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相类似，同期的西斯拉夫人也进山了。

当时相对比较开化的潘诺尼亚草原、匈牙利草原，一直到瓦拉几亚平原和多瑙河下游平原，已经成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狩猎场。日耳曼人西迁，斯拉夫人进山，都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

传说中西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叫作萨摩公国，当然对这段历史我们存疑，在这里并不采信这种说法。能够确切证明存在过的第一个西斯拉夫人建立的政权，应该被叫作“大摩拉维亚国”（Great Moravia），当然也有一些史学家信口开河，给这个国家命名为“大摩拉维亚帝国”（Great Moravian Empire）。这样标新立异的讲法，已经纯粹属于史学界的行为艺术了。

大摩拉维亚因中欧地区的摩拉瓦河（Morava River）而得名，摩拉瓦河是多瑙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苏台德山区。与我们前文提到的多瑙河重要支流蒂萨河相比，摩拉瓦河更加靠近多瑙河的上游。在摩拉瓦河的冲击之下，出现了一个面积很迷你的摩拉维亚平原，同时在摩拉瓦河注入多瑙河之前，它也成了今天斯洛伐克与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之间的界河。

大摩拉维亚的名字虽然起得响亮，但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期建国，到了公元906年的时候，就稀里糊涂被南部游牧民族灭国了，立国总共不到一百年。其间那个曾经发明了西里尔字母的西里尔传教士，还曾经到斯拉夫人的部落传递上帝福音。但西里尔前脚刚走，日耳曼人的天主教传教士，就驱逐了来自东部教会的宗教势力。由此开始，西斯拉夫人开始慢慢接受天主教的引导。

据说在大摩拉维亚国崩盘之前，从这个国家的疆域内，分出了一个叫作波希米亚（Bohemia）的小政权。这个波希米亚恰好就符合了我们之前的推论，为了躲避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所向披靡的游牧民族，西斯拉夫人也进山了。

波希米亚所处的这座“山”，跟连绵起伏的巴尔干群山有所不同。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盆地，这个盆地我们称之为“波希米亚高地”（Bohemian Massif）。打开一张地图来看，波希米亚高地周边的四个方向上，恰好分别有一条山脉阻隔盆地同外部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理人口单元。这个地理人口单元，在几何学上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包括，西北方向上的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东北方向上的苏台德山脉（Sudetes），西南方向上的舒马瓦山脉（Sumava，或者叫波希米亚森林），以及东南方向上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地（Bohemian-Moravian Highlands）。四条山脉环抱中的波希米亚高地，降水充沛，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是一块位于中欧的风水宝地，当然也具备了非常好的安全属性。

其实波希米亚的地形特点，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达契亚核心区所在地——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只不过一个是平行四边形，一个是等边三角形。波希米亚的这个天然地缘结构，在冷兵器时代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在中国拥有如此完美地缘结构的地区，有关中平原、洛阳盆地、四川盆地等，几乎都早早地诞生了十分辉煌的文明。

波希米亚也不例外。

最早占据这块西方明珠的族群，是早期凯尔特人中的一支——波伊人（Boii）。波希米亚这个古地名，就是因为波伊人而得名。那么最早为波希米亚命名的，则是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后来风水轮转，趁日耳曼人大迁徙之际，西斯拉夫人又进入了波希米亚地区。他们重新为这个波希米亚进行了命名，起了一个非常斯拉夫话的名字——捷克。在此后的很多年中，捷克语中的“捷克”（Czechia）与“波希米亚”（Cechy）几乎是同义词一样的存在。

然而，说了这么多好处，再说说缺点吧。

波希米亚这块地理人口单元的绝对体量，有点太小了。尤其同它周边几个板块相比的话，比如西边的中德山地，那里生活着说日耳曼语的德意志人；北边一望无际的波德平原，从西到东日耳曼人和西斯拉夫其他兄弟部落一字排开；南边沿摩拉瓦河南下又是一片天广地阔的多瑙河中游平原，那地方在中世纪早期，也只有游牧民族的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后来的马扎尔人才能够横行无忌。

唯一让波希米亚稍感欣慰的是，它的体量看起来还是稍强于东边那个西斯拉夫好兄弟——自称拿到了崩盘之后的大摩拉维亚正统的尼特拉公国（Principality of Nitra），也就是后来现代的斯洛伐克。

正因为如此，自从波希米亚脱离大摩拉维亚单飞之后，西斯拉夫人在波希米亚高地这个天然屏障的掩映下，小步快跑地进入了他们梦想中的高速发展期。但好景不长，西斯拉夫人崛起的年代，恰好遇到了他们的西邻东法兰克王国大整合大洗牌的整合期。

