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起义的**出现在隋大业七年（611）的冬天，主要分布在河北和黄河流域，起义军造反的口号非常坦白：反对朝廷的徭役，抗拒高句丽战争。

山东：王薄（611）、张金称（611）、孙安祖（611）、刘霸道（611）。

河北：高士达（611）、窦建德（611）。

河南：翟让（611）。

但凡天下大乱，有几类人造反的概率最高。

第一类：根正苗红的农民。

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一般比较糟糕，是朝廷低级官僚压迫的主要对象，如果被欺压到没有立足之地，不奋起反抗就没法保全自己，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扯旗造反，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隋末的王薄就属于这类人。

隋炀帝登基之后，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修建东都洛阳、南巡江都、北巡大漠、修建长城、西征吐谷浑。这些事无一例外，都要征调男丁。

男丁从哪里来？客观地说，除了江南和西南，全国各地的百姓都接到过朝廷的调令，但是山东、河北、关中、河东等地，却是朝廷征调最频繁的地方。

当时朝廷是怎么用人的呢？

隋炀帝是大老板，他一声令下，朕要修建洛阳宫。官老爷们闻风而动，立刻给各州县的长官下条子，征调民夫送往洛阳。

中央朝廷的官员自然不会参与工程的建造，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设计图纸、管理项目经费、项目现场监督，以及后期的验收。至于修造工程，对民夫的调度使用，日常的伙食和薪酬，全都是地方官员和小吏负责。

地方官员的诉求是什么？

用最快的速度搞定工程，让上级领导们满意，让皇帝满意。因此，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这帮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官员们有良心，可能会督促民夫昼夜加班，良心被狗吃了的，直接上鞭子抽打，态度极其恶劣。修建洛阳宫的时候，因为工期太严，劳动强度太高，死伤者不计其数。

这还不算什么，地方官员不能白干活啊，除了拿朝廷的俸禄，是不是得从中克扣百姓的血汗钱？客观地说，朝廷为了修建洛阳宫，批了巨额的资金，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拿这笔钱。

以隋朝的国力，上马几个大工程根本不在话下。问题是，隋炀帝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老百姓刚刚忙完这里，就得启程赶往那里，实在是不堪其苦啊。

朝廷虽然给百姓分了不少田地，也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可男人们整天在外打工，根本就没时间照顾家里，再多的田地又有什么用？如果继续为朝廷服役，要么让田地荒芜下去，要么把田产卖给豪强地主，换取全家老小的生活费。

客观地说，修洛阳城、挖通济渠，工地上虽然死了不少人，可大家毕竟都还有盼头。直到朝廷上马大运河、征讨高句丽的时候，老百姓开始绝望了。

据史料记载，为了征伐高句丽，隋炀帝从全国各地征调了一百一十三万府兵，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河北和山东，这两个地方堪称是“扫地为兵”。这还没有算上在路上运送粮食和保障物资的百姓。

王薄，山东邹平（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人，祖上数代都是农民。

关于王薄的身份，究竟是府兵，还是负责运输的脚力，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因为运送的粮食被自己吃光，或者延误了军粮运送的日期，又或者接到朝廷的征兵令却不愿意去送死，总之都有可能。

不过，王薄是个会念书、会写诗的农民，田园里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但凡会点儿诗文，骨子里总会有一点自命不凡，不太愿意服输的傲气，那是一种才华的味道。

其他老乡都在埋头干活的时候，王薄便偷偷地观察他们的情绪，令他欣喜若狂的是，这帮老乡都对朝廷的苛政有所不满，暗地里也骂了无数次娘，可死活就是没人敢公开站出来，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

有一天，王薄趁老乡们情绪快要失控的良机，竟然学起了陈胜和吴广，在人群中喊了一嗓子：兄弟们，去了要死，不去也要死，索性反了他！

王薄的叫喊犹如黑暗中的一束亮光，将所有的沉默和愤怒都唤醒了。

“就是，凭什么让我们去送死！”

“干！”

“老子都快累死了，不干了！”

“造反吧！”

人啊，不管本性是善良还是邪恶，心底都住着一个小恶魔，一个人的时候不敢放它出来，可要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并不介意放出来狂欢一下。

有了带头的，有了闹事的，有了摇旗呐喊的，这事儿自然就能干起来。在王薄看来，想要做大家的领导，就得拿出点真本事，让大家心甘情愿地跟着你。

很快，王薄就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市境内）搞了个根据地，并自称为“知世郎”，意思就是自己知道天命所归，随后宣布扯旗造反。

自古以来，造反行动必须有四大标准配置：领袖人物、口号、粮草、根据地。

在我看来，造反口号是一等一的重要。

好的口号，最低的要求就是朗朗上口，比如：

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李自成：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最厉害的就是那种听了之后不造反都不好意思的，比如：

