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楚生则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与焦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49
至男戏则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职业伶人，第二种是业余消遣，第三种是贵家戏社。职业伶人游行城乡，搭草台，临时演唱，民间重迷信，酬神赛会，必招戏班演戏，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间娱乐，汤来贺《梨园说》：
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词《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一七。纷然继作。然闻万历中，家庭之中，犹相戒演此，恶其导**也，且以为鄙陋而羞见之也。近日若《红梅》《桃花》《玉簪》《绿袍》等记，不啻百种。括其大意，则皆一女游园，一生窥而悦之，遂约为夫妇，其后及第而归，即成好合，皆徒撰诡名，绝无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无可喜，徒创此以导邪。
近来各乡从前质朴者，因演戏而习冶容矣。闻某村演戏，席罢之后，妇女逐优人而去矣；又见有嗜戏之家，处子怀孕，**非常矣……然乡村信神，咸矫诬其说，谓不以戏为祷，则居民难免疾病，商贾必值风涛，是以莫能禁之。50
故事的公式化，游园、定情、及第、好合四个段落，以及第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趣味。浙江绍兴一城就聚有这类伶人至数千人之多，刘宗周《与张太符太守书》：
梨园之为天下病，不能更仆数，虽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为独甚。斗大一城，屯拥数千人，夜聚晓散，日耗千金，养奸诲盗，且挟宦家之势以陵齐民，官司不敢问。51
伶人服饰至有值千金以上者。52甚至在崇祯十四年（1641）吴中奇荒之后，仍大规模演戏，徐树丕说：
辛巳奇荒之后……而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犹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者，种种恶状。然必有乡绅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无事，便为厚幸矣。53
业余消遣的，东南到处多有，浙江各地称为戏文子弟，陆容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
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悽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膺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54
江西则有永丰腔，唐顺之说：
永丰又素善为优，闾里浸**传习，谓永丰腔。使民**于欲而匮于财。55
贵家戏社则由巨家家优排演，供私人欣赏，角色俱经精选，陈懋仁说：
优伶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攘而有之，蝉鬓传粉，日以为常。56
明末最著者为山阴张家和桐城阮家。山阴张家从万历时理学名臣张元忭起到张岱三世都以声伎著名，张岱自述：
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此道，遂破天荒为之。有可餐班……次则武陵班……再次则梯仙班……再次则吴郡班……再次则苏小小班……再次则平苑茂子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艺，亦愈出愈奇。57
张岱自己也工于妙解音律，工于填词度曲。58傒僮到其家，至谓之“过剑门”。曲中经其一顾，声价十倍。59阮大铖则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时，张岱说：
阮圆海家优美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画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60
这一般乡绅不但谱制剧曲，蓄优自娱，并能自己度曲，厌倒伶工。沈德符记：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搢绅，留意音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座命伎，即老优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61
假如把明代的剧作家的身份做一个统计，将发现大部分是属于本文所说的这一阶级，主要的如朱权、丘濬、王世贞、汪道昆、梁辰鱼、汤显祖、陆采、张凤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铖……除第一个是亲王外，其他的全是进士，官阶从内阁大学士到县令。假如再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则将发现元曲的作者大多数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传奇的作者则大半是文人达官。这一对比的事实，从平民的艺术转变为贵族的艺术（文辞之细腻佳丽，故事题材之从日常生活转变为科名团圆），也正是这整个时代的趋势的说明。
仕宦阶级的另一种娱乐是赌博。缙绅士大夫至以赌博为风流，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祝允明：
长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冲：
长洲皇甫冲博综群籍，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迹，使酒纵博。
韩上桂：
万历间，韩上桂为诗多倚待急就，方与人纵谈大噱，呼号饮博，探题立就，斐然可观。62
最通行的赌博有两种，一种是马吊，始行于天启中，顾亭林说：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63
其发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说：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64
另一种是叶子戏，源于小说《水浒传》，以政府所出缉捕水浒群盗赏格数目及所指名之人图形博胜负，名为斗叶子，成化英宗时即已盛行于东南，陆容记：
斗叶子戏，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斗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为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不自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65
到万历末年，成为民间最流行的赌博，进士甚至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情形。内容又小变，有“闯”，有“献”，有“大顺”三牌，吴伟业说：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有曰闯，有曰献，有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66
举国上下，都**于赌博，结果如沈德符所说：
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夥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67
崇祯流寇四起，都自立名号，赌惯了叶子戏的就以叶子戏上最脍炙人口的绰号自名，闯、大顺之外，如闯塌天、立地王、一堵墙、曹操、老回回之类，大体上都是从叶子戏上的绰号演变而来的。
除狎妓、捧戏子、赌博这一类事以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人，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沾沾自喜，号为“收藏家”。明代前期称这一类人为“爱清”。陆容说：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68
