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号，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北京，屏息等待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天，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也来到了北京，但是他的轿车却没有直奔鸟巢而去，而是驶向朝阳使馆区的一栋白色小楼。

这里是瑞典驻中国使馆，在这里赵勇会见了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双方就合作建设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会见期间，工业区管委会还与瑞典斯维可（SWECO）规划设计公司签署了曹妃甸国际生态城30平方公里概念性整体规划协议和曹妃甸可持续发展中心设计补充协议。

赵书记和林大使并非第一次见面。早在几个月前，在唐山市邀请的五家国内外一流的规划设计机构——荷兰德和威（DHV）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英国奥雅纳（ARUP）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美国易道规划设计公司，清华规划设计院和中规院为曹妃甸生态城市所做的项目报告评审会上，在生态城市建设上已经做出成功探索的瑞典和意大利作为评审顾问应邀出席。

一轮评审下来，瑞典和意大利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积极要求参与其中。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沟通和合作。

一个项目，请来七家世界顶级规划公司做规划研究，作为北方经济重镇的唐山大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感。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不惜重金，是因为生态城的研究和设计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生态城市的做法没有固定之规，所以只能是找到目前在这条道路上走在前面的几个国家最顶尖的机构一网打尽，相互参照，以求寻找到一条更为合适的道路。

当各家将方案呈现在唐山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时候，却着实让人犯难。各有千秋，难分胜负。而且更困难的问题是，这几家在生态城市探索上走在前列的国家均属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城市发展阶段上与中国都不尽相同，所以带有他们城市探索痕迹的方案让唐山市领导难以选择。赵书记对这个项目的要求非常明确“世界领先，中国气派，唐山特色”。如何评判，如何将生态城市探索的普遍经验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这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赵勇书记在规划方案评审会上明确谈到，“要抓紧再深化生态城的战略研究，战略规划非常重要，要提出未来城市一整套理念、原则、要求，它是评定一个城市，跟别的国家合作什么、怎么合作的评价标准和依据，下一步的关键就是尽快制定战略规划”。

在此背景之下，工作室介入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发展战略研究……

聚焦曹妃甸

曹妃甸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吸引了如此之多的目光。

曹妃甸第一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应该是在2001年前后，由于奥运以及北京城市战略的调整，以首钢为代表的一大批能源化工型企业开始从北京外迁，搬往曹妃甸。于是，深水良港、工业重镇等标签与曹妃甸这个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初，曹妃甸早就已经进入了治国者的视野。

9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到建设北方大港的梦想。“兹所计划之港，在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滦河两口之间，沿大沽口秦皇岛间海岸岬角上，该地为直隶湾中最近深水之一点”。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北方深水大港，指的就是曹妃甸。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地区转移，唐山人才得以将此百年梦想的开发建设变成现实。

如今的曹妃甸，已不再是沉寂的沙岛，呈现在面前的到处是现代化施工机械作业的繁忙景象。目前已通过吹沙造地形成100多平方公里陆域面积；已建成25万吨级矿石码头、30万吨级原油码头以及年吞吐能力2亿吨的煤码头；首钢京唐钢铁公司、中冶集团、中材集团、中石油、中石化、华润电力等一批大型企业已落户曹妃甸。2007年，在曹妃甸地区发现了油气储量超过20亿吨的南堡大油田。产业和人口的加速聚集，迫切需要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与之相配套，从而实现港口、港区、港城三位一体、协调发展。

预计到2010年，曹妃甸将汇集40万人口，一座中型城市呼之欲出。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这40余万人要解决居住、生活、休闲、教育的问题，具有一座城市的硬性需求。

但是，建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前所未有，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社会问题也前所未有。当苦于城市病的人们有机会打造一个全新城市的时候，自然会思考：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人生活在自然之中，能够抬头看到繁星满天，抬脚就能享受到鸟语花香；这样一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隔膜，形同陌路，而是邻里融洽；在这样的一座城市生活，距红尘不远，购物娱乐交通都很方便，离自然又很近，可以充分亲近大地。而且，这样一座城市的运营，不以牺牲周边或者更远的地方的水、能源和其它的资源为代价，它能够自给自足，能耗降到最低。

