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2日

有时候，我对努力让他相信我爱他并且永远会爱他这件事感到十分厌倦。他像一个出庭律师那样抓住我说的话不放，并且加以曲解。我知道他很害怕，害怕一旦我们的爱情终结，他就将被无边无际的沙漠所包围，但他却无法意识到我的感受也完全一样。他大声嚷着说出来的话，我默默无语地说给自己听，并且在这里写下来。人在沙漠里能够建造起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一天里多次**，过后我会自问：性欲是否就不会有终了的一天呢？我知道他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在害怕沙漠开始的那一刻。如果彼此失去了对方，那么我们在沙漠里都会做些什么呢？那以后人怎么活下去？

他嫉妒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爱情就像是中世纪女子用的贞操带：只有同我在一块，只有在我身体里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只要我能让他感到安全，我们就能平静、快乐，而不是粗野、无节制地去爱，沙漠就会退隐到看不见的地方，或许一辈子都会如此。

如果一个人能信天主，那么天主会充满这个沙漠吗？

我一直想被别人喜欢或者爱慕，如果一个男人突然对我发火，如果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甚至不想失去丈夫。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什么都想要。我害怕沙漠。在教堂里，他们说：天主爱你，天主就是一切。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不需要被人爱慕，她们不需要同男人睡觉，她们感到很安全。可是我无法凭空虚构一种信仰。

莫里斯今天一天对我都很温存。他经常告诉我说，他从未这样深深地爱过另外一个女人。他以为经常说这句话，就能让我相信它。然而我之所以相信它，只是因为我也完全一样地爱着他。如果不再爱他了，我就会停止相信他的爱。如果我爱天主，那么我就会相信他对我的爱。仅仅需要爱是不够的，我们首先得爱才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爱。但我需要爱，我太需要它了。

他整天都很温存。只有一次，在我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时，我看到他的目光移开了。他以为我还在同别的男人睡觉。即使情况确实如此，事情就果真会那么严重吗？如果他偶尔有个女人的话，我会抱怨吗？如果在沙漠里我们两人无法相伴的话，我是不会坚持不让他稍稍有个伴的。有时候我想：真要到了情缘已尽的时候，恐怕跟他要杯水喝他都不会给；他会把我逼到彻底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孑然一身，身边无物也无人——活像一个隐士。但隐士从来不会孤独，或者据说不会。我的头脑里乱极了。我们都在对彼此做些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对他做的事儿与他在对我做的事儿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是如此快乐，有生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快乐。我们仿佛是在一块儿雕刻着同一座雕像，一块儿从彼此的痛苦之中雕刻出这座像的形体，然而雕像的基本构思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1944年6月17日

昨天我同他一块儿回家，我们做了通常做的事情。我没有勇气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想这么做，因为此刻，在我写这些的时候，时间已是明天，我害怕昨天将尽的时刻。只要我不停地写，昨天就是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还在一起。

昨天等他的时候，公共草坪上有人演讲：演讲者中有独立工党的人，有共产党的人，有只是讲讲笑话的，还有一个抨击基督教的人，他属于一个叫作“伦敦市南部理性至上学会”或者差不多名字的组织。那人半边脸上有黑斑，不然的话应该会很漂亮。听他演讲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人打断他的话向他提问。他在抨击某个已经死去的东西，我想他干吗要去费这个事。我待在那里听他讲了几分钟，他在力图证明说：上帝存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除了不想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这种胆怯的需要外，并不太清楚什么上帝存在的理由。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恐惧，担心亨利或许会改变主意，只给我发一封电报，说他要待在家里。我从来也不清楚自己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自己失望，还是怕莫里斯失望。不管是谁失望，结果对我们两人来说都一样：我们会找碴儿吵架。我对自己生气，而他则对我生气。我回了趟家，但并没有什么电报来，结果我再赶回去见他时便迟到了十分钟。于是我就开始生气，以便同他的生气保持一致。过后他又会意想不到地对我温存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有过这么长的一个白天，而且还有随之而来的整整一个夜晚可以待在一起。我们买了生菜和面包卷，还有配给的黄油——我们不太想吃东西，天气很暖和。此时此刻，天气也很暖和。人们会说：多么可爱的夏天啊。我正乘火车到乡下去同亨利会合，一切都永远地结束了。我感到恐惧：这就是沙漠啊，周围很多里很多里的地面上什么人和东西都没有。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可能很快就会丢掉性命，但是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就会走到电话机面前，拨打我所记得的唯一的号码。我自己的号码经常忘记：我想弗洛伊德会说，我就是想忘记它，因为它也是亨利的号码。不过我爱亨利：我想要他快乐。只是今天我很恨他，因为他的确很快乐，但我不快乐，莫里斯也不快乐，而他却完全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会说我看上去很疲倦，会以为是我来了倒霉的例假——他已经不再费事去计算那些天数了。