只能说，生不逢时。

公元950年，德意志民族皇帝奥托一世东征波希米亚，把波希米亚捆绑纳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当时的波希米亚，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封号或者爵位，然而即便如此，奥托一世依然把波希米亚称之为一个“公国”，而把波希米亚的斯拉夫领袖称之为“公爵”。很显然，跟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东法兰克王国的一众邦国相比，波希米亚充其量只是个野生的公国。不过自从有了奥托一世的正式定义，波希米亚人反而自顾自地把“波希米亚公国”（Duchy of Bohemia）这个旗号打了出来。在此基础上，就连之前领袖们所在的家族，也鸟枪换炮成了“普舍美斯王朝”（Premyslid Dynasty）。

五年之后。

奥托大帝带着波希米亚公国的仆从军，在“莱西费尔德战役”（Battle of Lechfeld）中大破马扎尔部队，此一战挡住了马扎尔蛮族进入德意志地盘的战略企图，也让奥托一世在德意志世界青史留名。而波希米亚，也从此奠定了自己在神圣罗马帝国诸邦中的江湖地位。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波希米亚夹在了崛起中的波兰人与日耳曼人之间，被反复争夺不休。关于波兰人的那点事，我们之后还会讲到。然而虽然同属西斯拉夫民族，波兰人在欧洲史上对波希米亚的影响力，却未见得比日耳曼人高到哪里去。波希米亚恰好处在日耳曼与斯拉夫两大板块的交界处，这决定了这块地区在千余年民族发展史中的尴尬地位，当然也决定了近现代捷克民族的终极走向。

公元1085年，波希米亚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ratislav II）自称国王。而紧接着在随后的公元108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也授予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以波希米亚国王的称号。从此波希米亚公国正式改名为波希米亚王国，而波希米亚也从此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1157年，腓特烈一世正式将“神圣”两个字加入帝国名称，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称呼以官方形式予以固化。

故事发生到这里，原本还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正剧剧本。

然而，我们都忽略了，波希米亚人也忽略了，他们本来就是西斯拉夫人的国家，如今却天天和一帮日耳曼人混在一起。这样的结合，果真就幸福美满吗？

我们从根本上来讲。

我们知道，法兰克人的封建化是依靠了教会土地制、罗马隶农制，外加上蛮族原始公有制。三种作用力综合效应，最终产生了早期的西欧封建制。法兰克人东扩之后，他们一方面需要利用军事压力占据大量领土，另一方面为了方便统治，就必须要强推封建化。那么这个封建化，跟当初法兰克人在他们的龙兴之地是完全不同的。

当初罗马帝国的高卢行省，已经是一个基本上文明化的区域了，通俗拉丁语也一直传承到现在，形成了今天的法语。然而，在莱茵河以东的前蛮族区域，法兰克人虽然可以靠军事优势占据这一地区，但原有地盘上的蛮族如何封建化呢？别说封建化了，文明化怎么办？

所以，法兰克贵族的东征，就必然要依靠原有德意志贵族的力量进行有效行政，最起码在最开始是必须要这么干的。其次，单靠军事和政治手段并不完美，依然要结合天主教会的力量进行东扩。所以，不同于高卢地区的封建化，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化，依靠法兰克贵族政治外加德意志贵族分权，最后再辅以天主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原始公有制，部落民主制，德意志贵族地头蛇做派，都被相对比较完美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对比原高卢地区的西法兰克王国，更是如此。

法兰克贵族、德意志地头蛇、天主教教会三者力量交互作用，最终决定东法兰克王国以及此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走向。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德意志人民的民主土壤有多么深厚，民主传统有多么悠久。从东法兰克王国开始消化德意志地区，一直到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形成一堆松散的小邦国政治联合体，这是各个政治派别互相角力的最优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妥协到没有退路的妥协。

当东法兰克人，或者说德意志人的东扩到了波希米亚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升级版本。

波希米亚人的基本盘是西斯拉夫人，无论从种族还是语言上，都属于跟日耳曼人迥异的一个群体。而且早期波希米亚或者说大摩拉维亚，是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传教地盘，还没有轮得上罗马教皇的天主教说了算。

而且关键是，比起早期德意志人的部落形态为主，波希米亚地肥水美，早早就沐浴了文明的曙光。波希米亚的半封闭式的地理形态，相对比较稠密的人口保有量，这些都是西边的日耳曼部落所无法比拟的。