这样一座城市是可能的吗？还是只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梦想？

无论如何，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曹妃甸所属的唐山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有着悠久工业传统的城市在33年前的那场大地震中几乎被抹为平地。地震以后，曾有人预言“唐山将从地球上消失”。但是33年之后，唐山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重新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这座年产值占到河北省五分之一强的北方明珠在中国的第三极——环渤海经济圈中地位极其重要。“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地下储有大油田”，是唐山独特区位和资源的真实写照。在首都世界城市群中，唐山既承接北京城市部分功能的外溢和延伸，例如新首钢整体搬迁，又依托200公里的海岸线和曹妃甸天然深水港资源，不仅是河北经济发展的超级引擎，也是京津冀滨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抓手，更是中国走向世界利用全球资源的洲际门户和发展平台。

唐山是胡锦涛总书记确立的，中国要建设的第一个科学发展示范区。唐山市委市政府在考虑唐山市全局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是将为曹妃甸工业区配套的曹妃甸城区作为科学发展示范区的核心项目来做的。它不只是作为一座卧城，而要成为一座活力之城；不是仅仅作为港口工业区的配套之城，而是应该成为拉动唐山发展的双核之一；从一开始，它就注定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要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样板。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新生态城项目，本来准备就在这里落址。

由于种种原因落子天津之后，曹妃甸建设生态城市的脚步丝毫没有变慢，相反迈得更大，也更坚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这么多大企业，这么多人的硬性需求在这里摆着，对于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需求迫在眉睫。

扫描世界生态城市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生态呢？是因为吃到了被污染的大米，还是因为遭到了酸雨的洗礼，是因为发现在城市再也很难看见满天的繁星，还是发现一个“寂静的春天”几乎要让人不寒而栗。

所谓“人的秉性是要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这句话用在人对于生态环境的态度上再合适不过，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他们的环境已经遭到破坏，在生态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们才会对生态投去关注的目光。

如今，没有人再质疑人对于生态的破坏已经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需要争论的只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人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开始对生态造成破坏的。当人还只是生态链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自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

伴随着工业革命，人类活动给自然带来的改变大大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被机器释放出来的能量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第一次既没有伙伴也没有对手，需要面对的只有他自己。缺乏自制力的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疯狂攫取，生态开始成为问题。

当人们生活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再来环顾周围的世界，才发现已经面目全非：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忍受，生态濒临崩溃，不一而足，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开始反思经济增长的模式，甚至重新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一连串的生态事件直接促成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注。尤其在对不同尺度的经济体（社区、城市及更大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可行性探讨上，做出了种种尝试。

由于出发点不同，发达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城市理论和实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紧缩城市开发模式、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社区驱动开发模式、自然环境开发模式和绿色技术开发模式。

所谓紧缩模式，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功能混合使用规划，辅之于城市公共交通政策的推行与社区生态化措施使用，来减少资源的占用与浪费，提高城市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公交导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发展公关交通减少对汽车的依赖，公关交通的发展也是紧缩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典型的案例是巴西的库里蒂巴。

社区驱动模式的代表是日本的北九州岛，日本是个地少人多，资源短缺的国家，所以日本人的生态危机意识也要更强烈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生态城市建设构想。这种模式主要经过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努力来治理环境污染克服公害，对于由于工业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严重大气污染的城市非常有借鉴经验。

自然环境开发模式是指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人在自然之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新加坡。要达到这种效果，往往要将城市生态系统网络化，将生态系统与市民休闲娱乐空间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城市中出现越发原生态化的生态飞地。

绿色技术开发模式利用大量绿色技术措施来达到城市生态的理想目标，如用绿色植被覆盖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使用可循环料、太阳能外墙板、中水和雨水的处理再利用设施、封闭式垃圾分类处理及热能转换设施等。这种模式就是将生态系统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可再生绿色能源和生态化的建造技术。尽管由于造价的原因，这样的住宅还无法普及，但这样的实验为那些难以重新规划的城市来说，从建筑层面为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改进提供了一种可能。

