者现在需要掌握的资料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面对浩如烟海的外国考古资料，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外国考古资料和理论方法呢？

许宏：惭愧，可以说我没有完整系统地读过外国纯考古学理论方面的书，我主要还是做中国考古，即便是看外国考古学者的书，也是和中国考古有关的，这是我的不足之处。但对于国外的考古学还是有些感性认识的。现代考古学本来就是舶来品，我和罗泰先生、宫本一夫先生、冈村秀典先生等诸国外学者都有比较密切的学术交流，发现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应当不应当向国外学习、汲取、借鉴各类先行思潮方法，而是如何把外边好的东西本土化、中国化，把它们贯彻到研究实践中去。

比如理论建树，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中国考古学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其实到现在这种倾向依旧存在。我们的思维传统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长于直觉和综合，拙于演绎推理，接受不了硬性的模式，认为如果将其放在考古实践中可能就会牺牲文化遗存的丰富性。但是这种理论建构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思考中国考古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怎么走，尤其是在学科转型期间，这是一个大问题。国外考古学界已经走过这样的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我们一定要有研究的范式。比如说，我们中国学者很容易忽视推导过程，不太重视连接考古材料和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随葬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随葬品为什么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样的问题都缺少一定的理论思辨和探讨。

▍　1994年赴日研修期间，与日本学者、指导教官饭岛武次教授（左）在东京

▍　2012年，日本著名演员中井贵一（前排左三）随NHK摄制组来到二里头，考古队员也追星

外国学者的视野一般比较开阔，知识面较广，这与他们的教育背景有关。我们从本科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在过于狭窄的专业中，缺少通识教育。由于学科划分过细，现在的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学者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窄。就做学问来说，如果按年龄分段，你们作为初学者，应该从个案研究入手，学位论文不能做得太大；而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就可以跳出田野，考虑一些中观、宏观的问题，我的《最早的中国》也是这个思路。当然，无论从事什么样的研究，整体史的意识和历史感的拥有都是必要的。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就很多。我常说现在光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总自惭于知识面太窄。罗泰是什么“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学家？他对古文字和文献也有较深的造诣。此外还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都需要汲取。最好有这样的学术储备，融会贯通。

另外就是超越当代国界的学术视野，这个尤其是我们缺乏的。我正在读以色列学者吉迪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也强烈推荐你们读一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一个外国学者如何用他的思维方式、论证方法和话语系统，讨论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中国境内的古代遗存，他从外面视角看古代“中国”，非常有启发意义。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握好精与博的关系，我们的知识结构到最后应该是一个倒三角形，也就是既博（横向）且精（纵向）。我觉得第一要融会贯通，对宏观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有“通”的感觉；第二要往精细化的方向去做。这两方面都可以从国外考古学界学到不少东西。至于如何更好地把握外国的资料，还是要多读书，关注和自己方向相关的方面吧，具体还是个人把握。你们的小站名为“考古资讯”，在我看来，理论方法比资讯更重要。

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加入考古大军，但现在的考古工地似乎依旧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这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过去社会的完整解读？还有您对考古女生有何建议？

许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这样的分工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招生、就业上搞性别歧视，还是尊重自然选择。女生要是愿意做这项工作，就不应该有限制和束缚。女性有独特的视角，有男性无法替代的作用。以前有许多令人敬佩的女考古学家，比如邵望平先生，文章十分大气，文笔也非常好，但从那个时代以后，非常优秀的女考古学家越来越少，这应该还是一种自然选择。我的观点是女性有学考古的意愿，就应该鼓励支持。对于学者来说，是没有性别差异的。

问：您希望学考古的学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

许宏：应该全面发展，拓展知识面，争取一专多能。下得了田野，写得了文章，上得了讲堂。这个时代，你除了做学问，还得能表达。最重要的还是要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吧。

问：能说说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吗？

许宏：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问：您认为当今考古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许宏：就用我在博文上给“考古”下的简短定义吧：研究人类遗存，探索逝去世界。

▍　1991年秋，许宏（前排左三）第三次在丁公遗址带队实习。又有领导来视察，难得师生们拍了张“全家福”

问：请您为立志于从事考古事业的青年学生说一句话。

许宏：有人说我们的考古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境“放牧”。只要喜欢，放牧之后，你会有对青春的收获。

2012年9月30日，采访人邓玲玲、汤毓赟

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