即便是武功赫赫的奥托一世征服波希米亚，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将这样一块土地，用之前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封建化和日耳曼化。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落后文明的融入甚至消失为代价。即便是想跳出这个死循环，往往也需要落后文明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况且杀人屠城，赤地千里，这事一时之间对谁都没好处。这一点，有时候并不以蛮族本身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所以，奥托一世默认波希米亚是一个公国，并且希望能够让波希米亚保留原来“公爵”的情况下加入德意志民族联合体，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计划是先把波希米亚纳为附庸国，之后再慢慢封建化，慢慢日耳曼化，那么在此之前，可以让波希米亚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只要波希米亚承认奥托一世的宗主地位，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又有何不可呢？

而从波希米亚人的角度来讲，同奥托一世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撕破脸，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而如果以加盟合伙的方式加入一个貌似强大的日耳曼人政治联合体，倒也不失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个明哲保身之举。更何况，日耳曼人在德意志地区本来就是极为松散的联盟，相互之间都还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与其说是一个王国或者帝国，倒不如说是一个德意志诸邦加盟公司。此时波希米亚的普舍美斯王朝这个招牌还在，波希米亚人没有损失什么，反而为自己赢得一个强大的祖国。无论波希米亚贵族或者人民，对这件事情都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当然，此后波希米亚由公国变王国，并且在德意志这个唬人名头的隐蔽之下，波希米亚也动不动向东向南开疆拓土。足可见波希米亚人加盟德意志诸邦的小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

真正尴尬的事情，发生在公元1306年。

这一年，普舍美斯王朝的末代国王瓦茨拉夫三世（Wenceslaus III）在准备起兵攻打波兰争夺王位之前（后文还会讲），遇刺身亡。这一年的国王，只有十六岁。如此小的年纪，还没有来得及生出自己的后代，等于普舍美斯王朝绝嗣了。他这一绝嗣不要紧，波希米亚的皇位继承权就成了虚位以待，各方势力都想把手伸进波希米亚。

经过一系列的夺位战争之后，来自卢森堡家族（House of Luxembourg）的“瞎子约翰”（John the Blind）成为新的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家族在公元1308年拿到了德意志国王的王位，开创了德意志王国的卢森堡王朝时代。瞎子约翰所仰仗的是自己的家族势力，以及来自德意志民族在背后的强大支持。而从法理上来说，卢森堡家族则依靠强娶了瓦茨拉夫三世十四岁的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从而获得了千金难买的外戚身份并得已窃取大位。

波希米亚王国依然还在，但卢森堡王朝完成了改朝换代。

分明是个西斯拉夫人为主体国家，偏偏迎来了一个德意志贵族做自己的老大。如此一来，我们倒是想问问，波希米亚人你尴尬不尴尬？

其实我们都多虑了，当时的波希米亚人，未必是这么想的。

我们总是觉得，中世纪的欧洲十分民主，不仅国王的人选可以投票，可以罢免。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也可以从选帝侯这样的皇帝候选人中票选产生。

其实我们都被骗了。

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了，中世纪欧洲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原始部落公有制的一种中古政治体现。即便是上溯到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的设置也只是欧洲上古时代军事民主制的一种传承而已。在这其中，充斥的依然是政治阴谋，军事政变、尔虞我诈、杀人如麻。和中国的历史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是因为王权与教权相剥离，古代欧洲的政治版图与政治角力更加复杂了。

我们由此而延伸到所谓的中世纪封建制。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才是真正的封建制，是生活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个万恶的封建制。

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非常严格地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等级，阶级之间的分层非常严重。贵族的孩子生来就是贵族，农民的孩子生来就是农民。贵族和农民都是终身制与世袭制相结合，没有大的变故根本没法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而且在很多时候，欧洲农民所受到的限制与盘剥，要远远高于中国农民，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中国的农民充其量算是自由民，并不绝对依附于地主。而欧洲中世纪农民，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每个骑士分到几个农民都是有数的，靠着这几个农民来收税，来养活自己。而且没有重大变故，你不能够再去依附于其他骑士，除非两个骑士进行决斗，把某个农民的归属权重新确认。这样一来，农民的农奴化，造成了农民阶层更加固化。

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农民压根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古代欧洲的骑士阶层需要很多的装备，不管是单兵装备还是马匹仆人，武装一个骑士需要的经济支出，往往需要一堆农民来供养。而普通农民能够同骑士单挑的机会几乎不存在，更不用说骑士以上还是贵族与国王，他们手中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维护这套体制的存在。

造反不成，那学文化行不行？

学文化依然没有出头之日，因为贵族生而为贵族，你学文化没有用。

在古代中国，发达的科举制度、流官制度、官员退休制度，匹配了皇帝、地主、农民三元社会架构，农民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科举之后可以做官，做官可以荫庇后人，改变自己和后代的阶级属性。与此同时，读书科举做官，这样就必须说“官话”，这个国家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荒蛮地区也就越来越开化，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此基础上，皇帝作为“天子”成为政治和宗教象征，自上而下建立了敬天法祖，儒家思想，多神崇拜体系，更是让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状态。