最震撼的探索在迪拜。迪拜以敢于“造梦”著称，在生态城市的探索上也同样如此。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市机场皇室专用航站楼对面的沙漠上最新规划了世界上第一座理想中不靠能源消耗驱动、不产生环境污染的概念生态城市——Masdar城。

这是一座用钱堆出来的城市，所有最先进的绿色技术应有尽有。预计于2016年竣工的Masdar城中将没有汽车存在，所有汽车都必须停放在小城之外。在城区内，配备了完善的交通网络，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到最近的交通网点和便利设施的距离都不超过200米，人们可以选择步行、自行车和其它环保交通工具。城内电车是其中一种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设计中的公共电车无人驾驶，并且在半空中的轨道上行进。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中，规划了与城市发展目标一致的科技研发、教育培训、现代服务等生态产业。生态城内除了大量居民住所，还有政府办公楼、大学、博物馆以及各种教育、娱乐设施。商业区至少能容纳1500家公司；为了吸引企业入驻，政府推出了一揽子优惠政策，包括一站式服务、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特别优待与城市宗旨相同的、经营先进的能源技术的投资者。

以上国外生态新城开发模式案例对于中国的生态城建设都有启发，但也有各自的问题：紧缩城市的开发模式可以在单位面积上增长产值和效益，但因为“紧缩”有可能带来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空间高密度的不合理性。再者，这些模式都缺少在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这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来说，还面临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平衡的协调问题，这方面发达国家的探索很难给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样板。

为生态城市找魂

当工作室介入的时候，原有的五家再加上后来加入的瑞典和意大利，已经有七家国内外顶级的规划公司给曹妃甸递交了规划方案。

在找到工作室的时候，唐山方面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繁星满天，独缺一轮明月”。这些方案或者从循环经济角度，或者从水处理角度，或者从建筑节能方面，或者从城市建设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有闪光点的想法，但是缺乏统领全篇的东西。有没有一种思路能够将这些闪光点都穿起来。王志纲经常说“纲举目张”，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纲找出来。

唐山领导的思路非常清晰，用赵勇书记的话来说：“抓紧再深化生态城的战略研究，在战略报告已有的基础上，根据这次五家好的方案，好的理念，再进一步把好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启发我们进行战略研究。实际上，这个战略研究就是整个城市搞成什么样子，主意还要我们自己来拿。这个战略报告非常重要，要提出未来城市一整套理念、原则、要求。我们拿什么评定一个城市，战略规划就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下一步，我们跟别的国家合作什么、怎么合作，战略规划就是依据，所以现在关键是战略报告要出来。”

这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工作室有一个著名的方法叫做“顺瓜摸藤”。这里的“瓜”就是指“魂”，是对于一个企业、项目、城市乃至区域的战略定位。通行的方法是“顺藤摸瓜”，凭借数据或者理论分析，层层推理得出结论，而工作室却反起道而行之，为了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常常是先深入具体事物的本质，找到“魂”这个“瓜”以后，然后再围绕这个“瓜”来编藤，去寻找相关条件和要素的支撑。

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生态城市，但是到底什么是生态城市？生态城市究竟要做到那几个方面？纵观七家的规划方案，有的说要解决的是水、土地和城市建设的问题，有的说要解决好循环经济和交通导向的问题，还有的说要解决好去盐碱化和新能源利用的问题。众说纷纭，却往往不免有挂一漏万之感。最受赵书记赏识的是荷兰方案，因为荷兰方案在理念方面有更高的综合程度。“我看这五家有一些好理念，包括荷兰公司搞的大循环理念，把工业、城市、农业搞一个大的循环系统，这个想法非常好。”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生态城市也应该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体现生态的要求。王志纲经常讲，一个成功的战略既要有高度，又要有广度，既要有深度，又要体现关联度。

在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对生态城市的探索之后，工作室认为：所谓生态城市，用最通俗最简洁的话来概括的话，无非是做到了三个方面——环境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