嘉靖以后，此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沈德符说：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携李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叶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相国父子（严嵩、严世蕃），朱成公兄弟（朱希孝、朱希忠），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张江陵（居正）当国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69
严家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子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70这些书画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见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71内中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画，据李东阳的《怀麓堂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四艺蘅《留青日札》和《钤山堂书画记》、钱谦益《初学集》等书的记载，此图的主人有宜兴徐氏（溥）、西涯李氏（东阳）、陈湖陆氏、昆山顾氏（懋宏）、袁州严氏（嵩）、内府、嘉禾谭梁生等主人。徐、李、严三家都是宰辅，陆、顾则为世族。72由此可见这时代这风气之盛！可是从学术的立场看，这时代人对于古物的态度只是一种玩意、珍宝，收藏的风气虽盛，研究的成绩像两宋的《集古录》《金石录》《钟鼎彝器款识》《东观余论》《隶释》，讲形制，讲花纹，究文字，正史实的著作，却一部也没有。金石学、考古学的成为专学，直需等到下一个对明学反动的清代，在学术史上虚过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强地说，这时代人对金石学的贡献，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给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础。
他们另外一种兴趣是刻书，由于上文所说“书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进京时的人情或贿赂都以新刻书为贵，于是各地竞相刻书，各官竞相刻书，刻前人著作，刻经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丛书，刻类书。书籍数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说是这时代对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试读明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这一段时期书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难得。这种情形直到正德末年还是无大进步，顾亭林说：
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73
到正德以后，随吏治风气之日坏而刻书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坏，所刻书日益滥，内容芜陋，灾梨祸枣，嘉靖时唐顺之至大声疾呼抨击此等陋习，他指出当代文集之多而滥说：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减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竹木煤炭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
他又说：
居常以刻文字为无廉耻之一节，若使吾身后有闲人做此业障，则非吾敢知。至于自家子弟，则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欲其做此业障也。74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做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亦可谓木灾而已。75
可惜他身后仍然有闲人替他刻文集，刻杂著，做此业障！其实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滥而已，丛书、类书也一样。刻书到无新书可刻，而又非新书不够炫耀，不够送“礼”时，只好偷工减料，杂抄、类书应市。或者取巧，窃取已刻丛书，截足去腕，改头换面，伪造作者和书名，作为一新丛书面世。欺世盗名，贻误学者，明代后期刻书之草率，和类书、丛书之饾饤瓜剖，恶劣万状，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现存的明人文集而论明代的文学，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说到底还是曾经钻研经史，博读子集，学有根底的。自科举兴而开始有不读书的风气，士子除“四书”以外，不读他书。到中期王世贞、李攀龙反抗这潮流，提倡复古，不读唐以后书，唐以前的书，《史》《汉》诸子还是非读不可的。到后期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力反王李之说，遍主唐宋，文坛上有公安体、竟陵体之目，却索性唐以前也不读，唐以后亦不读，空疏之上加上浅薄，矫揉造作，模仿晋人语调，造一二隽语，今人名之为小品文。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会一两句口头禅，会喝会打，便可自命禅学，机锋。这是八股制度所产生的机锋文学，也是亡国文学。
由于乡里的、同年的、同门的观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党立派，乡谊重而国事轻，年谊重而是非乱。谈迁说：
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埈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闽、楚、粤、蜀远不具论。庚戌大计，江右淮抚李三才庇东林而诸党左矣。时攻东林俱见罪，四明至楚粤无一人台省者。天启初东林独盛，起邹元标，而江右亦东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东林也，福清叶白高、归德侯执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径，非东林不灵，波及诸生，如复社、几社不一而足，家驰人鹜，恐汉末标榜不是过也。76
大致地说，可以分为东林和非东林两派：
万历三十八年（1610）……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峻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织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挑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77
非东林系统复杂，即东林亦以地分左右：
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78
东林党人多名儒学者，以讲学相高，其意见往往可左右政治。非东林则多不为物论所予，为东林所攻击，窘而附于内廷的阉宦，由此又成为外廷的清流和内廷的阉人争夺政权的局面。两方互相排挤攻击，争门户，争封疆，争“三案”，争京察，不胜则纠纷错杂，不可究诘，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图顾全乡谊年谊，置国家利害于不顾。这一阶级是大明帝国政权的基础，基础崩溃，所建设的政权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轻一点的举、贡、生员，贵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党立派的刺激，则组织文社，自相标榜，以为名高。顾公燮说：