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薄想了想，自己毕竟是个文化人，不能随随便便搞出一句话来敷衍大家，于是躲在家里埋头苦思，绞尽脑汁写了几首诗：

《莫向辽东浪死歌一》

莫向辽东去，迢迢去路长。

老亲倚闾望，少妇守空房。

有田不得耕，有事谁相将。

一去不知何日返，日上龙堆忆故乡。

《莫向辽东浪死歌二》

莫向辽东去，从来行路难。

长河渡无舟，高山接云端。

清霜衣苦薄，大雪骨欲剜。

日落寒山行不息，荫冰卧雨摧心肝。

《莫向辽东浪死歌三》

莫向辽东去，夷兵似虎豺。

长剑碎我身，利镞穿我腮。

性命只须臾，节侠谁悲哀。

功成大将受上赏，我独何为死蒿莱！

这就有点做作了，跟你造反的都是一帮农民，连大字都不认识几个，谁又读得懂你写的酸诗臭文？王薄辛苦憋出的大作问世后，老百姓表现得都很蒙，不知所云，不过大家都看懂了第一句话，莫向辽东去！

这句话就是王薄起义军造反的核心宗旨。

王薄造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山东等地。在和平年代，敢公开和朝廷叫板的人都是狠角色，对待狠角色一定要尊敬。在王薄的煽动下，那些不想去辽东的人很快就聚拢在他的周围，数万人的业余农民军就此诞生。

第二类：在体制内混生活，却不受上级领导待见的人。

有些人可能非常豪爽，身边有一大帮酒肉朋友。有些人可能擅长武艺，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有些人可能有领袖气质，战略眼光超凡脱俗。总之，他们很容易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这类人的共同特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天下大乱的前夕，如果农民兄弟们不动，他们会很识时务的蛰伏待机，不务正业，一旦有人带头兴风作浪，他们就会趁机浑水摸鱼。

汉高祖刘邦、东汉末年的刘备、隋末的孟让就是这类人。

孟让，齐郡人（今山东省济南市），起义之前担任齐郡主簿，手中端的是政府的铁饭碗，至少在齐郡地界，孟让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身为朝廷官员，翟让肯定不会搞苦力劳动，他的工作就是坐在衙门内搞搞文书，传递一下信息，搞搞对外联络的工作，毫无压力，更谈不上什么性命之忧。

孟让的造反，史书上没有给太多眼花缭乱的解释，比如被上级领导恶心，家里被官府整得揭不开锅等。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碌之辈（隋朝为数不多的起义之后没有记载，不了了之的首领），造反也纯属发泄自己难以晋升，前途无望的愤怒，想要通过暴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三类：土匪黑社会。

这类人平日里不缺吃穿，手中囤积了大批粮食和金银珠宝，和体制内的人一样，农民兄弟不动，他们就不动，如果社会动**，他们依靠雄厚的财力，可以迅速拉起一支黑社会队伍。隋末的刘霸道就属于这类人。

刘霸道，山东平原人，祖辈都是朝廷的退休官员，家底非常殷实，到了刘霸道这里，直接变成游手好闲，广交朋友的豪侠，俗称地方豪强。刘霸道听说王薄等人起义造反，也心生了做皇帝的心思，因此广撒钱财，广发英雄帖，瞬间就招募了十来万土匪流氓，打造了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社会势力。

第四类：豪门望族。

应该说，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势力庞大的政治家族。家族成员要么在朝中担任显赫的职务，要么头上有公、侯等勋爵的光环，地位非常显赫，财力非常雄厚，在地方上很有威名。

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们属于统治阶层，利益既得者，一般会选择拥护朝廷。如果朝廷能够镇压起义，他们就会选择继续支持，如果朝廷失去了控制，他们往往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起兵勤王，趁机夺取政权。

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就是这类人，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精英，懂得蛰伏待机，不做出头鸟，却往往可以在群雄逐鹿中笑到最后。

客观地说，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可毕竟拿的锄头和木棍，碰到老实巴交的商人和老百姓还可以勉强抢劫一顿，如果遇到朝廷的官军，就只有被打得屁滚尿流的下场。

这一阶段的起义军业余到了极致，大家奋起反抗，纯粹是为了逃避朝廷的征调，或者是为了生存，又或者是嫌自己的命太长，想要投机取巧，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为何要造反。在军队规模、武器配备、造反理念上，第一批起义军无法对朝廷形成有效的冲击，可以简单理解为酝酿阶段。

不过，隋炀帝并没有掉以轻心，他责令地方官府迅速组织兵力平乱。至于隋炀帝本尊，则继续在前线布置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军事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