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晋国的赵鞅就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铁鼎上，公示国内，可是这些法律不成系统。

李悝担任相国后，为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分蛋糕规则，惩戒和威慑那些不听话的人，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这部法典并不是即兴创造的。《法经》中的很多法律条文，都是李悝结合前人与自己一线工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

《法经》成为法家成员心中的《圣经》，更是中国法学思想的老祖宗。

有人会说，法家是残酷邪恶的代名词，动不动就削人头、断人腿。这话如果让李悝听到了，他会愤怒地说：“这锅我不背！《法经》是管理国家的手段，我内心要实现的是儒家的德政！”

有一次李悝与魏文侯探讨人为什么会铤而走险，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魏文侯：“刑罚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李悝：“都是因为奸邪**逸引起的。一个人如果饱受饥寒，他就会去偷盗杀人。权贵如果**逸，就会追求奢侈的生活，为了住豪华的大宅院，就会侵占农民的田地。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此时就不得不用法律来制裁他们。

魏文侯一边听一边点头。

李悝：“治理好国家，让百姓安居乐业，教化百姓礼义廉耻，以德治国这是‘本’，靠刑罚维护秩序这是‘末’。作为君主，决不能舍本逐末！”

李悝虽是法家开山鼻祖，但他的骨子里流着的是儒家的血。刑罚只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真正让国家强盛的仍要靠国君体恤百姓。

春秋时代，法律成为维护贵族、欺压百姓的工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春秋时法律的核心思想。那时的大臣都是贵族，有地有兵，看你国君不顺眼，是有资本造反弑君的。

而《法经》在惩戒权贵方面有了大大的进步，相国与将领如果接受行贿，他身边的办公人员全部要诛杀。虽然国家高干没有被直接诛杀，但也起到了震慑作用。当时的公务人员都是胆战心惊，如果他们发现领导有不法行为，一定检举揭发。

李悝的《法经》不光维护公平正义，更保护了老百姓的权益。

李悝用一句话概括了《法经》的终极奥义，“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一个国君要行王道，首要任务就是惩治盗贼）！”

小老百姓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是他们最挂念的事。古代刑罚中，对百姓私有财产的侵犯称为“盗”，对人身伤害称为“贼”。只有让老百姓有安全感，能踏踏实实地工作，国家才能稳定繁荣。

惩治“盗”与“贼”是国家稳定的重中之重。《法经》里面有六篇，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而《盗法》《贼法》作为《法经》里的前两篇，可见李悝对百姓安全的重视程度。

《囚法》说的是如何审理案件，《捕法》说的是如何抓捕逃犯与逃兵。《杂法》的内容杂七杂八，无所不包。《具法》是根据犯人的犯罪情况来加刑和减刑。

《法经》里对坏人的惩罚，相当的严格。比如杀人犯，不光要抄家，还要让妻子为奴；对于偷盗的人，要砍掉脚；私自翻越城墙，如果是一个人就杀头，如果十个以上，直接灭族；有不法聚众行为超过五日，可以诛杀。

有人说，李悝的《法经》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讲这种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李悝当时所在的魏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决不能重视刚淘汰不久的春秋时代那种国内三天两头造反作乱的局势。只有国君腰杆子硬了，国内反动势力才不敢造次，老百姓才能安宁。

李悝变法的思想，就像一个苹果。苹果核是儒家，果肉是法家，儒法合一是李悝思想的最高境界。

可惜后来的法家第二代领袖人物商鞅，他在秦国的变法把作为苹果核的儒家给剔掉了，只留下了凌厉的法家举措。商鞅变法，你看到的只有君主的意志、严格的KPI考核，没有儒家德政的一丝影子。

李悝变法让魏国实力大增，迅速“氪金”。魏国成为第一个成功变法的国家，其余国家纷纷效仿，法家主宰了整个天下。

作为“氪金玩家”的魏国，要找人练级下副本，它很快就瞄准了一块大肥肉——中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