文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张天如等之应社……推大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复社。云间有几社，浙江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于复社。79
其学风好糅杂庄老，混合儒释，顾亭林说：
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老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80
空谈性命，不切实际。有讲求经世实用之学者则共目为迂，为疏，为腐，陶奭龄说：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之为迂为疏为俗。于是一入仕途，即相师相仿，以求入于俗而后已。如相率而饮狂泉，亦可悲矣。81
以抨击剿袭为能事，一书新出，即有一书讥评之，诗文则仿效时贤，亦步亦趋，了无生气。82黄宗羲讥为学骂，他说：
昔之学者学道也，今之学者学骂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家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俗吏，接庸僧数辈则骂考亭为不足学矣，读艾千子定待之尾则骂象山、阳明为禅学矣，濂溪之主静则曰盘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则曰是有方所之学也。逊志骂其学误主，东林骂其党亡国，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83
这上下两代人有四字宝诀，在登政府时应用，曰调停，曰作用，于慎行说：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宝诀，自谓救时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进退人才用调停二字，区画政机用作用二字，此非圣贤之教也。夫贤则进，否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为方，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84
甚至以留心国事为多言多事：
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同乡前辈来宗道谓曰：渠何事多言！吾词林故事，惟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85
又有三法，谢肇淛说：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闬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86
我们可以学他的话说：明代之无学术事功，是由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重心，这个特殊的新仕宦阶级所构成的社会风气和制度。由于这种风气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学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学术不能疗贫，事功不能致富，则此时代之无学术事功，正是此时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1943年1月10日于昆明瑞云巷三号
注释：
1.《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
2.《垂光集》卷一，《论治化疏》。
3.《承启堂稿》卷二六，《故锦衣党蓝田墓志铭》。
4.田艺蘅：《留青日札》。
5.《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6.《涌幢小品》卷九。
7.《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8.《徐文长文集》卷二〇，《赠妇翁潘公序》。
9.《杨文弱集》卷三三，《访据疏》。
10.《堵文忠公集》卷二〇，《救时二十议疏》。
11.《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12.《万历野获编》。
13.王崇简：《冬夜笺记》。
14.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
15.参见《明史》卷三〇七，《陆炳传》。
16.参见林时对：《荷锸丛谈》卷四。
17.《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18.《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19.《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20.参见《弇州山人四部稿·游金陵诸园记》。
21.参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娄东园亭志》。
22.参见《燕都游览志》。
23.《七修类稿》卷二。
24.《撰杖集·张南垣传》。
25.《小柴桑喃喃录》卷上。
26.《陶庵梦忆》卷四，《方物》。
27.《陶庵梦忆》卷八，《张东谷好酒》。
28.《五杂俎》。
29.《云间据目抄》。
30.《云间据自抄》。
31.参见余永麟：《北窗琐语》。
32.《明史稿·五行志二·服妖》。
33.《云间据目抄》。
34.《三冈识略》。
35.《己疟编》。
36.《见闻录》。
37.《明史》卷一〇五，《刘观传》。
38.《明宣宗实录》卷五六。
39.《明宣宗实录》卷五七。
40.《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41.《旧京遗事》。
42.《暇老斋杂记》卷四。
43.参见《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二〇。
44.《板桥杂记》。
45.《板桥杂记》。
46.《识小录》卷上。
47.《陶庵梦忆》卷二。
48.《陶庵梦忆》卷四。
49.《陶庵梦忆》卷四。
50.《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一七。
51.《刘子文编》卷八。
52.参见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53.《识小录》。
54.《菽园杂记》。
55.《荆川文集》卷一〇，《唐郎中嘿庵墓志铭》。
56.《泉南杂志》。
57.《陶庵梦忆》卷四，《张氏声伎》。
58.参见《陶庵梦忆》卷七，《冰山记》。
59.参见《陶庵梦忆》卷七，《过剑门》。
60.《陶庵梦忆》卷八，《阮圆海戏》。
61.《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6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63.《日知录》。
64.《荆园小语》。
65.《菽园杂记》。
66.《绥寇纪略》卷一二。
67.《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
68.《菽园杂记》。
69.《万历野获编》卷二六。
70.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
71.参见《胜朝遗事》本。
72.参见吴晗：《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73.《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
74.《荆川文集》卷五，《答王遵岩书》。
75.《荆川文集》卷五，《典卜无锡书》。
76.《枣林杂俎·逸典》。
77.《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78.《明史》卷二四四，《魏大中传》。
79.《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80.《亭林文集》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铭》。
81.《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82.参见《南滣楛语》。
83.《南雷文案》卷一〇，《七怪》。
84.《谷山笔塵》卷一六。
85.林时对：《荷锸丛谈》卷二。
86.《五杂俎》卷一五。