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759）正月初一，史思明在魏州城北建造祭坛，自称大圣燕王。

安氏父子的国号是大燕，而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摆明了是来兑现安庆绪对自己的承诺的。一来，安庆绪被官军团团围住，史思明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称王，想必安庆绪不敢持反对意见。二来，史思明也想试探一下安庆绪的态度，如果一个大圣燕王就让他暴跳如雷，以后的合作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安庆绪很冷静，不反对，也不恭贺。

安庆绪坐守孤城，史思明忙着称王大典，唐军呢？

据史料记载，此次平叛，七大节度使共同围困邺城，李亨却没有指定主帅。想想看，这帮人都是地方大佬，桀骜不驯的人物，谁也不服谁。郭子仪的威望和地位最高，李光弼次之，大家尊敬他们，可谁也不愿意听从他们的调度。于是，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大家各自为战，进退不一。

史思明称王后，李光弼曾经提议，他带着朔方军和史思明对峙，其余的几大节度使一起围攻邺城，等到安庆绪被拿下，史思明便成了砧板上的肥肉。

这确实是很好的提议，可宦官鱼朝恩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唐军只需要继续围困安庆绪，迟早有一天，叛军会不战而降。

太监看问题的角度，永远让人耳目一新。

鱼朝恩是天子使者，说出的话有分量，更何况听从李光弼的建议，功劳算谁的？沉默，成了所有人的共同态度。不过，也有人不服鱼朝恩的见解，比如李嗣业，就在李光弼提议几天以后，李嗣业率领本部大军前去攻打邺城了。

李嗣业手拿一口陌刀，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安庆绪听说过李嗣业的勇猛，不想和他硬碰硬，因此调集了一批弓箭手对着李嗣业狂射。可怜李嗣业，就算勇冠三军，也够不着敌军半分，几番冲锋后，李嗣业身上插满箭枝，当场身亡。

一代大将，竟然以这种方式落幕，可惜可叹。

令人恼怒的是，所有人都知道邺城已经变成强弩之末，可就是没人率先冲锋，大家都等着捡现成的便宜。也不知道是谁带了头，各路大军纷纷聚集在邺城附近挖壕沟。正值冬天，士兵们吃饱了没事干，为了让身体更加暖和，一个比一个卖力，到最后竟然形成了三道数米宽的超级壕沟。

玩笑归玩笑，唐军挖壕沟还是有用的。

乾元二年（759）二月，壕沟正式竣工，官军随即将漳河之水灌入邺城。安庆绪慌张了，城中军民加起来有数万人，经过数十天的坚守，早已经弹尽粮绝，一只老鼠都可以卖到四千文。为了保持骑兵的战斗力，安庆绪下令，将城内的房屋和墙壁统统拆掉，拿出里面的秸秆来喂马。时值天寒地冻，又遭逢漳河之水入城，几乎所有人都绝望了。然而，即便是这样，唐军也没有下令攻城。

安庆绪的日子不好过，唐军又能好到哪里去？

六十万大军集结在邺城外，每日的粮食耗费就是天文数字，李亨只能从河南各地紧急征调军粮前往邺城，以至于运粮大军络绎不绝。

史思明预感到，机会来了。

就在当月，史思明下令从魏州城拔营起寨，向邺城进发。临行之前，史思明吩咐各营的统军将领，让他们在距离邺城五十里地驻扎，营中自备三百面河北大鼓，每天夜晚不定时地表演。当然，史思明也会不定期地送上一套“大鼓套餐”，保证让唐军将士神经紧绷，集体崩溃。

与此同时，史思明精心挑选了五百名骑兵，每日在唐军军营不远处骚扰，官军一旦追赶，这些人便分散逃跑；官军如果视而不见，他们就在营帐外挑衅滋事。唐军人数众多，每天都得派人出去砍柴挑水，又不能派大军护卫，叛军找准时机就偷袭。久而久之，官军人心惶惶，谁也不敢轻易离营。

让唐军最头疼的是，史思明一直在打粮道的主意。

此时，从江淮、并州过来运送粮食的部队络绎不绝，史思明派人换上官军的服饰，打着官军的旗帜，假装督促运粮。如果碰到官督民运的队伍，史思明的手下就装作督运军粮的唐军，老百姓稍有不满或者动作迟缓，叛军便格杀勿论。如果碰到官军运粮，史思明则是探听虚实，直接派大军前去烧粮。

