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的罗马人，俨然已成为意大利岛的第一大势力。之前的群雄并起局面宣告结束，整个长条状的亚平宁半岛呈现从南到北的三色光谱结构。颜色最深的，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半岛最南部，包括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颜色稍微淡一点的，是半岛中部已经开始逐渐从战争中做大做强的罗马共和国；最北部的山南高卢，则是颜色最淡的谱系，并且还处于野蛮部落时代。

这个亚平宁三国之争，倒并不怎么像是中国版魏蜀吴三国演义的架构，仔细琢磨一下，有点像中国古代南朝、北魏、柔然的三国对峙。自认中华正统的南朝宋齐梁陈在最南边，中间夹着一个渐渐汉化并进入文明社会的北魏，最北边的蒙古高原上是尚处于游牧状态的柔然。这样的排序关系，就要求夹在中间这一家的实力足够强，才能够做到在南北两个战线同时面对军事压力。并且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同时得罪南北两家。即便你已经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也不能拳打武当的同时又脚踢少林，除非你觉得自己的好日子过到头了。

这样的政治生态结构，此后又持续了很多年，很多人都想拿着罗马人南北受敌做夹心饼干这点事做文章。但遗憾的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竞争对手都没有充分地利用好罗马人的这个弱点。况且，已经稳定运营几百年之久的罗马共和国，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对待周边一众政治势力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肯妥协。战争固然是政治的延续不假，但罗马人通常希望在谈判桌上处于强势一方，因此战争胜利也就成了共和国的必需品。

说到底，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岛地区，虽然是希腊人的祖产，但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早过了自己的巅峰时代。希腊人虽然还在骄傲地活着，但公元前3世纪，正是希腊化的高峰期。这并非希腊众神呼风唤雨的特洛伊战争时代，也并非一级战斗英雄层出不穷的抗波战争时代。当然，这也绝对不是公元前4世纪末，光荣的亚历山大时代。

然而，亚历山大时代虽然已是绝唱，但依然有人做着亚历山大之梦。

东施效颦的那个人，叫作皮洛士（Pyrrhus）。

皮洛士是伊庇鲁斯人。

关于伊庇鲁斯，我们在前文曾经涉及过，这是一个跟早期马其顿性质极为类似的古希腊北方蛮族国家。伊庇鲁斯的地盘，大概在今天的希腊西北部边陲，以及阿尔巴尼亚南部一带。当时的伊庇鲁斯当家人，正是皮洛士。

亚历山大的空前成功，刺激了很多后来人前赴后继，皮洛士就是其中一个。而且从血缘上来讲，据传皮洛士还真的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之一。强大的心理暗示，让皮洛士自小就有意无意地拿着自己的成就与大表哥比较。皮洛士二十二岁这一年，在托勒密王朝老丈人的支持下，拿下了伊庇鲁斯的王位，从而终于有了一个证明自己也并非池中之物的好机会。

只可惜，皮洛士此后选择的对手，正是疯狂崛起中的罗马。

当时的罗马，已经做好了对意大利南部大打出手的一切准备；只不过，当时的希腊诸城邦，却并没有做好被胖揍一顿的具体方略。一众以文明自居的希腊城邦，还沉迷在古希腊文明的余晖中不能自拔，它们或者对地中海的贸易垄断经营，或者对北方的蛮族品头论足，或者是更加作死的，还完整地继承了先辈们在特洛伊战争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千锤百炼出的内斗精神。

罗马人决定，拿希腊人最强大的城邦塔林敦（Tarentum）祭旗。

希腊人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已经强大起来的罗马共和国，跟他们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地方武装都十分不同。这就像是中国清朝末年的军阀混战，军阀之间打打杀杀，互有攻伐，但那样的战争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是军阀权力的游戏。战场上对垒双方互相熟悉底细，也知道对方的底线，军阀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谈；士兵们也是能打就打，打不过就投降。反正大家同文同种，换个东家跳个槽，也不是什么失大节灭人伦的大事。

这样的战争，锻炼不出杀人机器，却可以造就大量的老兵油子。

塔林敦之流虽然迂腐，但好汉不吃眼前亏。

塔林敦最终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将开启。

然而，皮洛士以及皮洛士背后的伊庇鲁斯，说白了依然无法脱离古希腊文明的文化范畴。皮洛士所承载的梦想，也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土壤。正在走下坡路的古希腊，杠上了正在喷薄而出的古罗马，这是古希腊文明的悲哀。皮洛士本人，只是在时代大背景之下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他单凭一己之力，无法逆转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此消彼长，正如西方文化中的那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

皮洛士跨海征西，在异国他乡同古罗马人周旋了五年之久。

皮洛士身上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基因相似性，让他能够从容地应对亚平宁半岛的复杂战局。母国伊庇鲁斯的强大国力与军事动员能力，让他能够在五年的持久战中不断地加大投入。

然而，不可避免地，皮洛士苦心孤诣的一场场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皮洛士这种战损比极高的胜利，被后世史家称之为“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victory）。同自己的表哥亚历山大三世完全不同，皮洛士永载西方军事史册，更多是因为这两个略带嘲讽的单词。不得不说，这对雄心壮志的皮洛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

让人头痛的还不止于此。

商业文明的属性之一，就是永远为利益服务。如果不能够获取利益，商业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商业行为的基本条件，第一是商品，第二是形成商品需要的市场。那么商品的生产以及商品的购买，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保有量。如果战争的目的是将对手打到亡国灭种，那就已经失去了商业的意义，并且那样的做法也难免两败俱伤。

然而，如此正常的一套逻辑，在罗马人那里却行不通。因为，农耕文明起家的罗马人，他们信奉的就是杀人占地，然后再种田耕地，或者圈地收钱。虽然罗马人也喜欢钱，但罗马人扩张的核心关键词不是“钱”，而是“地”。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门心思想做亚历山大的皮洛士，不仅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还犯了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鸡同鸭讲的问题。这一点，跟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希腊文明与波斯文明的碰撞，如出一辙。

所以皮洛士陷入了一个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怪圈，不管他怎么取胜，在谈判桌上就是跟罗马人谈不拢。原本计划中的“以打促谈”根本就不存在，每次皮洛士费劲巴拉地打赢了一场战役，结果谈判的时候反而成了弱势的一方。罗马人觉得，一场搞不死你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搞死你，或者你离开我的意大利。于是，胜利一方哭着喊着要和谈，失败一方一言不合就要掀桌子。

不得已，皮洛士只能离开亚平宁半岛，转战西西里岛了。

西西里岛问题，当时还并非罗马人要考虑的事情，也并非皮洛士所擅长的区域。几年之后，皮洛士被迫离开西西里，又一次回到了意大利。

公元前275年，皮洛士与罗马人会战于贝内温图(1)。这是皮洛士面对罗马人的第一次失败，然而却是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贝内温图战役”之后，皮洛士全员退出意大利，东归伊庇鲁斯。

至此，罗马人一统半岛南端，向南隔海相望西西里，向北继续经营山南高卢。

我们再补充一点尾声——退回巴尔干的皮洛士，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初心，他甚至一度拿到了马其顿之王的头衔。只不过，再崇高的理想依然敌不过一句造化弄人。三年之后，皮洛士在讨伐希腊城邦斯巴达的过程中，意外死于一位老妈妈之手。最终，皮洛士带着深深的遗憾，结束了自己志大才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