所谓环境生态，是指利用已有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生态学的角度长期地、连贯地推动传统城市向生态城市转型。例如采取环境保护的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交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尽可能节省能源；利用太阳能、雨水、风能、树木等可再生能源。环境生态主要追求的一是自然环境，城市大片连续绿地、绿廊、水带等生态自然景观；二是减少污染排放的环境，最主要的汽车交通（据有关资料介绍，汽车污染占城市总量的50%）；三是大量使用可再生资源，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所谓经济生态就是在工业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根据技术的可能性，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改善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朝着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节约资源和环保产品转变，从而参与到生态和社会可承受的发展战略中去。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投入产出比可达1:4.2，个别可达1:100，提高生产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大幅度的节能降耗效果。经济生态的概念同样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构建生态产业链，即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形成纵向或横向产业链的集聚，提高产业经济效率，减低中间资源消耗；第二，治理生态污染，在生产链的末端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技术实施环境破坏的控制和治理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或消除环境破坏，例如建设循环产业园；第三，生产生态产品，面向绿色洁净产品和环境功能服务的产业，也就是生产过程不会对环境产生破环或利用环境资源向人们提供服务，例如生态休闲旅游、环境景观设计、科技研发、现代物流等产业。

前两者涉及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所谓社会生态模式涉及到的则是人与人的关系。城市生态系统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地理实体，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实体。建立新的对所有市民开放的公众交往、参与和合作体系，使人们都能够理解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规划和发展要承载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其次，人生活在社区之中，生活在各种小群体，“亚文化”圈之中，在空间上会形成不同的多中心文化板块，形成不同空间半径（10分钟、15分钟和30分钟）的生活圈，形成丰富的社会结构。整个大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部位通过竞争、合作、依赖、共生、寄生等方式产生各种关系，社会组织将各种亚文化群体自身，以及亚文化群体之间建立起相互的关系，构建起多个社团组织和俱乐部。

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

将生态城市的方方面面高度凝练成为三个标准——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生态城市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国外的城市发展已经定型，所以对于生态城市建设更多强调环境生态和社会生态，对经济生态的强调远不如其它两者。但是对中国却不一样，在中国建设生态城市，尤其是放到曹妃甸这个具体的案例上来看，首先要强调的必须是经济生态。

不是说不重视环境和社会生态，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肯定要注意环境生态，这也正是唐山市政府急于推进曹妃甸整体规划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经济生态的保障，对环境和社会生态的强调如同无源之水，势必难以持久。

对于经济生态的认识，也是历经变迁。生态经济模式就是摈弃传统的经济模式，发展一种使资源、环境良性高效使用的模式，从最初的环境治理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从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的概念提出以来，大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末，生态经济开始关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关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生态不平衡问题和如何解决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的问题；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生态经济开始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的改善，关注物质闭环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生态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关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是生态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生态城市最直接的诉求就是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业。

纲举目张，在这样的战略思路的指引下，无论是去审视生态城市的各项指标，还是去指导生态城市的空间设计，都能够成竹在胸。无论是做规划设计的公司，还是最后评审方案的政府官员，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再多的创意，也不至于跑题，再多的想法和设计，也不至于混淆了本意。

围绕着这一战略思路，我们对曹妃甸生态城的战略定位、功能定位以及空间和产业定位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方案得到了委托方的高度评价，并且按照这一思路在和规划设计公司一起进行新一轮的规划调整。

城市发展战略：什么样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从广义上讲，是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认识基础上，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狭义的讲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生态城市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经出现，立刻就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关于生态城市概念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的定义。

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正是因为人们对某一些方面的过于强调导致这个复杂系统产生了失衡，最后导致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生态城市的提出正是要把那些人们以前忽视的关系重新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考虑之中。

不同阶段的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同样在建设生态城市的时候也会针对前一阶段城市发展的偏颇进行不同侧重地纠正。按照发达国家打造生态城市的方式，或者从交通导向，或者从降低能耗的角度切入，都没有把生态经济的发展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已经进入到平稳发展阶段。而在中国，正在出于上升期的城市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解决好自身生态经济增长的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就坚持不下去。在生态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中，这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