然而，这一套到了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根本就说不通。练武没用，学文也没用，老百姓只能老老实实做农民，辈辈做农民，甚至是做农奴。有时候，就连婚配，都要受到贵族们的干涉。稍微有点手艺的，可以去大一点的城市，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这样就已经算是最大限度地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了，你学文化用什么学？中国古代有“官话”，罗马帝国有古典拉丁语，可是当时中世纪的教育用什么？德意志语言还是斯拉夫语言？说斯拉夫语根本就没人理你。至少会讲一门外语，才可以和德意志贵族打交道。

因此，欧洲的国王、贵族、骑士、平民的封建制阶级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割裂的系统，而不是有机的系统。我是平民，你是骑士，你的事干我何事？我是贵族，你是国王，你的事干我何事？要想让我出力，就必须谈条件、签合同，否则免谈。在此基础上，那些所谓的中世纪民主制也是假的，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贵族民主制。只有那些贵族们，才有投票与参政议政的权力，而下层农民，对这些所谓的“民主”，根本就闻所未闻。

当然，如果我们抛开农民的话题不谈，只谈平民的话，城市平民的地位稍高。那些城市之内的手工业者，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平民，很多情况下，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比如在我们前文提到的东罗马帝国首都新罗马城，城市平民就几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

如此分析，问题就相对清晰了。

波希米亚的国王轮转，到了德意志贵族瞎子约翰手中。

下层老百姓根本就不尴尬，非但不尴尬可能还双手欢迎。因为新王上任，如果大赦天下，岂不是又能得到一些好处？中国人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在用封建契约制建立的中世纪欧洲政治土壤上，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所以，当时不仅是在波希米亚，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是国王是谁无所谓，甚至是外国人都无所谓。比如在同时期，匈牙利王国的阿帕德王朝（Arpad Dynasty）绝嗣，后来就是由外国人出任国王，并且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我们的波希米亚末代国王瓦茨拉夫三世，其实在死前就已经兼任过匈牙利国王，甚至是波兰国王。

于是，由卢森堡王朝开始，波希米亚的上层就被置换成了德意志人。而广大的下层尤其是农民阶层，依然是操着一口流利斯拉夫语的波希米亚农民。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语言上的双轨制。德意志贵族占据了整个官场，同时引领了波希米亚贵族德意志化的潮流，并且还不断对波希米亚的几个大城市引入德意志移民。于是就造成了波希米亚的大城市统统流行说德意志语言，而下层贫苦农民则是说斯拉夫语。

波希米亚王国，也就越来越朝着当初奥托一世所构想的方向发展。

当然反过来说，就整个神圣罗马帝国而言，它也乐意接受一个物华天宝，五谷丰登，人畜无害且已经慢慢德意志化的波希米亚。

于是到了14世纪中叶，就出现了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那一幕。作为瞎子约翰的长子，来自波希米亚王国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Charles IV），被选举为德意志国王，并且还在罗马被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公元1356年，神圣罗马帝国政权更是在查理四世的主持之下，颁布了著名的《金玺诏书》。在这份著名的德意志人的历史档案中，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神圣罗马皇帝当选的制度及流程，并且进一步确立了七大选帝侯。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大选帝侯的世俗选帝侯中，优先级排得最高的就是波希米亚王国。并且，波希米亚王国也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唯一一个拥有“王国”称号的加盟者。

神圣罗马帝国以官方形式发布《金玺诏书》，其实并不是独独这一次。但每次算下来，波希米亚都是受益者。比如在1212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金玺诏书》中，就重申了波希米亚王国主权的独立性，波希米亚王位继承的独立性，波希米亚有权自铸货币，有权任命主教，并且所有三百多个邦国中，波希米亚是第一特权王国。

波希米亚名震中欧，甚至都影响到了后世法国人对吉卜赛人（Gypsies）的称呼，他们直呼吉卜赛人为“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这个叫法过了几百年。当然也不全是坏事，如今时尚界的“波希米亚风情”，就是基于法国人的这种误读，而衍生出的一种艺术风尚。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从此，德意志贵族加波希米亚农民的二元体系，持续了很多年。

卢森堡王朝之后，波希米亚王国又经历了亚盖隆王朝（Jagiellonian Dynasty），哈布斯堡王朝等外来家族的统治。跨越几个世纪，其实所有宗教的、语言的、种族的矛盾，都被表面上的平和所掩盖。一旦这些因素被唤醒，也就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西斯拉夫民族国家的诞生。

至此，关于斯拉夫人的介绍也告一段落。

除了南斯拉夫人与波希米亚人之外，关于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中的其他人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予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