今晚拉响了空袭警报——当然，我是说昨晚，但那又有什么要紧？沙漠里是没有时间的。然而只要想，我是可以走出沙漠的。我可以明天就赶火车回家，给他打电话。亨利或许还在乡下，我们可以在一起过夜。誓言——对我从不认识的人，对我并不真正信仰的人所发的誓言——并不那么重要。没人会知道我违背了誓言，除了我和他。而他并不存在，对吧？他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一边有一个仁慈的天主，一边却感到如此绝望。

如果回去的话，我们该上哪儿去呢？昨天空袭警报拉响以前，还有在那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们都是待在哪儿的？那时候，我们害怕恋情的终结，对于一无所有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点感到困惑。现在我不再需要困惑——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就是终结。可是，亲爱的主啊，我该拿这种爱欲怎么办呢？

我为什么要写“亲爱的主”呢？他并不亲爱——对于我来说他并非如此。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么发那个誓言的念头就是他塞进我脑袋里的，为此我恨他。我恨。每过几分钟，窗外就会掠过一座灰色的石砌教堂和一个小酒馆——沙漠里到处都是教堂和酒馆，还有许许多多的店铺、骑自行车的男人、草地、奶牛和工厂的烟囱。你透过沙子看到他们，就像透过鱼缸里的水看到里面的鱼一样。亨利也在鱼缸里待着，他抬起嘴来等待着接吻。

我们没有理会空袭警报，它不重要。我们不怕那样子死去。但是后来空袭不停地持续下去，看来这不是平常的空袭——报纸还未得到报道实情的许可，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它就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那个新玩意儿。莫里斯下楼去看地下室里有没有人——他担心我出事，我也担心他出事。我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走了还没到两分钟，街上就发生了爆炸。他的屋子不在临街的那一侧，所以除了房门被气浪冲开，墙上掉下些灰泥以外，别的倒并没有什么。但是我知道炸弹落地时他正在房子朝街的那一面。我走下楼梯：楼梯上散落着垃圾和折断的栏杆，凌乱不堪，门厅里也是一片狼藉。开始时我没有看到莫里斯，后来我看到门下面伸出来他的一只手臂。我摸了摸他的手：我可以发誓说那是一个死人的手。两人相爱时，他们的亲吻里缺不缺少温情这一点都是掩盖不住的。我摸他的手时，如果上面还有哪怕一点点活气的话，我会辨认不出来吗？我知道，如果我握住他的手，把它往我这边拉的话，它就会离开他的身体，自己从门下面滑出来。当然现在我知道：自己当时之所以那么想，只是因为情绪太激动，有点歇斯底里。我受骗了。他并没有死。一个人该对他在歇斯底里情况下所许诺的东西，或者所违背的诺言负责吗？此刻，在写下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然而四周却连一个哪怕能让我与之说一声自己不快乐的人都没有，因为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于是问题就会开始，而我便会精神崩溃。我绝不能精神崩溃，因为我必须保护亨利。噢，让亨利见鬼去吧，让亨利见鬼去吧。我想要一个能接受真实的我，而不是需要我保护的人。如果我是个婊子和骗子，那么难道就不会有爱婊子和骗子的人吗？

我在地板上跪下。我这么做真是疯了：这样的事是我小时候都不用做的——父母亲从来不相信祷告，就像我现在也不相信一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莫里斯死了，消亡了。灵魂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此刻，就连我给他的那些半是半不是的快乐也像鲜血一样从他身上流尽了。他再也不会有机会快乐了。对谁我都可以这么想：另外一个人会比我更有能力爱他，使他更加快乐，可是现在莫里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跪在那儿，把头抵在**，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天主。亲爱的主，我说——为什么是亲爱的，为什么是亲爱的呢？——让我信你吧。我无法信你，让我信你吧。我说：我是个婊子、骗子，我恨自己。我什么也无法自己做到。让我信你吧。我双目紧闭，用两手的指甲使劲掐自己的掌心，一直掐到除了疼痛外自己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为止。我说：我会信你，让他活着吧，我会信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自己的快乐吧。你这样做我就信你。但是这样祷告是不够的，这样信天主也太轻松了。于是我说：我爱他，如果你能让他活过来，我什么都愿意做。我非常缓慢地说：我会永远放弃他，只要能让他侥幸活下来就行。我的指甲掐了又掐，已经能够感觉到掌心的皮肤掐破了。我说：人们可以在彼此不相见的情况下去爱，不是吗？他们看不到你，但是一辈子都爱你。这时候他从门口进来了，他活着。当时我想，没有他的痛苦开始了，但愿他重新躺到门下安安稳稳地死了才好。

1944年7月9日

同亨利赶八点三十分的火车。头等车厢里空无一人。亨利读着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公报。在帕丁顿车站坐出租车，把亨利送到部里。要他保证晚上回家。出租车司机弄错了路，把我送到了公共草坪的南面，汽车从14号门前开过。门已经修好，临街的窗户用木板封了起来。死亡的体验真是可怕，你无论如何也会想再活过来。到了北面以后，发现有许多没有给我转投到乡下的旧信件，因为我告诉过他们“什么都不要转投”。另外还有旧的图书目录、旧账单和一封上面写有“急！请转投”字样的信。我想把信拆开，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但最后却把它同图书目录一块儿撕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