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终于获释。两个月以后，这位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凄然离开汴京城。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这似乎就是个写诗招祸的事儿。“苏轼哪首诗引发‘乌台诗案’”这一话题也常引起人们讨论，但细看来龙去脉，这事儿其实和写诗关系不大。确切地说，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不孝子”胡乱联想惹的祸。

当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谢上任表》，却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学生，曾因不守母丧遭世人诟病，却也因力挺“王安石变法”快速升迁。苏轼与这位“不孝子”原本也无过节，但苏轼曾写文赞誉北宋孝子朱寿昌，心虚的李定为此生出了“难不成在讽刺我”的联想，竟就这么结下了梁子。

于是这一次，趁着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火热推进，一向对“变法”颇多意见的苏轼，又是几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钉。李定就立刻上蹿下跳，先是伙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在宋神宗面前卖力地添油加醋，给苏轼扣上“托事以讽”“诋毁朝政”等大帽子。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在暗中“助力”，终于让宋神宗下了御旨，将苏轼从湖州押到京城下狱。

苏轼人生里最屈辱的一幕开始了。由于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们来到湖州，就直接进府衙抓捕苏轼，整个过程简直“如驱犬鸡”。进入御史台狱中后，苏轼又遭到了残暴的逼供审讯。当时同样被囚御史台，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北宋科学家苏颂，亲耳听到了苏轼每天受审时遭到的辱骂，并以诗文记录了那凄然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更令人不齿的，是李定等人给苏轼定的罪名。苏轼被捕入狱的由头是“托事以讽”，那么证据呢？李定等人随即展开行动，把苏轼那些年的所有诗文全部翻烂，逐字酌句地“找证据”，乍一看去，还真是很有“收获”。

比如苏轼的名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以两棵桧树挺拔的风姿，来表达刚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却被李定同伙舒亶抓住“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硬说这首诗在诽谤宋神宗。变法派重臣章惇气得愤怒驳斥：古往今来称号里有龙的多了，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难道这也诽谤皇上了？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们都当饭吃？

按照这个奇葩逻辑，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被他们说成“讥讽执大臣无能”，《次韵达章传道见证》也被扣上“指斥乘舆”的帽子，《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诽谤君父”的罪名。所有这些“罪名”，不是从苏轼诗文里断章取义，就是望文生义胡乱解释。

折腾到最后，连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了，听完苏轼的“罪证后”连连感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外加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也出面为苏轼求情，一度逼近死亡线的苏轼，这才逃过一劫，被贬去黄州。

但这场死里逃生的无妄之灾，也恰恰戳中了此时北宋的症结：一场“王安石变法”，固然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变法启动后，如李定这样的一批奸诈小人也乘虚而入，就凭投机钻营，就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这群人实干无能，却构陷有方，苏轼的悲剧只是个开始。

就在苏轼“乌台诗案”七年后，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当年“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之一蔡确，也被旧党罗织罪名，抓住其诗作《夏日游车盖亭》里的几处段落，硬给蔡确扣上“讥讪”的罪名。这位“元丰变法”时代的顶梁柱，最后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

到了北宋亡国前夕的宋徽宗年间，这种以诗文为“工具”的攻讦方式一度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就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北宋末年时都一度遭到禁毁。而到了靖康之耻前夕，外面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里当权的“旧党”们却在忙着痛骂王安石，闹出“不管炮石，却管安石”的笑话，敲响了北宋亡国的丧钟。

比起这些沉痛教训，更值得后人铭记的，是这场灾难里的苏轼本人。

在经历了死里逃生后，苏轼依然难忘自己当时绝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被贬到黄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地步。他曾向秦观叹息：“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此次灾祸对其心灵创痛之深。

然而，元祐元年，当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得势，“新党”们又惨遭清算，“王安石变法”将被全盘废除时，却是遭过“新党”构陷打击的苏轼站了出来。当时因“诋毁新法”获罪的他，却逐条驳斥了“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抹黑污蔑，为“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功业正名。

哪怕曾有“苦泪”，哪怕一度“不复做文字”，苏轼还依然是那个襟怀坦**、一心为国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