运送粮食的本就是官府雇佣的老百姓，送一次粮食赚不到什么钱，还会白白地丢掉性命，以至于最后谁都不敢为唐军送粮。自古以来，粮道是军队存亡的命脉，军队一旦缺少军粮，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时刻，郭子仪和李光弼联手了，他们不顾鱼朝恩的反对，力排众议，决定和史思明展开最终的决战。而郭子仪的决定，正是史思明乐于见到的。

乾元二年（759）三月初六，郭子仪、李光弼联合下令，让各军在安阳河（邺城城的北边）的北边布阵，准备和史思明展开决战。然而，史思明却只派了五万人迎战，他赌的便是唐军进退无据，难成气候。

据史料记载，唐军六十万大军集结在安阳河之北，声势滔天，气势甚至让河水阻断。官军将士看到对面稀稀拉拉几万人，都以为这是史思明的机动部队，因此懒得去排兵布阵，纷纷嘲笑史思明带军无能。

是啊，一比十二的悬殊军力，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

然而，就在唐军松懈之际，史思明传达了第一道军令：五万骑兵只管冲锋，不可恋战，只需要冲垮唐军的阵脚即可。

这帮骑兵都是史思明从范阳带过来的嫡系部队，身上背负着对朝廷的仇恨，眼下这些仇恨情绪全部化作了爆发力，摧枯拉朽般地向唐军裹挟而去。

史思明赌对了，官军就是纸老虎，仗着人多势众，耍耍嘴皮子还可以，一旦交战，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回纥骑兵不在，鸣镝羽箭不在，官军根本不知道如何作战。以李光弼、王思礼、鲁炅为首的主力部队开始向后撤退，坐镇中军的郭子仪闻讯后立即支援，可还没赶到战场，天色骤然黑了下来，一场沙尘暴降临了战场，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犹如恶魔降临一般。

在天灾面前，谁能傲然自立？

据史料记载，官军将士在狂风中站立不住，眼睁不开，纷纷丢弃辎重疯狂逃命，就连最宝贵的战马都没工夫去搭理。郭子仪的部队在大军的背后，因此最先溃逃，随后唐军如潮水般涌向阳河桥，无数的士兵被挤落到河水之中淹死，景象惨不忍睹。

郭子仪内心是崩溃的，局势已然失控，如果放任史思明的部队过河，洛阳城恐怕也会失守。危急时刻，郭子仪下令砍断阳河桥，将还没来得及过河的官军，以及史思明的五万骑兵全部阻隔在阳河桥以北。

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是难以弥补的。在百姓看来，范阳叛军才是这个王朝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大家听说六十万官军被五万范阳骑兵打得丢盔卸甲，第一个反应就是洛阳城要丢了，长安城要丢了，大唐要完蛋了。

以东都留守崔园、河南尹苏震为首的洛阳首脑瞬间崩溃，他们直接放弃洛阳，投奔襄阳和邓州而去，百姓们为求自保，纷纷遁入山林求生。

留在洛阳城无非两个选择，自杀身亡，以身殉国，或者卖身投敌，继续做官。可细细想来，哪条路不是死路呢？今天官军打过去，明天叛军打回来，只要你不自杀，总归是死路一条。也许，遁入其他州县，确实是洛阳官员们最好的选择。

节度使又是什么选择呢？

拿淮西节度使鲁炅来说，他的部队被冲散之后，一路逃回节度使驻地，士兵们在路上无人约束，犹如土匪一般，劫掠百姓，大发战争横财。不少地方官员弹劾鲁炅治军无方，请求朝廷给予处罚，鲁炅最终服毒自杀，平息了众怒。

李光弼和王思礼在溃败后并没有向洛阳靠拢，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各自带兵回到驻地，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

最郁闷的就是郭子仪，此次溃败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在逃跑的时候他却走在最前面。按照惯例，他才是责任最大的人。其他人可以撂挑子不干，郭子仪必须留下来，他在洛阳东北的河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稳住阵脚，从河阳周边抓了一批百姓补充兵源，同时修建工事，就地筑城，希望能够挽回颓势。

就在此时，诗圣杜甫途经洛阳，刚好看到了郭子仪征兵，百姓家破人亡的惨景，就此写下《三吏》和《三别》，算是对当时的有力见证。

邺城之战，最大的输家是朝廷，最大的赢家却是安庆绪。

当唐军溃败的时候，安庆绪派了一支部队前往官军军营，将七万担军粮全部抢回邺城。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面对兵力耗损的史思明和毫无战斗力的官军，安庆绪的雄心壮志似乎又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